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望:武汉是长江经济带战略中受益最大的城市

编者按:

区域新变局,价值新高地。

目前,都市圈不仅是观察中国经济社会转型和发展的最重要视角和窗口之一,还是分享中国经济发展红利的最重要的空间和平台依托。

10月29日,由清华同衡规划设计研究院城市营销研究所和方塘智库联合发起主办的“你好,都市圈!”云沙龙第二期,邀请了“秦尊文、新望、袁牧和叶一剑”4位嘉宾,就“大城武汉,向新而生”这一主题展开对话,从战略化、价值化、故事化等角度思辨武汉都市圈发展的背景、逻辑和演进路径。

云沙龙在腾讯网直播,接下来我们将摘编部分观点,以飨读者。

本期推出的是经济学博士、中制智库研究院院长新望的主要观点。

文丨新望(经济学博士、中制智库研究院院长)

在今天这个时期,不管是讲城市圈还是都市圈,不管是讲城市的发展还是产业的发展,我们必须要明白现在我们所处的世界历史的新方位。我们现在面临的新发展环境被概括为新发展格局,中央有一个说法就是要做好较长时间内外部环境变化的思想准备和工作准备。武汉未来的产业发展和城市发展,也必须先研究清楚我们目前面临的新的发展环境和新的发展格局。

1、新的全球化进程,新的武汉角色定位   

总体上来说,从2018年中美贸易摩擦以来,世界经济一直都面临着新的不确定性,尤其是从2020年初的新冠疫情以来,更是冲击了世界经济的发展。但是现在我们可以确切地说,在整个世界大的经济体当中,中国经济是一枝独秀,这也充分展示了中国这个超大经济体非常好的韧性。

武汉这么一个千万级人口的大城经历了封城、停产和停工,然后对抗疫情,疫情结束后,接着开始复工复产,复苏经济,武汉在这方面做的非常好,而我们整个中国在经历了疫情之后,外汇、进出口、股市、和GDP增速等各个方面也都非常好。但是总体上来讲,我觉得至少应该是5到10年的时间内,世界外部环境的发展还是非常复杂和充满不确定性的。尤其是目前面临的两大不确定性:一是新冠疫情在全球还没有得到有效的控制,二是中美贸易摩擦也变得越来越复杂。

现在我们提出以内循环为主体的内外循环互促,是不是意味着外循环就断了?我觉得这个理解有严重的问题——我们以内循环为主体,绝对不意味着外循环就断了,而且客观上讲,无论是从我们经济发展的现实来看,还是从目前所具有的基础来看,中国和世界脱钩,中国和美国脱钩也是不现实的。

在新一轮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基于数字互联,基于新一代信息技术的这种超级全球化有可能即将到来,中美贸易摩擦只不过是这一轮新的全球化前夕的一些磨合或争论,全球化仍然是人类社会发展的主流,所以,我们的外循环在未来仍然是必要的,也是必须的。

在我看来,未来经济全球化仍然存在,只不过中国未来的经济全球化可能是基于内需的全球化,从原来粗放型的全球化转向一个精致的全球化,从客场的全球化变成一个主场的全球化。

实际上,自十八大以来,我们这些年已经有了一整套的发展理论。最早我们提出发展的新阶段,就是从速度型发展进入到质量型发展;新理念是指五大发展理念,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新动能是从原来的出口拉动变成内需的拉动,从原来的投资驱动变为创新驱动;现在又提出新格局,就是以内循环为主体,内外循环互动,那么,武汉的发展和未来的定位也必须放在这样一个新阶段、新理念、新动能和新格局之下来做思考,现在我们提出以内循环为主体,那么,这就意味着所有的地区、城市和产业在未来都必须着眼于内循环这一主体。

2、新的发展格局,新的武汉价值   

目前,中国的人均GDP已达到1万美金左右,尤其是我们拥有全世界最大的中等收入群体(4亿左右),所以中国的内需市场也到了该启动的时候。

而且,我们的消费环境也发生了革命性的变化。比如,支付有微信和支付宝,社交有微信和微博,购物有淘宝和京东,会议有腾讯会议和钉钉会议,通讯有5G,吃饭有美团,交通有滴滴,物流有顺丰,等等,中国这样一个巨大的内需市场已经到了以内循环为主体的时候。

畅通循环在经济学领域有两种重要的思路:一种是从供给侧着手打通堵点,打通受制于人的环节和卡脖子的技术;另一种思路是启动内需市场,打通中国整个市场内循环。

未来中国所有的城市和产业在内循环当中,尤其是在新格局和新发展的环境背景当中,如何更好的实现内循环,我觉得重点要处理两个关系:第一个是处理好自主创新与开放创新的关系;第二是处理好举国体制与市场主体的关系。

武汉也是如此,作为一个内陆的中心城市,它的自主创新当然非常重要,但同时它也要继续坚持开放创新,两者并举。

内循环除了要处理好两个关系之外,还有一个空间载体的问题,最明显的体现是中共中央、国务院在《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2014-2020年》里提出的“两横三纵”的概念,我觉得这是我们现在讲内循环时非常重要和关键的空间载体。

