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下黄河,文学故乡

文丨刘乐乐(方塘智库黄河文化研究中心实习研究员)

跋涉者只知道往前走,很少回头看看自己的脚后跟。从爷爷到儿孙,从历史到古今,时间的纵横坐标已将斑驳的光点牢牢地钉在了我们这一辈人身上。无论是从国家战略,还是个人生活,符号化了的“黄河”都已深深地嵌于每一个人的心理肌质中,成为我们内在生命的一部分。

随着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上升为国家战略,黄河流域迎来了新的发展机遇,而对于黄河流域作家的发现和表达也日益成为人们的生活谈资。巴尔扎克说过:“小说被认为是一个民族的秘史。”或许,不只是小说,所有的文学作品都应该被认为是一个民族的秘史。文学若不能揭示出几千年来所积淀的民族文化底蕴,那么其反映的民族性和民族精神也必然是不深刻的。

今天,我们以卓然的《天下黄河》这本书为切入点来探讨接受了乡土地域文化及现代知识结构双重认知体系的当代黄河流域作家们,如何在“现实”和“终极”构成的张力场中寻找关系的平衡与和谐,从对过去的追忆、阐释中揭示黄河对现在的影响和历史的意义。

1、黄河与中国作家的精神故乡   

“中国人文之因根,不从地迁,不分时易,不随物化,不以域异,光华神圣永远被之四海。这个‘因根’是什么东西?就是黄河文化。”这是自称书里有黄河味道,死后愿入黄河水的“帝王系列”作家二月河一生的追寻。文学从来都是一种历史,是一个民族的精神追寻史,而对地域文化源头的思索与考据,则是人们走向未来的自觉追求。

因此,作家的创作总是与自己的出生地文化有着难以割舍的联系,特殊的生存环境,难忘的童年记忆像潜意识一般深藏于他们的体内,使他们的作品的主题和风格显示出一定的倾向性,就像孙犁的“白洋淀”、陈忠实的“白鹿原”、阎连科的“耙耧山”、贾平凹的“商州”、莫言的“高密”……作为黄河儿女,从他们哇哇坠地的那一刻起就得到了黄河文化太多的浸润,汲取着黄河的液汁,聆听着黄河的涛声,探索着黄河的奥秘,享受着黄河的辉煌与不凡。

而这种对黄河的亲情以及与生俱来的契合关系,也催生出作家们独特的艺术禀赋与风格特质,内化为作家文学叙事和文学想象的源泉,成为作家作品世界的一道独特背景,卓然亦是如此。黄河情始终是贯穿于其文学创作的一条重要精神线索,也是我们对其作品进行解读的一把钥匙。

但黄河的精神、黄河的气质、黄河的力量不是一两次游走黄河就能彻底悟解的,只有深山中走出的人才能谈及大山的沉重,只有黄河流域的儿女才能真正明白“黄河”的意义,一如书中所说,回到黄河岸边,才是地地道道的黄河儿女。

通过阅读《天下黄河》,我们发现卓然笔下完整的晋城,除了描写乡野故土、风雨故人、草虫之爱、黄土情深,还包括指向“时间”的人文历史和指向“空间”的地理形胜,虽然这本书因他思想焦点的变化而多方游移,但始终有一种恒定的线索贯穿如一,这就是乡愁。乡愁是人们对家乡的感情和思念,是一种对家乡眷恋的情感状态,这也是所有黄河流域作家文学作品中渐隐渐现的感情基调。

拉康说:“镜像凝视造成了自恋式的认同”。当作者执着地关注自己书写的家乡时,往往会对其产生一种认同、热爱心理。总是不自觉地将自己熟悉的自然风光、家乡方言、风俗民情等文化隐性密码纳入到文本的深层内涵中,使作品呈现出独特的地域文化特色。而书中关于黄河的描写,也不再被简单地当作显性风景表达出来,而是完全融入文本,转化为内在的意向气韵和文化符号贯穿于全书,成为抽象的象征。

