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一剑:警惕“无就业增长”对城市的伤害

文丨叶一剑(方塘智库创始人)

在我们最近针对国内几个热门地区和城市的调研中,有几个现象让我们印象深刻,并引发我们更进一步的思考。

其一,深圳的产业外溢不是一般的普遍,从郑州到南京,从合肥到西安,当地增量的产业集聚和发展,与来自深圳的企业在当地的落地发展,有着直接的关系,我将这普遍的情况称为这些城市招商引资的“深圳现象”。这些企业有的是存量业务的转移,有的是增长扩张式的转移,有的甚至是把企业的总部也转移到了其它地区,而且,这种产业转移的过程中,还存在链条化转移的情况,就是一家企业的迁移,还带着自己的“朋友圈”转移(产业承接地称之为“以商招商”),于是,让我们更加好奇的是,深圳当地的产业集聚和发展正在经历着什么?这种密集的产业外溢,将对深圳新一轮的城市转型发展产生怎样的影响?

此外,在大部分地区都在经历房地产转型和地方债务化解“阵痛”这一背景下,这种与深圳密切相关的“南产北上”和“东产西进”对中国的区域协同发展甚至是整体性的经济社会转型产生深刻影响的同时,作为“传统产业蓄水池”和“新兴产业孵化器”的深圳,其时代价值也就有了新的内涵。

其二,这些包括明显带有跨区域产业转移特点的新一轮产业集聚,其背后的驱动力是多元的,表现之一是,带有高层次人才和人力资源返乡创业的色彩。比如,从深圳转移到河南新郑的一家做大型显示电路板的企业,最初的动因之一是,该企业的高管之一在深圳打拼20多年后希望回河南创业生活,就推动自己所在的企业在河南成立分公司。该企业在和地方政府的沟通过程中,综合考虑当地政府给予的优惠政策和当地的劳动力、租金等成本的优势,不仅进一步扩大了在当地的投资和产能,还进一步考虑将总部搬到郑州。

在我们看来,这种因为地缘和亲缘关系而带动的产业转移(当然,有的只是动因之一,或者只是在前期发挥了关键作用),正在成为很多地方产业发展的机遇之一,再加上越来越多的地方政府对当地外出人才返乡创业支持力度的空前加大,这种现象在接下来还会继续存在。

与此同时,我们也注意到,以80后和90后为代表的年轻人返乡就业的情况也越来越多,这些人有着高学历,甚至在海外有过留学经历,在北上广深等大城市工作生活多年,并曾就职于跨国公司和国内产业的头部企业,他们已经并将继续成为自己家乡所在的内陆省份和城市(尤其是省会城市和以省会城市为中心城市的都市圈内)新兴产业发展的“关键先生”——不仅为当地承接更多新业态、新产业的转移提供了劳动力和人力资源支撑,这些人还将可能成为当地高起点推进创新创业的人才支撑。

对此,地方政府和既有的企业决策,应该有所思考,并作出系统性的持续的布局和安排,在不断优化当地普适性的营商环境的同时,把这些同乡资源用好。

其三,地方政府的直接财政补贴甚至是直接投资入股,正在成为很多地方政府招商引资的手段和工具之一,这带给我们的启示是多元的,甚至有一定的警示色彩。与之前招商引资中很多地方祭出的“土地、税收和劳动力”等博弈条件不同,在新一轮的招商引资“大战”,对地方政府的考验是多方面和综合性的,其中,直接财政补贴和投资能力,正在成为决定性因素之一,这被招商引资人员戏称为“买产业”。

这种“买产业”的招商引资方式之所以愈演愈烈,与两个逻辑相关。一是与地方政府对当地发展产业的强烈渴求有关,而这又与当下土地和房地产市场不景气有直接关系,哪怕是最落后的地区的决策者,也都已经明白,没有产业的发展,地方经济是不可持续的,也是没有未来的——越是产业基础薄弱的地区,对产业导入的渴求越是强烈,但在产业基础薄弱地区,产业尤其是新兴产业“从零到一”的跨越几乎只能靠政府的直接介入来实现,这在招商策略中也被称为“资本介入式招商”。这种招商模式以前就有,只不过在新一轮的地区转型发展中,当土地供给不再有吸引力,税收优惠可操作性空间变小以后,这种方式被更频繁的使用,有些地方的补贴力度也是越来越大,尤其是在遇到两地或多地争抢一家企业的时候,有的地方更是“不惜血本”。

另一个原因是,很多地方政府也将这种资本介入式招商当作一种投资行为,不仅可以为当地引来一家企业和一个产业链,客观上为当地解决一部分就业,增加税收收入,而且,还可以从投资过程中获得直接的投资回报。关于这一点,合肥市通过其国有企业投资蔚来汽车在一年内获得高额投资回报的案例,已经让合肥的这一操作成为网红级存在,当地存在的一个段子是,随着蔚来汽车股价的持续飘红,合肥市也对外发布了更为雄壮的地铁建设规划,“有钱就是好啊!”

