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县域经济”到“都市圈经济”,京南小城固安做对了什么?

文丨叶一剑(方塘智库创始人)

【一】   

截止到目前,我们对固安的持续关注已经持续将近十年了,在这期间,我们也曾无数次将这里的发生的新型城镇化实践作为典型案例之一,推介给很多地方政府和市场投资机构,固安产业新城也曾无数次出现在我们关于园区经济、新区新城、区域战略、县域经济、新型城镇化等主题的研究性文章中。

在我们看来,虽然因为固安与北京距离较近的独特区位优势,让其转型发展的速度在其它很多县域可能无法复制,但固安的县域经济转型逻辑、开放态度、合作模式和价值取舍,以及与此密切相关的产业新城营造逻辑和实践,对中国很多迫切需要转型发展的县域而言,还是具有广泛适配性的,其中,至少有两个方面是尤其值得关注的,一是推动县域产业结构调整的问题,二是优化县域城镇空间布局的问题。

比如,对很多县域而言,基于当地的资源禀赋或传统的产业积淀,基本上都有一两个主导产业,产值规模基本上都在百亿左右,对当地的税收、就业和产业带动等具有重大影响,但面对新的市场环境和全球产业变革,这些产业也都面临着严峻的转型压力,而且,可以肯定的是,在新的消费和市场竞争环境下,仅靠当地的人力资源、管理水平、资金投入等,是不太可能实现这些传统产业的成功转型的。

在此背景下,引入具有全国乃至全球资源配置能力的市场机构和平台型企业,就成为必然的战略选择,这些市场机构和平台型企业要么能够直接介入到当地传统优势产业的转型当中去,要么能够为当地带来新的具有更强竞争力的接续产业,只有这样才能确保这些县域的产业结构调整和经济转型升级,否则,我们看到的不仅是大量县域经济的塌陷,还可能是很多县域经济的实质性破产(对此,相信很多县级政府是冷暖自知)。

关于这一点,华夏幸福与固安地方政府将近20年的合作,不仅表明了县级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的可能性和重要性,而且还为我们提供了一个经受住了十年以上的时间检验,并成功穿越不止一个区域发展周期的合作案例,这一案例虽然谈不上完美,但无论是对地方政府来讲,还是对社会资本而言,都可谓是一次长期双赢的合作。

华夏幸福官方网站上的数据显示,自2002年开启固安产业新城的建设运营以来,为当地累计招商引资额超过了1400亿元,累计引入企业超过600家,累计引进高层次人才超80位,引进高校、科研机构超过30家,这在客观上也直接助力固安每年的财政收入实现了百亿级的突破。

从具体的产业结构来看,与此前所谓的钓具、肠衣、滤芯、塑料“四大金刚”不同,按照官方发布的信息,在产业发展方面,固安产业新城内已经构建起了“313”现代产业体系。

具体来讲,在电子信息产业方面,固安是唯一拥有京东方、维信诺两大龙头企业的县域城市,已形成新型显示产业快速增长的良好产业生态;在航空航天产业方面,拥有完整航天产业链,以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和中国航天科工集团两大龙头资源为依托,聚集130余家航空航天企业;在生命健康产业方面,拥有国家级孵化器和国际交流孵化器,现已集聚包括业内全球领军企业在内的企业60多家;在科创产业方面,2019年5月17日,“京南科创谷”正式发布,定位京南科创孵化策源地,聚焦拟上市的科创企业,从资本、技术、人才等多个维度助力企业发展。

也正是因为有如此成效,使得固安产业新城直到今天都是华夏幸福整体产业新城布局中最经典的案例之一,也是商业收益最好的项目之一,更是综合效益最好的项目之一,甚至可以说,“如果没有固安产业新城,就没有华夏幸福今天的发展”。

而根据固安政府工作报告,2019年,固安地区生产总值预计完成305亿元,同比增长6.5%,财政收入完成96.2亿元,城乡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预计分别达到39611元和17454元,三次产业结构比达到13:19:68。这样的产业结构显然与很多县域经济的产业结构有明显的不同,产业转型升级的效果可谓是非常明显。

当地政府和华夏幸福新的共同目标诉求和发展愿景之一是“科创城市”,通过全球资源整合,将固安产业新城打造成为“全球技术商业化中心”,创新实践“全球技术、固安加速、中国创造”的发展路径,通过构建高科技研发制造与高端现代服务业协调发展的产业体系,搭建“技术导入-技术研发-中试孵化-技术商业化”的全产业链服务体系,完善技术交易、金融服务、创新创业等服务平台,形成功能齐备的科技成果转化生态系统,加速技术商业化,积极推动全球技术在本地和中国的市场化转化,进而使得这一地区开始扮演面向全国乃至全球的新兴产业、产品和服务的孵化基地的角色,甚至在全球技术商业化版图以及全球科创地理中,占据一席之地。

