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开放到枢纽:3000年中国大历史的现代启示

文丨岑梅玲子(小荣说执行主编)

一说到中国历史朝代,人们反应最多的总是“大汉”“大唐”“大宋”。为什么要形容其大,当然与各自开创的时代有关。大汉的“文景之治”为中国迈入帝国时代打下第一个盛世;大唐改变了中国政治地理空间从东西转化为南北关系;幽云十六州虽然未能让大宋守住传统疆域,但也正是以此折服换的大宋社会的高度自由,诞生了中国文艺复兴时代。

如果说影视剧可以细腻还原大国气象,引发现代人的无限怀想,那么还有这样一本花去作者8年时间写就的史书——《枢纽:3000年的中国》以文字贴近历史,在与时空的对视中,展开了中国历史与现实的结构逻辑。

1、解读中华文明的两个维度   

在中国历史朝代中,唐朝一直以来都是最迷人的一章。大唐风情流行于世界,诗歌在唐朝达到顶峰,作者遍布社会各行各业,几乎写尽了当时中国社会风土人情。

以李白、杜甫为代表的诗人创造了唐诗在历史中的高光时刻。至今留下的5万余首唐诗构成了独特的文化意向,“跟着唐诗游中国”成为当下的一种穿越古今式旅行记忆。

诗人摄人心魄的描述来自那个拥有宏大视野格局的时代。通过大量边塞诗的表达,我们得以窥见当时唐朝雄视四方、雍容豁达的精神境界。王维描写了塞外风光名句“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王翰之作“葡萄美酒夜光杯,欲饮琵琶马上催”渲染了军人即将出征边塞的豪迈与畅达,盛行的曲调名“凉州词”无疑唱出了盛唐之音。

广开国门显示出这个朝代极大的文化自信,那些热烈拥抱外来文化后沉淀而形成的跨文化结晶,犹如明亮星河,闪耀在盛世东方。通过对外开展交流和外交活动,建立起伟大的丝绸之路无疑成为唐朝在历史中的代表作。

当然,我们大可以说依赖于稳定的政治环境和繁荣的经济基础,丝绸之路成为联通世界经济文化的黄金通路。但是不可忽视的是大唐是一个由多民族国家逐渐融合、演化、发展最终促进而形成的太平盛世,这是其他任何朝代不可比拟且无法超越的国家建制。

在这里我们需要引入“天下观”概念,唐朝皇帝同时还有一个其他历朝皇帝都没有的头衔——天可汗,这个名头并非开启贞观之治的唐太宗自封,而是受到当时胡汉一体的民族认同而得到了北方游牧民族的认可。

在来自中原的定居社会与远方游牧社会之间对峙、互动过程中,因丝绸之路的开拓,在带来的思想汇流和多族群稳定交往中,一个多元共生的互构关系为中国奠定了作为多元帝国存在的基础。

作家余秋雨用“密济众生”来形容兼容并蓄和交流融合的大唐视野,在艺术、建筑、科技、医药、军事等方面创造的诸多成就,奠定了唐朝在世界版图的庞大野心。

直到两宋为止,唐王朝一直是中国历史上疆域版图最大的控制者。当我们的视野从其掌控的中原转向草原时,犹如一场早已设定好的游戏规则,帝国的腐朽和秩序的瓦解,在万里之外滚滚马蹄声中犹如摇摇欲坠的羽毛,开始一片片凋零。而此时的大唐气象正演绎着一场声势浩大的礼乐赞歌却在最鼎盛的高潮后走向坍塌。世界秩序将这一时间坐标从中唐后加速,正式进入唐王朝300年的最后倒计时。

不可置否,这一漫长的颓败之期固然令历史发出沉重的叹息,“安史之乱”敲响了唐朝第一声丧钟。但在不可挽回一路滑到最低谷后,却是另一种社会制度的逐渐抬升。旧与新之间的各种社会力量,将在动荡与博弈中走向新的均衡。

安史之乱,同时也改变了中国人口的地理分布,带来了古代社会结构的变迁。从这时开始,一个崭新的建国框架开始变得清晰,直到“唐宋变革”让中国的社会结构从豪族社会进入到平民社会。唐宋转型之后,中国历史再无长期的分裂,大一统开始成为一个不可逆转的历史过程。

