从私有到开放:二千年来中国图书馆的演变与重塑

文丨李澹也(方塘书社特约书评人)

在中国图书馆史的著作中,韩永进主编的《中国图书馆史》数得上是最大部头,四卷本,从先秦藏书写到现代,作者汇集了王余光、程焕文、肖希明等图书馆学界的大咖。有人说,了解中国图书馆的历史和公共阅读空间的演进,这是一部绕不开的书。

一、书藏高阁,馆署私有

中国藏书之所古已有之,司马迁在《史记》中说老子为“周守藏室之史也”,“守藏室”即为当时西周官方藏书机构。从先秦到晚清,藏书有官府藏书、私人藏书、寺观藏书、书院藏书之分,皆为私有性质,不会向民众开放。

古代官府藏书,民众鲜能一睹其真容。西汉建立后,经过秦朝的“焚书坑儒”事件打击,文化出现传承危机。朝廷开始从民间征集图书,广开民间献书之路,朝廷藏书大量增长,形成了兰台、延阁、广内、石室、金匮、石渠、天禄、麒麟、曲台多处藏书场所。当时书有古文经和今文经之分,很多为传世孤本。

随着藏书量的增多,汉成帝时候下令让光禄大夫刘向带其子刘歆等一众人专门进行过一次大规模的图书整理,图书按属性被分为六艺略、诸子略、诗赋略、兵书略、数术略、方技略六大类。

当时朝廷对这些书严格把控,非得皇帝允准,不得私借和录制副本。汉宣帝时候有个叫苏昌的官员有一次把国家书借给了大司马霍山抄写,后来落得被免官的下场,霍山也不得不“献城西第,入马千匹”以赎罪。

到了东汉灵帝年间,蔡邕奉旨整理国家藏书,后来将校订的七部儒家经典《周易》、《鲁诗》、《尚书》、《仪礼》、《春秋》、《公羊传》、《论语》刻在在洛阳太学门外,成为一时美谈,这是历史上少有的官府藏书对公众开放。这批石刻被称为“熹平石经”,目前河南博物院藏有其残片。

古代私人藏书最具代表性的当属明清时期江南的各大藏书楼。江浙一带的书业早在宋朝就已经很发达,今天古籍收藏界极其珍视的宋浙本就源于该地区。明清时期,江浙一度成为藏书楼最密集的地区,知名者有天一阁、皕宋楼、八千卷楼、铁琴铜剑楼等。

藏书楼空间私有,繁盛与衰落与主人的命运密切相关。最典型如皕宋楼,潜园老人陆心源在世时藏书总量达15万卷,藏书量在江南首屈一指。1894年陆心源辞世后,其子陆树藩不善守业,导致家道中落,欠下巨款,1907年皕宋楼全部藏书出售给日本静嘉堂文库,典籍流失海外,令人扼腕叹息。

二、走向开放,主体多元

古代私人藏书,空间私有,缺乏和社会公众互动,空间价值的发挥比较局限。

20世纪初,公共图书馆在我国出现。1901年至1911年清廷开展的新政自救运动过程中,建设公共图书馆成为当时文化革新的重要事件。在张之洞、端方等朝廷重臣的推动下,各省和中央相继建立起公共图书馆。

公共图书馆之“公”在于向民众开放,不设门槛。1910年主管文教的学部上奏朝廷的《京师图书馆及各省图书馆通行章程折》里头就讲,设立图书馆的目的在于“广征博采”,“供人浏览”。这是中国历史上首次大规模在政府倡导下设立图书馆,后人称之为“清末新政时期的公共图书馆运动”。

在这场运动中,河南不甘落后,1909年在开封城北的许家祠设立河南图书馆。

一直以来,图书馆被赋予社会教育功能。辛亥革命以后,随着通俗教育思潮的出现,通俗图书馆呈遍地开花之势。所谓通俗教育就是向普通民众灌输常识、培养公德,提倡民众注意卫生、谋生、公众道德和国家观念。这种对民众的启蒙在当时的中国极其重要。

通俗图书馆是承担通俗教育的场所,强调智育和体育并重,在空间规划上除公共阅览空间外附设公众体育场。此外,通俗图书馆与当时其他图书馆最大的区别在于免费向公众开放,这使得通俗图书馆深受民众欢迎。以河南为例,民初河南省政府设立的通俗图书馆数量达22家,其中有一处每天前往读书的民众数量就达600人。

