绚丽华章,文雅台上那穿透历史的文雅风流

文丨刘金芳(网商社科特约作者)

在水波淼淼,风烟氤氲的商丘古城南湖东南隅,有一座风格古典文雅的好去处,这就是文雅台。文雅风流,名仕雅趣,历来是中国历史上的风流韵事,名士雅谈。秦汉豪迈,魏晋风度,唐诗宋韵,这一切都无疑是让人引以为谈资,津津乐道的美谈。

一千六百多年前,东晋穆帝永和九年之仲春三月,王羲之与孙绰、谢安等一干名士好友四十一人在会稽山阴的兰亭举行了一场别开生面的集会。大家饮酒吟诗,“曲水流觞”,成就了一段名士的风流佳话,而王羲之手书的《兰亭序》也成为中国书法一大神品。

同样如此,三面临水,旁邻波澜壮阔的古城南湖,拥有几千年历史文化风韵的文雅台,同样凝聚着商丘文雅风流的历史,其乃是商丘文教昌盛的见证者,那几段商丘文化史的文雅风流,穿透历史长空,书写着绚丽华章,名士风流,在商丘的文化史上留下璀璨夺目的文艺之光。

1、孔子讲学行礼处,开启商丘文雅风流之始

宋景公二十五年(公元前492年),孔子应自己的学生司马耕邀请,自曹国来到宋国。孔子来到宋国以后,就把请求当时宋国国君宋景公接见的信简递了上去,在等待接见的时间里,孔子在宋都东门外的檀树下与众弟子一边习礼讲授其学,一边宣传他的政治主张,一时间,宋国人众多云集,争相前往。宋国司马桓魋闻讯后,派人伐倒大檀树警告恫吓,企图加害于孔子。弟子催孔子快走,孔子说:“天生德于予,桓魁其如何?”于是,匆忙穿上平民的衣服,带领众弟子离开宋国。这就是“过宋伐檀、微服过宋”的典故。

桓魁为什么对于孔子有那么大的仇恨呢?更何况桓魁的兄弟司马耕也是孔子的学生,这次来宋国讲学就是被司马耕邀请而来的。有人说桓魋铺张实行厚葬,超越建制,将原来留给自己的木椁改为石椁,三年都没有造好,工匠们都累病了。孔子在来宋国路上看到这一情况,对此大发议论说:“若是其靡也。靡侈死不如朽之速愈。’”(《孔子家语·曲礼子贡问》)为此,桓魋一直怀恨在心。

当然这也只是一个表面的原因,其实还有更深层次的原因所在。这一切就要从孔子的家世说起了。

据史书记载,孔子的祖籍就是殷商王室之后的宋国,是宋国王室之后。司马迁的《史记》说:“孔子生鲁昌平乡陬邑,其先宋人也。”清康熙《商丘县志·孔子传》也记载:“孔子,本宋人,宋公微子之后。”《孝经·开宗明义章》记载:“孔子,其先宋人也。宋湣公有子弗父何,长而当立,让其弟厉公。何生宋父周,周生世子胜,胜生正考父。正考父受命为宋卿,生孔父嘉。嘉别为公族,故其后以孔为氏……孔父嘉生木金父,木金父生睾夷父,睾夷父生防叔,避华氏之祸而奔鲁。防叔生伯夏,伯夏生叔梁纥,叔梁纥生孔子也。”,后人称孔子时以“殷汤之后”“圣人之后”“微子之后”等相称。

据《礼记·儒行》记载,孔子言:“丘少居鲁,衣逢掖之衣。长居宋,冠章甫之冠。”孔子年轻时曾多次回故里宋国考察殷礼,学习礼仪。为他后来思想和学说的形成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孔子一生注重孝道,每次回宋国时,都到先祖坟前及祖庙祭祀,后人为纪念此事在其商丘故里修“还乡祠”以作纪念。

孔子的妻子也是宋国人,孔子19岁时,即公元前533年娶宋国的亓官氏之女为妻。《孔子家语·本姓解》:“至十九娶于宋之亓官氏。”又《鲁先贤传》云:“孔子妻丌官氏。” 亓官氏生子孔鲤,生女孔姣。

孔子临终前,曾做了一个梦,梦见自己坐奠于两柱之间。醒来后,他便对守候在身旁的弟子子贡说:“予始殷人也”。

由此看来,孔子一生以殷人自居,没有忘记自己殷人的身份,这既可以看出孔子对于宋国的故国情感和精神文化认同,也可以看出殷商文化对孔子思想和文化深刻的影响,同样也说明孔子的儒家文化相对于殷商文化,就是一种文化的继承和发展。