从商、周之际的封建社会到汉、唐的豪族社会,再到宋、清的古代平民社会,秩序的推倒-重建-再推倒-再重建,始终是一个循环更迭的过程,社会结构的变化始终围绕在轴心文明的经典框架之中,即中原和草原的的互动关系。而中国正是经历了几次这样深刻的社会变革,推动中国作为超级大国走到当下,所以说中国民族精神是超越民族主义本体,放眼世界的民族意识。

青年历史学者施展在其著作《枢纽》中,给出打破了一般历史讲述的中原视角,展现了一个超大规模、多元一体的中国:对内,中国是个多元一体的体系;对外,中国是世界秩序的枢纽。

他对中国历史从两个维度展现出来,时间维度和空间维度。从时间维度看,在公元前800年到公元前200年之间的轴心时代,中国结构被普世主义文明支配,庞大的政治体始终以作为身份识别的标志。

唐朝是中国古代历史承前启后的一个关键节点。以现代角度观看历史中的长安,不再局限于仅仅是中原土地上的一片天空,而必须以一种更具普遍性的视野,将中原与边疆纳入同一个历史过程中来审视。

五胡乱华以及北朝时期,来自北方的游牧民族激情摧垮了已衰朽不堪的中原文明,来自西域的佛教等则帮助北魏统治者找到了一种超越于草原-汉地之上的新精神要素。它们意味着在多文化的延伸与碰撞中,对于中原的影响和改造渗透到国家之本,才最终催生了灿烂的唐帝国。

到了被称为“中国的文艺复兴”的宋朝,儒家复兴,充分的市场自由迎来了文化、经济大爆发,诞生了一系列伟大的文学艺术作品,并影响着此后一千多年的中国文化气质。

同期的辽代不再追求汉化的身份,主动构建起南北两院制的二元帝国体系。中国历史开始在农耕与游牧帝国寻求均衡中作出有价值的尝试,并且超越了普遍帝国的可能性,令版图最终定格在具有哲学意味的历史文化大观。

空间维度上,中国不仅仅包括中原,还包括草原、海洋、西域、高原。在复杂的变迁流转中,从中华到中国,历史的动线始终是一个对抗与融合的过程,从外部均衡演化为内部均衡,再打破已经形成内部均衡回到外部均衡,如此循环攀升向更高层级探寻世界秩序的完满。

2、我们走向世界离不开枢纽的地位和价值

《枢纽》以现代视角下的中国与古代历史发生勾连,用以解读现代人的身份焦虑:何谓中国?无论是历史还是现代,作为一个超级大国的迅猛崛起,“我们”从哪里来,“我们”要做什么,“我们”与世界将会发生什么?当人类步入第三个千年的历史大循环,站在十字路的中国如何从历史中寻求参照物,步履不停。

这本书在提出这些问题的同时,试图将读者引向思考自身份识别的新空间。试想一下,当中国最具规模的城市,北上广三地与全球经济同作同息,而在中国内部,一个远在百里之外的小山村却被锁死在凋落的乡村经济里,中国超大规模的体量以及庞大的乡村基数将注定首先被从内部撕裂,而最终导致外部失衡。

那么,中国应该如何走向世界。在外交政策上,周恩来总理曾提出“大而可亲”。2013年,中国首次提出“一带一路”,即“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这两条通道无疑体现的是外交式的“双重折叠”,带着通关文书,中国资本走出去,寻求机遇,满足内部的实现可持续发展,力图推动世界秩序的外部均衡。

“一带一路”的倡议依然强调的是中国历史中礼仪秩序的思想体系,在普遍理想中以讲好中国故事为基调的文化、旅游,更适宜找到落地生根的沃土,以变通性、包容性、有效性实现着中国文化走出去的历史责任。

《枢纽》塑造了一个宏阔的政治空间、澎湃的地理空间,激活了读者的感官体验,在世界历史视野下发现中国的精神气质和文化生命力。这是一本具有超越性的“史学之书”,因为我们从书中看到的不仅仅是历史的变迁,还有推动这股力量的人的激情。

他们是诗人、游牧人、统治者、贵族、平民,在自我意识的觉醒与表达中,或英气勃发或逆流而上,历史使命的底色在不断追求和竞争后最终被称之为民族的信仰,成为一个国家的普遍理想。

人们至今仍生活在中国历史创造的伟大遗产中,祖辈、父辈、我辈,在追寻理想中淬炼精神自觉和责任担当,终将推动中国文明的复兴与实现理想的重构。

本文首发在小荣说,原标题《历史与现实的深情对话:读〈枢纽——3000年的中国〉》作者岑梅玲子:小荣说执行主编,文旅产业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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