随着公共图书馆的出现,公共阅读空间的社会价值得以彰显。封建王朝时期的阅读空间私有制被打破,民众拥有跨越阶层平等获取知识的权利。与此同时,公共知识、公共话语、公共表达等在我国古代前所未有的公权力变得活跃。而这些反过来又进一步推动了包括图书馆在内的阅读空间从空间设计到运用管理层面的进一步变革,不仅开办和运营的主体变得前所未有的多元,而且,理念和逻辑也是五花八门。

近年以来,随着国家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建立,我国阅读空间的发展速度前所未有。公共图书馆从中央和地方都得到了广泛的支持,从国家到省、市、县(区)各级,逐步形成完整体系。在城市,为打通“15分钟阅读圈”,政府主导、社会力量参与的城市书房遍布城市各个角落,比如,郑州的“郑品书社”、洛阳的“河洛书苑”就是城市书房的典型代表。在村镇,县级公共图书馆的分馆在乡镇设立,农家书屋遍及各个行政村。

与此同时,民办阅读空间也愈加多元。西西弗、言几又、方所、诚品等书店在传统书店经营基础上,将书店功能拓展成文化超市、众创空间、网红打卡地,形成品牌,在各大城市连锁经营;也出现了方塘书社这样的“小空间,大IP”模式经营下的“阅读+”多功能空间;在河南省内黄县,农家妇女李翠利在自家超市的一角打造成图书馆,供村里的孩子读书,开创了农村阅读推广的新形式,一时间获得了广泛关注。

三、人间天堂,无尽故事

阿根廷作家博尔赫斯说过,如果人间有天堂,那一定是图书馆的样子。

博尔赫斯是作家,也是一位图书馆学家,他先后担任过布宜诺斯艾利斯市各公共图书馆的职员和馆长、阿根廷国立图书馆馆长。

他还说过另外一句话,知道的人不多,“命运赐予我80万册书,由我掌管,同时却又给了我黑暗”,说这句话时候大概是1955年,他还担任着阿根廷国立图书馆馆长,那一年他开始双目失明。

2019年他的遗孀玛丽亚·儿玉在上海举办的“博尔赫斯的地图册——豪尔赫·路易斯·博尔赫斯和玛丽亚·儿玉旅行摄影巡回展”在上海开幕。玛丽亚·儿玉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谈及博尔赫斯,“他平时讲话也是这样,娓娓道来,与他讲话像是在阅读,是一种享受”。博尔赫斯在图书馆待久了,他也成了图书馆。

将图书馆视为人间天堂的不止博尔赫斯一人。

2020年的6月,一位来自湖北的农民工向东莞图书馆告别。他在留言簿上写下这样一段话:“我来东莞十七年,其中来图书馆看书有十二年,书能明理,对人百益无一害的唯书也。今年疫情让好多产业倒闭,农民工也无事可做了,选择了回乡。想起这些年的生活,最好的地方就是图书馆了,虽万般不舍,然生活所迫,余生永不忘你,东莞图书馆,愿你越办越兴旺。识惠东莞,识惠外来民工。湖北农民工,2020.6.24。”

很显然,这位远走他乡的游子,在图书馆得到了心灵抚慰和情感寄托。

在我们看来,图书馆存在的本质是为人类服务,不管图书馆空间如何演进、功能如何叠加,人的核心地位始终不变——图书馆无门槛,任何人都可以进馆读书,图书馆服务无差别,来馆的都是读者。

“我无权拒绝他们来读书,但您有权离开”,这是杭州图书馆馆长褚树青对允许流浪者和拾荒者进入图书馆有异议者的回复。该事件的另一主角是韦思浩。韦思浩是进入杭州图书馆读书的拾荒者一员,2015年车祸辞世后,人们发现他不仅是一名中学退休老师,也是一位二十多年一直默默为教育事业匿名捐款的公益人。

是的,再大部头的《中国图书馆史》,也有读完的那一刻,但那些与图书馆有关的那些美好的人和事,却是永远也讲不完道不尽的,而这,也正是以图书馆为代表的公共阅读空间所具有的无限魅力的体现之一。

参考文献:

韩永进主编:《中国图书馆史》(4卷),北京: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7年。

来新夏:《中国图书事业史》,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

李希泌等主编:《中国古代藏书与近代图书馆史料》,北京:中华书局,1982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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