中国区域之间的差异非常大,因为生产要素的布局和交通的变化出现了线状和条状的变化。比如,高铁、地铁等轨道交通和高压线、地下管网走廊以及光纤等布局方式,都是按照中国国土的一个基本骨架来布局的,这些年我们采取的城市化发展战略是线状战略和圈状战略,未来生产要素的布局和内循环的主干道其实也是“两横三纵四大圈”的概念。其中“两横”是指北面的陇海线沿线和南面的长江经济带;“三纵”是指沿海、京哈京广、包昆通道沿线;“四大圈”是指珠三角、长三角和环渤海等东南沿海的三大经济圈以及成渝双城经济圈。

在此背景下来看武汉,我认为在长江经济带的区域发展战略里受益最大的城市就是武汉,这也是武汉和整个内循环格局的关系。

武汉有一个经济学家叫张培刚,在湖北经济改革的座谈会上他提出了“牛肚子”理论,说一头牛陷入淤泥怎么把它抬上来,只有通过在牛肚子底下垫一块板子和干草,一面牵牛鼻子,一面撑牛肚子,肚子一给力就拉起来了,但如果你只是从尾巴或脚上牵牛是牵不起来的。如果我们的眼光再开阔一点,从全世界内陆型国家的代表性城市出发,中国的“牛肚子”我觉得就是武汉。

武汉的发展可以放在双循环的格局下重新审视,疫情之后全球产业链开始重构,重构的逻辑是安全性大于效率性,从原来的成本敏感性可能变为哪里安全往哪里走。原来全球的产业链非常细密和复杂,现在就变成一个块化和集群化的产业链,所以说未来武汉如果要在全球产业链重组当中找到自己的地位,就要抓住产业集群这一部分。

南京大学的刘志彪教授对产业集群提出了一个“双重嵌入”的说法:一个地方的企业可以先嵌入到一个产业集群里,然后这个产业集群再嵌入到全球产业的竞争中。武汉产业集群的情况应该也是这样的形式,按照园区的做法,企业入驻园区形成一个产业集群,然后通过这些产业集群让武汉进入到全球产业竞争当中去。

对于武汉原有的历史人文、交通、人才、大工业、商业、消费等优势,大家都非常清楚,但是我觉得武汉的这些优势放在以内循环为主体的这样一个格局下需要重新审视。

在以内循环为主体的格局下哪些城市能占尽先机?其实就是那些交通、人才和大工业基础比较好的城市,恰恰武汉在这方面就有非常好的基础,而且武汉已经有了国家航天产业基地、国家存储器基地、国家新能源和智能网联汽车基地、国家网络安全人才与创新基地、大健康产业基地等五大国家级的产业基地,实力和优势不容小觑。

未来,武汉城市的经济复苏应该是中国经济在疫情之后复苏的一个样板。我觉得武汉城市经济的恢复在这次疫情后可以独占一个先机,就是它的数字城市,因为我们在应对这次疫情的过程中,利用了互联网与大数据等很多新的手段和工具,这些手段和工具也都在疫情防控中发挥了很好的作用,而武汉是最早实践这些手段和工具的城市之一,所以,武汉在疫情之后发展与这些手段和工具有关的新产业应该有一定的经验和基础,数字经济的建设可以在武汉先行一步。

中国改革开放初期是粗放型的经济全球化的阶段,未来武汉要想在基于内需的经济全球化或者说是以中国为主场的经济全球化背景下,在全球产业链的分工有了更进一步的细分领域条件下,尤其是新一轮互联网和数字技术支撑的这轮全球化当中,能不能占有自己一席之地,如果武汉的数字经济能先行一步的话,未来还是有机会的。

另外就是,2020年是中国基本实现工业化的一年,但要做到工业化强国的阶段,我们在这条路上还有要走很长的一段时间,武汉的工业化千万不能丢。比如,位居世界钢铁行业第四位的武汉钢铁产业,为我国国民经济和现代化建设作出了许多重要的贡献,未来在国家制造业的发展中也会贡献出自己的一份力量。

在这里我讲一个关于阎锡山的故事,阎锡山在太原给他父亲安装了一部电话,说你需要什么东西,拎起这个电话说话就行了,要饭有饭,要酒有酒,哪怕是杂货铺里刚出来的水烟也可以马上拿到。当阎锡山回到老家以后,问父亲回去以后日子过得如何,缺什么东西,他父亲说什么都不缺,但就想要之前的这个电话。其实他父亲不知道的是这个电话背后实际上有一系列的因素在支撑,就像武汉的钢铁制造,也不是说只要有一个通讯设备就可以解决其它的问题,这是需要多方协同发展的。所以武汉在实体经济这一块,我觉得还是不要丢掉原有的基础,只要能在原来的基础上继续做强做大,武汉的发展还是很有前途的。

在我看来,在以内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下,武汉的区位价值需要重新评估,我认为这个评估的结果是升值的。武汉一方面要调整产业升级,强调产业的现代化和国际化;另一方面在武汉原来比较好的一些基础产业和基因也不要丢掉。尤其是像武汉这么大体量的一个城市,它本身的大工业优势一定不要丢掉,产业结构该重则重,该传统则传统,能把传统的产业做好也是武汉迈向国际化的一个非常好的体现。

(注:本文内容根据嘉宾现场发言整理,已经本人审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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