大概率事件是,这种招商引资中的“合肥现象”或将在更多地方政府被复制,地方政府不仅舍得直接拿出真金白银进行补贴,而且,还将直接以参股的形式进行介入,以实现所谓的多元化“补贴收益”,但问题是,前景真的就这么乐观吗?

在我们看来,这种资本介入式招商的风险是很大的,这种风险不仅体现在对地方政府决策者的风险(一旦这种投资出现亏损,就可能使相关决策者直接触犯“国资流失”的红线),还体现在地方政府对产业误判的风险,而且,哪怕出现了误判,企业落地后运营风险暴露,考虑到相关决策者的权威,在其任期内也会选择“将错就错”,让地方上为这种误判付出更大的纠偏成本。

在我们此前调研中就发现,有些长期、过度依赖地方政府补贴的所谓的“明星项目”,虽然依然光鲜的存在着,其企业负责人依然高调的出现在电视镜头中和领导视察的画面中,但实际上对当地的财政安全已经构成了直接威胁,只是不到最后时刻,大家都不愿意捅破那层窗户纸而已,这造成了大量的资源浪费,挤占了其它优秀企业发展的空间,有的还直接引发了大量的社会问题。

更关键的是,这种由地方政府直接参与的过度的“资本介入式招商”,从本质上还意味着地方政府职能的错位,除了投资过程中可能遭遇的投资风险和财政风险外,还需要从政府的道德风险的角度加以关照——当“政府什么都能干、什么都应该干”越来越成为共识的时候,包括地方债务在内的地方转型的风险不是在降低,而是在以更快的速度积累,对此,国家有关部门和地方上清醒的决策者应该有明确认知,并做相应的有针对性的政策和制度安排。

其四,除了这种激进的“资本介入式招商”外,作为产业承接地的中西部一些地方政府,在推进当地产业集聚和转型过程中,另一个值得关注的现象是,往往表现出对所谓的新兴产业的过度追捧。比如,新能源汽车火的时候,就大力发展新能源汽车,人工智能火的时候,就大力发展人工智能,芯片事件一出现,又开始大力发展芯片,全然不顾当地的资源禀赋、产业基础、人力资源和投资能力等与这些产业的适配度,以至于很多所谓的热门产业在当地的发展轨迹是:大招旗鼓签约,热热闹闹开工,轰轰烈烈宣传,悄无声息落幕。

就像此前媒体公开报道的一个案例,此前政府高调规划推出的国际动画产业园,在实际投资运营过程中,却根本没有入驻什么动漫产业,倒是成了露天烧烤大院,后来因为媒体的公开报道才被扒出这段故事,否则的话,作为一个所谓的国际动画产业园作为烧烤大院一直存在下去也未可知。

在我们看来,这种所谓的对新兴产业的过度追捧,除了导致地方政府本来就有限的资源的错配以外,另一个值得警惕的问题是,在地方政府大力推进这些所谓新兴的前沿的产业发展过程中,对当地的就业不但没有直接的帮助,而且,还间接的破坏了当地本来就岗位供给不足的就业市场——大量的财政和政策资源都投向了这些所谓的新兴产业,客观上就挤压了其它产业的发展空间,而这些所谓的新兴产业,有的根本就没有进入实际的生产环节,也就根本没有带来什么就业,就是有实际的生产,这些产业要么是自动化程度很高,对劳动力的替代效应明显,对当地的就业贡献也是不大的(虽然对机器人的使用对就业的影响存在争议,有观点认为机器人每替代一个工人岗位会同时创造更多的岗位,但那是需要在完善的人力资源培训和公共服务配套支撑的前提下才能发生的,对此,很多地方政府不但没有相应的配套,甚至还没有意识到这个问题)。

所以,虽然我们看到很多后发地区的经济增长速度这几年明显快于全国的平均增长速度,在针对当地经济发展的媒体宣传中,也经常闪现着看似很先进和前沿的企业,但实际上支撑这些地区经济增长的还是投资,虽然这些投资由之前的房地产投资变成了所谓的产业投资,甚至还是前沿产业投资,但对当地就业和消费的拉动并没有太大贡献,这显然与国家“就业优先”战略是不一致的。如果再考虑到这些投资背后很多体现着当地政府直接投资和补贴的影子,这些产业投资背后的资源错配甚至是腐败风险,对地区和城市发展的伤害更是值得警惕的。

所以,调研归来,可谓是喜忧参半,面对正在发生的“南产北上”和“东产西进”,以中西部为代表的所谓的“后发地区”,一方面正在迎来本地产业转型发展的契机,另一方面,一旦决策失误甚至是执迷不悟,失去的不仅是新一轮的发展机遇,还将让自己的区域和城市陷入“相对负增长”甚至是破产的危局。这虽然不是中国区域和城市转型发展的新问题,但绝对已经是一个迫切需要严肃对待的问题,列车已开动,请各自系好安全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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