孔子曾经多次来到宋国,并且受到宋国君召见,并且受到极大的赏识和赞叹。据《孔子家语·贤君》载:“孔子见宋君,君问孔子曰:‘吾欲使长有国,而列都得之。吾欲使民无惑,吾欲使士竭力,吾欲使日月当时,吾欲使圣人自来,吾欲使官府治理,为之奈何?’孔子对曰:‘千乘之君,问丘者多矣,而未有若主君之问问之悉也。然主君所欲者尽可得也。丘闻之,邻国相亲,则长有国;君惠臣忠,则列都得之;不杀无辜,无释罪人,则民不惑;士益之禄,则皆竭力;尊天敬鬼,则日月当时;崇道贵德,则圣人自来;任能黜否,则官府治理。’宋君曰:‘善哉!岂不然乎!寡人不佞,不足以致之也。’孔子曰:‘此事非难,唯欲行之云耳。’”这个文中的宋国国君就是宋景公。

宋景公听说孔子来到宋国的消息非常高兴,宋景公也非常欣赏这位同宗同族的亲戚,对于孔子到来抱有很大的期望,并且孔子的学生都是文武兼备之材。所以,宋景公打算任用孔子和他的学生,来遏制宋国权臣桓魋的权势。而桓魁担心孔子师徒来后会取代他的位置和权势,就对宋景公进谗言说:“孔丘在鲁,父母之邦,官为大司寇,兼摄相事,位极人臣,然而却要辞官出走,可见其野心非小。他在卫国五年,卫灵公对他敬而不用,可见卫国看透了他。宋不及卫大,不若鲁强,孔丘师徒不速而自来,狼子野心岂不昭然若揭了吗?”宋景公说:“孔子是当今圣人,哪会做犯上作乱之事?眼下宋国正在用人之际,有他们这一班文武干才,岂不可以对外征战,对内安邦?”桓魋说:“我主若收纳孔子师徒,委以重任,他们一旦发起难来,谁能抵御?这无异于引狼入室。”桓魁在没有经过宋景公同意情况下, 就私自做主把孔子赶出宋国 ,宋景公听说后也非常不高兴,从此二人矛盾更加对立,这也为后来两人的冲突埋下伏笔。

历史总是这样造化弄人,孔子失去了施展才华的机遇,而宋国也失去再次辉煌复兴的命运,想起来未免可惜,令人感叹不已。

虽然这次事件让孔子和宋国擦肩而过,但是也为处于“世界轴心时代”的春秋时期增添一份靓丽的色彩,身处于殷商之源的宋国是中华圣人文化圈的文化核心区域,其灿烂的文化,辉煌的文明,创造了最为璀璨的文化价值,而饱受殷商文化深刻影响的孔子儒家文化就是其中最为璀璨的明珠。孔子在文雅台大檀树下的讲学开创了文雅台文化之盛事,也成为商丘文化史上值得让人传颂之文雅风流的韵事,更彰显了春秋战国时期商丘文化的灿烂和辉煌。

2、文雅台上的汉梁文化

历史的车轮转到西汉时期,汉文帝把自己的小儿子刘武封为梁王,梁国的国都就是睢阳,也就是今天的商丘。汉景帝时期,震惊历史的七国之乱爆发,由于梁孝王刘武在平定七国之乱中战功卓越,并且当时汉景帝和其母亲窦太后又非常宠爱刘武,因此刘武的梁国成为当时天下第一诸侯国,梁孝王刘武享有天子般的崇高礼遇。

刘武治下的梁国,南到新郪(今安徽太和北)北抵古黄河与赵国接壤,东到泰山与泰山郡,与鲁国接壤,西到开封之高阳,包括今天山东南部,河南东部,安徽北部,河南商丘,开封至山东泰安之间的领地。疆域辽阔,人口繁盛,经济发达,富桑麻之利,通渔盐之货,得天时享地利,堪称“天下第一诸侯国”,是当时最为富饶的地方。

当时,梁国的国都睢阳是西汉王朝商业较为发达的城市。处于商丘中部的睢阳,是商族与商业的发源地,西周至战国时期都是宋国的都城,梁孝王刘武王梁国时又耗巨资在睢阳城东北隅兴建离宫,梁园,吸引巨富前来经商,招至文人墨客前来览胜或客居,使梁国的经济鼎盛一时。

刘武爱好文学,附庸风雅,为了炫耀自己文雅的风度,就大兴土木,兴建一座可供文人雅士饮酒作诗,纵情自然风光的优雅之所。这就是梁园,又名“菟园”。刘武从天下采集奇花怪石,征集全国能工巧匠,挖湖堆山,造亭台楼阁,把梁国美景纳入其中,历经十年的功夫,修建当时号称“天下第一皇家园林”的梁园,这梁园比京师长安附近的皇家上林苑还要宽阔。真称得上“天下第一园林”了。

而孔子行礼的地方也处在梁园之中,刘武在孔子习礼处盖起了楼台亭阁,常与司马相如、枚乘、枚皋、邹阳等文人雅士在此吟诗作赋。颇有文雅之风,故名曰文雅台。而文雅台又成为梁园七台八景之一,成为商丘汉梁文化的重要标志之一。

汉梁时期是商丘历史上又一次经济和文化的繁荣时期,成为西汉时期经济和文化的中心。而文雅台就是这一切历史的经历和见证者,见证了那时商丘的繁荣和富庶。

历史如浩瀚之大海,而历史的兴衰荣辱无疑就是大海中汹涌澎湃的巨浪,岁月的沧桑已经过去二千多年,辉煌一时的梁园早已经化为历史的尘埃,而建造梁园者梁孝王刘武也已经长眠于一百多公里之外芒砀山之中,惟有文雅台历经千年繁华的历史烟云而屹立不倒,在岁月的无限苍茫中,诉说着汉梁文化昔日的辉煌。