这一目标诉求和战略愿景一旦获得实质性突破,固安的区域价值分析框架将发生重大的改变,一个属于固安的区域新价值时代,将不仅是因为其距离北京天安门正南50公里的区位优势,而是因为这里可以距离全球市场、资本、技术和人才更近,并可能为京津冀都市圈的高质量发展提供人居环境、科创平台、产业协同等方面的独特支持。

【二】   

在十年前我们开始关注固安的时候,有两个直接原因:一个是我们当时就注意到京津冀地区区域发展中的一些怪现状和困境,并致力于展开对京津冀持续的现场调研和专题研究(成果之一是出版了《困境:京津冀调查实录》一书);另一个是我们对产业新城这种区域开发和城市发展模式的兴趣,并尝试做持续的跟踪研究和样本化的观察,背后的道理很简单,如果一个发展平台不但能够解决产业集聚问题,还可以解决城市建设问题,甚至还能够通过产城融合、城乡互动区域和城市整体的治理水平,这个发展平台别说是对县域经济转型而言,对各个行政区划尺度下的新型城镇化而言,都是有价值的,甚至可以通过这种新城和片区营造模式对国家一系列区域发展战略和重大改革命题形成支撑。

固安可以说是很直接地向我们路演了这两个问题在基层实践中可能的发展轨迹和图景。在我们看来,固安这些年之所以能够以一个相对成功的县域经济转型发展样本,进入很多专业研究者、政府决策者和市场投资者的视野,与华夏幸福这家企业以及这家企业与当地政府合作推进的产业新城项目有直接关系。

截止到目前,对固安来讲,固安产业新城已经成为当地最具竞争力,也最能代表当地当下发展水平和未来发展前景的城市新片区(当然,对华夏幸福来讲,固安产业新城早已是其产业新城业务布局中最具代表性的也最成熟的标杆项目,直接推动了企业一步步从一个地方房地产开发商升级为领跑于行业的产业新城运营商,并为企业更综合的转型升级和裂变式繁荣提供了强大的现金流、品牌、人才和平台等多方面的支撑)。

我们知道,作为一个县域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县城的城市化质量和水平对县域经济的发展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但在过去十几年的发展中,大量县城的空间拓展和营造逻辑,都过多的被单纯的地产开发所主导,很多县城虽然完成了县政府向新城区的搬迁,但整个新城区除了绿地、水面和小区之外,并没有实现新兴产业的集聚和公共服务均等化的同步发展,随着县城在中国新的城市化进程中的角色定位的转换(由以前主要服务于县域本地“三农”发展的定位,开始向一个功能齐全的城市经济定位转变,并通过这一城市平台直接推动县域的高质量城市化,不但要解决县域的经济增长极的问题,还要解决县域居民非农化的就业问题,还要解决推动整个县域经济转型发展的资源配置平台缺失的问题),很多县城作为城市型经济载体的短板就很快凸显了出来,不但要面临老城更新的问题,还要面临新城产业空心化的问题。

从这个角度来看,当地政府和华夏幸福合作推动的固安产业新城对固安的价值贡献就不仅仅是推动县域产业结构调整,更表现在对固安相对高质量的城市空间供给的价值,让固安至少提前了十年完成了其县域城市经济发展的布局。

当然,如果从2002年6月奠基开始算起,固安产业新城已经走过了将近20年的时间,所以也被业内称为中国第一代产业新城项目。在我们看来,经过将近20年的发展,固安产业新城至少有个特征和现象是值得关注的:

一个就是,固安产业新城早就过了纯粹的传统招商引资优先的阶段,而是在区域内部已经形成了产、学、研、投、消(指消费,随着这一地区集聚的人口越来越多,事实上已经构成了一个基础消费市场,并成为区域内产生的创新服务和产品的基础消费市场,为这些产品和服务的原始积累和快速成长提供了支撑,这也是城市型经济的基本特征之一)互动发展的内生性产业变革环境,在此环境下,更具创新性和原生性的团队和项目出现的概率就提高了,让固安可以超越对北京资源外溢承接的传统分析框架来重新思考其地区发展的战略和策略,也让固安在京津冀地区正在经历的剧烈重构中可能扮演更加主动和重要的角色。

另一个是,固安产业新城的产业迭代更新已经开始发生,有些当年被作为龙头企业、功勋企业和新兴产业代表的企业,在新的产业竞争环境和区域发展目标之下,开始成为被淘汰被腾退的对象。这是不以地方决策和既有的落地企业的意志为转移的,面对新一轮的全球产业变革和区域经济发展环境,固安和固安产业新城也需要以更快的节奏和更开放的视野主动推进当地的“腾笼换鸟”规划和行动,以释放出更大的发展潜能,适应于京津冀协同发展的战略背景,适应于都市圈时代的发展逻辑,而不仅仅是从县域经济发展的角度来看待自己的产业结构调整、城市空间布局和区域社会治理等。