但字里行间,不乏文人的秀美,又有雄浑的气势,我们不仅能看到落日夕阳挥洒黄河水面时的灿若图秀,还能听到黄河溃堤泛滥时的肆虐咆哮,更能体会到夜深人静黄河艰难挣扎时的低声呜咽。这是黄河精神在黄河儿女身上的体现,也是黄河流域作家偏爱的典型范式:用磅礴的笔触以乐写悲,以悲写乐,描写苦难,超越苦难,抵达博大而宽容的境界,如黄河自身一样坚忍不拔,百折不挠。

2、文学与黄河文化的活态继承

水流到哪里,历史的刻石就标注在哪里。虽然,并非所有的河流流域中都产生了古文明,但毫无疑问的是在每一个国家兴衰和民族融合的发展变迁中,散布于世界上的每一条河流都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不同的是,和其他大河文化相比,发源于黄河流域的黄河文化内涵要深刻的多、博大的多、多样的多。数千年来,正是滔滔黄河水和随她而生的黄土沃野,使得黄河文化一脉相承,生生不息。与此同时,作为黄河文化灵魂和精髓的儒家文化更是在历史的活动中融入到中华民族的文化血脉,影响到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

而文学作为意识活动的产物,是关于人的学问,离开了人,离开了数以亿计的居于主体的黎民百姓,它所传达出的时代呼声,显然是不全面的。因此,我们在作品中看到了黄河流域作家的责任,他们或通过对人物形象的塑造,或将自身的经历的进行审视和批判,以此来呼唤读者心灵的情感力量和道德力量。

而在这些作品中所体现出共通点和闪光点的家园意识、土地意识、忧患意识、苦难意识、道德意识、改革意识等等,则来源于儒家文化对作家养分和资源的不断输送。

正如上文所说,一方水土滋养一方文学,作家的写作总是联系着特定的地域。而地域性恰恰是作家乡土情结生成的重要因素,也是其美学特质的一种深邃体现,他们乐于将自己一生的诗情和才华都倾注在生于斯、长于斯的土地上。

尽管城市在历史进程中起着不可替代的作用,但中国人对于乡村、土地或多或少地潜存着近乎执着的偏爱,这既与黄河文化的农业本源有关,也深受以儒学为主导的文化格局的影响。

在儒学中,农民“重死而不远徙”的传统渊源已久,对土地的依恋早已成为一种文化观念,渗透到农民的文化心理中。土地不仅与生存密切相关,而且决定着农民的尊贵卑贱,地主富农以失去土地为经济政治地位丧失的标志,翻了身的农民也以购置土地作为终生奋斗的目标,土地是农民的全部生命。

所以,我们看到李凖笔下的海长松始终秉持“笑脸求人,不如黑脸求土”的理念,甚至在生存无法保障的情况下还担心孩子变流荡后无法回去种地;贾平凹笔下的夏天义对土地的眷恋更是达到了痴迷的程度,只是觉得好吃,从此便喜欢上了吃土;陈忠实笔下的白嘉轩坚信将父亲的坟迁到了风水宝地,才使自己的第七个太太没有死,并且家道逐渐兴旺……

白居易在《与元九书》中提出:“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庆幸的是,我们也看到了黄河流域的作家在对黄河文化、儒家文化承继沿袭的基础上,以独特的感受力和敏锐的洞察力,冷静地正视民族历史的苦难,站在现代价值坐标之上反观民族传统时不再一味地发掘与褒扬,而是积极地应对时代的发展进行着自觉的精神提升和人格建构。

比如阎连科笔下的父亲为了让儿子走出土源,人格上的屈辱变得可以忍受;贾平凹笔下的苏红,告别家乡走向省城,实现了事业的成功,成为了高老庄少有的经济女强人;卓然笔下的和哥不顾他人的看法,终生孤独地坚守着爱情的忠贞……

或许,衡量一部作品的优劣,我们可以从两个维度上进行评价:时间上是否具有纵向继承的民族性,空间上是否具有横向吸收的现代性。千余年前,李白发出了“君不见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的感叹,而今黄河流域的作家更要以笔为援,以文助力,秉承着对现实和历史的人文关怀,借助黄河来解读我们的民族,我们的历史,凭借国家战略布局的东风,推动黄河文化的活态继承、持续发展,让黄河真正成为中华民族的精神家园和心灵故乡,以自己独特的方式完成跨越千年的隔空应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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