3、沈鲤和商丘士绅结社于文雅台

文雅台因孔子在此讲学成为儒家文化遗迹,这里是尊孔祭祀孔子的地方,也是儒家知识分子心目中的一块圣地,在商丘古代士大夫心里有着不可替代的位置。

明朝中期,嘉靖万历年间,明朝的朝政日益腐败,社会矛盾更加尖锐对立,社会逐渐衰落。明朝商丘社会风俗发生了很大的改变,奢侈浮靡之风成为时尚,整个社会在奢侈浮华的攀比中逐渐失去了明朝前期古朴的民风。

为了解决民风世俗日益腐化的现象,明朝文渊阁大学士礼部尚书沈鲤和其弟沈鳞,门生吕坤联络商丘其他士绅在万历年间结社于商丘文雅台,制定《文雅社约》,期挽世风,稍还古昔。对商丘各类风俗进行教化。

沈鲤和乡人举行社饮之礼,以礼法相为约束。凡是书札、宴会、称呼、揖让、交际、冠服、闲家、御下、田宅、器用、劝义、明微、冠婚、丧祭、身检、心检等十六个方面均有约言,大家共同遵守。

沈鲤认为教化乡里是士大夫的责任,应该鼓励士大夫多行义举,建立义学,义仓,义冢。沈鲤身体力行,召集文雅社五人,在商丘西门设立义仓,并在四门各设义学一座,在严寒之际周济那些无衣者。

沈鲤是一代儒学大师,是当时归德儒林之领袖,沈鲤在文雅台结社,期挽世风所举,是以儒学的实践为己任,以民众苍生的根本利益,作为自己实践的目标。

以沈鲤为首开明派士大夫致力于倡导实学,讲究经世致用,他们继承实践阳明心学知行合一的观点,他们反对心学空谈,批判道学的迂腐,主张真实有用的实学,推动社会改革、躬行地方实践,推动“致良知”对乡民的教化。

修身,治国,平天下历来是儒家士大夫终生的追求,也是儒家知识分子儒学实践的目标。儒家知识分子在乡村治理乡村自治及一系列地方公共事业发展之壮举,是儒学知识分子在民间实学实践的一部分,也是当时儒家知识分子在文雅台上最高尚的文雅风流。

明清时期的商丘名为归德府,闻名天下,其文教昌盛、名人辈出,经济繁荣,富庶繁华。名门望族、官宦之家层出不穷,文化教育极其发达。此乃“中原地区之物华天宝,人杰地灵之地”。

据《归德府志》记载,明朝归德府选拔进士167人,举人662人,清朝(至乾隆十九年)归德府选拔进士160人,举人512人。在整个河南位居前茅。同时也出现一批名臣鸿儒,其中大学士三人,尚书十二人,侍郎十七人。商丘至今还有“满朝文武遍天下,小小归德四尚书”的民间谚语。而当地也一直流传着八大家七大户的说法,其中八大家是当时明清时期商丘名门望族,官宦之家,而七大户则是后来崛起的后起之秀。他们都是当时商丘文教昌盛,经济繁荣的象征。

明清时期的商丘,既是商丘历史文化发展又一次高峰,也是商丘文化的一次伟大的复兴。而文雅台无疑又是这一历史上进程的见证者。

历经千年历史沧桑的文雅台是纪念孔子的地方,土台高2米,面积8800平方米。原有房舍数憧,院内有两层六棱亭,亭内有一石刻孔子行教图碑,传为唐吴道子所绘。现存孔子石刻画像残碑等,珍藏于睢阳博物馆。文雅台现为商丘市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独坐在古色古香的文雅台旁,凝望水波浩瀚的城湖,微风吹来,芦苇飘曳,水草在湖水里飘浮,远眺古朴高大的商丘古城,总有种时代沧桑,白云苍狗的感叹。

历史发展总遵循着社会文化发展的规律,经济发展和繁荣是文化发展的必然条件,而文化的昌盛又同时的促进了经济的发展,宋国的商宋文化,西汉的汉梁文化,明清的归德府文化无不遵循这一点。绚丽华章,文雅台上那穿透历史的文雅风流,无不是当时社会经济繁荣,国家昌盛的结果。国家的稳定和富强是经济繁荣,文化昌盛,人民安居乐业的必要条件,没有国家的富强稳定,那会有普通民众的幸福生活,这也是传统儒家文化之中家国天下理论的基础。

今天的商丘已经成为全国主要的交通枢纽之一,迈入中国三线城市的前列之中,而商丘今天的经济发展,日新月异,生机蓬勃,前景辉煌。国家兴则文教盛,此时此刻的我们更加期盼商丘文化的再一次伟大复兴,在文雅台上又一次群贤毕至,文雅风流的盛会也将辉煌重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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