【三】   

应该说,直到目前,固安产业新城的发展都是比较成功的,不仅很好的适配了中国经济以及固安所在京津冀地区的区域经济转型发展的周期特征,较大程度上分享了区位优势、产业集聚和土地增值的红利(这从华夏幸福的企业成长和固安当地的县域经济发展中可以明显看出),更重要的是,经过这些年的发展,无论是从城市空间布局来看,还是从生态治理、产业集聚、人口结构、社会治理等方面来看,相对全国绝大多数县域和北京周边的其它地区而言,固安已经积累了较好的基础。

尤其是在其固安产业新城片区,通过当地政府、产业新城运营商、入驻企业共同努力,初步实现了新一轮的产业迭代和科创生态的构建,在全球产业变革和区域经济调整越来越快越来越具有颠覆性的背景下,在京津冀协同发展进入新的阶段并呈现出都市圈化的背景下,在区域轨道交通、区域水系治理和大兴国际机场等重大基础设施出现重大变量的背景下,为固安从“县域经济”的样本地区,进入“都市圈经济”的样本地区,提供了较好的基础和条件。

今天的固安显然再也不是十几年前的固安了,固安新一轮的转型发展正站在新的时空节点上——在面对其自身既有的存量的发展资源的基础上,考虑到周边地区正在出现的包括雄安新区建设、大兴国际机场运营、北京城市功能历史性调整、中国科创新时代的来临等一系列新的战略变量,再加上京津冀地区正在经历的历史性变迁,对固安的新价值的发现、讲述和策动,也需要打破单一的价值维度和视角(尤其是单一的地产化的思维和视角,在我们看来,不仅是对固安而言,在新的发展背景下,对任何区域和城市而言,单一的过度的地产化城市观察和城市决策都是危险和不足取的),新的价值维度和视角背后的关键词至少包括:区位、枢纽、生态、科创、文化、社会、民生、产业、就业、都市圈等。

以固安与大兴国际机场的互动逻辑为例,随着北京大兴机场固安航站楼正式启用,这使得从固安到大兴机场乘机的交通和时间成本将比北京的很多地区性价比还要高,让固安的1小时和2小时通勤圈获得极大拓展,并大幅度提升其国际连接性和通达性。这被解读为固安新近获得的巨大战略红利。

在我们看来,这种解读当然没有问题,但还应该进一步思考的是,作为一个新兴的超大型国际机场,大兴国际机场这么重要的基础设施,是不可能孤岛化的存在和发展的,必须要有足够的腹地来支撑,尤其是周边的临空地区,通过机场自身与周边地区的良性战略互动、资源互动、功能协同,在互相赋能中以“机场都市”的完整形态实现螺旋式上升;也只有这样,这个机场才能成就或者在最短的时间内成就其独特价值,才能共同把区域价值的蛋糕做大,周边地区也才能获得最大的发展红利。

所以,在我们看来,对北京资源外溢的承接,可能会成为包括固安在内的北京周边地区快速发展和转型发展的重要原因和条件之一,但是,以固安为代表的北京周边地区,也到了一个重新思考其与北京以及整个首都经济圈地区的互动关系的时候了——不仅要思考如何对接北京新一轮的城市功能定位调整,如何承接北京的资源外溢,如何充分利用包括大兴国际机场在内的北京的重大基础设施布局所带来的发展红利,等等,还要立足于其自身所形成的宜居生活环境、产业集聚基础、新型人口结构、城市空间格局等条件,致力于为大兴国际机场的发展做好配套,为北京全球科创中心的建设做好服务,为北京的人口疏解和减量发展做好支撑,为京津冀协同发展的大局提供独特支撑,等等,在承接发展、配套发展、独立发展、协同发展之间找到最佳的平衡点。

这是典型的“都市圈经济”的思维方式和战略选择。站在新的时空节点下,针对固安新一轮转型发展的洞察和研判,最大的思维创变之一可能就是,突破对“对外承接”的过度信奉甚至是依赖,较多的立足于“对外服务”和“开放共享”的理念来创设新的发展战略(就像固安明确提出建设“科创城市”的目标那样),构建新的发展平台,布局新的项目载体,推进新的社会治理,唯有如此,才能在未来五到十年内,成就一个县域经济框架下的“小城固安”(物理空间或者说行政辖区内的固安)的新价值时代和都市圈经济框架甚至是全球经济框架下的“大城固安”(区域影响、全球产业链和价值链重塑意义上的固安)的光荣与梦想。

那么,面对一个已经开始进入“都市圈经济”阶段的固安,当地政府、固安产业新城、市场投资机构,甚至是热心的城市研究者和观察家们,从认知框架到战略规划,从投资逻辑到产业选择,从项目布局到社会治理,等等,都准备好了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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