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于1977:杭州房地产的一段往事

文丨余婷婷(MissXY创始人、方塘智库特约研究员)

又到一年高考季,大学专业“种草”每年都会登上微博热搜。在所有的文科专业中,历史系一直处在“冰点”,牢牢占据就业鄙视链的底端。但是,今天这个故事可能会颠覆你的理解。

鼎盛时期,杭州大学77级历史系,两个班,70个人中,有15个人成为浙派地产公司的大佬,撑起浙江房地产的半壁江山。堪称教育史和商业史的奇观。

他们个人的命运,从高考那一刻起,就迎面撞上了改革开放的时代洪流,随之起落沉浮。他们深受其益,也领悟其中的辛酸和苦闷。他们的故事,以前没有,以后可能也不会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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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7年12月15日,注定是一个闪亮的日子。

停废11年之后,高考的闸门再次开启。这是建国以来,唯一的一次冬天高考。超过2000万人报名,刷新了世界考试史的记录。据说因为人数太多,一时差点拿不出足够的纸来印试卷。当年,最终参加考试的有570万人。

从广播里听到高考恢复的消息时,20岁的宋卫平正在萧山插队,在一个地毯厂里织毯子。而“宋卫平背后的男人”,后来睡在他上铺的兄弟,并成为绿城大管家的寿柏年,已经在钱塘江口当了8年农民。他们住草房,喝咸水,雪天修渠,步行二三十里地挑粪。

南都地产的创始人周庆治的境遇则更加凄悲惨。草草读完小学、初中之后,高中被拒之门外。此后7年,他一直在温州乐清的街头流浪,靠在建筑工地搬砖,在菜市场卖菜糊口。高考之前,他已经打了13份工。

1977年,中国像是个刚从一场重病中死里逃生的人。那一年的高考,积聚了太多的期望,是时代命运的拐点。

最初的几年,考试的环境非常艰难。

浙大副校长罗卫东回忆,他家在淳安深山中,没通公路。为了去省城,他需要凌晨三点起床收拾,赶夜路翻山越岭,到车站坐大巴至轮渡码头,坐船到千岛湖县城。住一晚,次日清晨再坐去杭州的客车。启程那天,全村的人举着火把来送他。当少年走到山顶,回头看见蜿蜒的山路上,之字形的火把长龙在缓慢移动。那一年,他14岁,立志要为故乡做点什么。

临近考试,寿柏年因为吃错了药,导致浑身浮肿、长满水泡,在浙二医院住院,5天没有吃饭。他坚持要从病床爬去考场,仿佛中了邪一样。医生不同意,但寿柏年态度异常坚决,不惜一切代价也要去。

医生拗不过,放他出去了,但悄悄给这位年轻人留了病床。从萧山农场到考场有70里路,凌晨2点,寿柏年就拖着虚弱的身体,冒着滴水成冰的严寒出发。

寿柏年是诸暨人。诸暨人骨头硬,不怕死。他的父亲寿景山做过嵊县的县长,是个余则成一样的人物。1927年加入国民党,参加了北伐,后来毅然加入了共产党,还因此蒙受了4年牢狱之灾。出狱之后,他一边在上海、宁波教书,一边寻找党组织。赴延安未遂之后,他留在老家,依然坚持搞地下工作。寿柏年受父亲影响很深。

1978年春天,杭州大学历史系迎来了70名新生。不像现在,许多考生纠结于选计算机还是金融,当年最令人趋之若鹜专业是文史哲,这些如今躺在鄙视链底端的专业。

上世纪八十年代,杭州实行住房分配,房改还要等上十几年。77级历史系没有显露出任何“房地产总裁培训班”的迹象,更像是个作家、记者训练营。

那是一个属于理想主义者的年代,各种思潮涌动。宋卫平他们就像饿极了的老鼠掉进了米缸里。因为经历过底层的苦日子、没有前途的迷茫,他们读书的目标非常明确:丰富自己、改造社会。

1979年,文学社遍地开花,全国各地大学都兴起办报、办刊的热潮。文人一抓一把的杭州自然不甘落后。5月,杭大历史系和政治系的学生合办的《思考》新鲜出炉,寿柏年担任编委,宋卫平参与撰稿。这是他们的第一次合作。

年轻时的宋卫平还没有商业大佬的气质,他的偶像是浙江老乡邵飘萍,民国时的名记。在能写方面,他的确和邵飘萍有得一拼。《思考》一共四个版,有时候他一个人霸占三个,当之无愧的“稿王”。

这本杂志激进敢言,极受愤青喜欢。寿柏年一共为它写了两篇文章,一篇关于戊戌变法,一篇是《不能以言论定罪》。结果一语成谶,杂志办了两期就被叫停了。

2

宋卫平去搞房地产,可以说是被“逼”的。

在中国,文艺青年想要过好日子,是非常不容易的。愤青就更难了,他们总是不“识时务”,不懂得明哲保身。

毕业那年,宋卫平被分到舟山党校,教历史和体育。偏安舟山小岛,心高气傲的宋卫平非常不爽,总是斜眼看人。他还在课堂上大放厥词:“在一个人品比自己差、学问比自己差的人手下工作,是人生的奇耻大辱。”

在党校,“执迷不悟”的宋卫平又办了份报纸,集中火力批判体制弊病、社会陋习。这令党校领导非常难堪,几番规劝未果之后,宋卫平被停职了。

为文,不成,教书,也不成,每条路都被堵死。1987年,大病一场之后,宋卫平转身南下,去了经济特区,一头扎进了商场厮杀。

在珠海,宋卫平完成了文青的逆袭,7年时间,从普通文员当到了公司的CEO。随后,他杀回杭州,和妻子凑了15万,成立了绿城。据说宋其实喜欢蓝色,在蓝城和绿城中纠结,但下属全部投票给“绿城”。当时的绿城其实很屌丝,宋卫平第一次买地的300万,还是找人借的。

在绿城之前,宋卫平和路虹一起成立了钱塘房产。路虹也是他杭州大学77级历史系的同学。但是,这段社会主义兄弟情并没有持续太久,宋卫平随后单飞。路虹至今依然是浙江房地产的大佬之一。

为什么选择房地产?这多少跟宋卫平在特区的经历有关。

他南下的那一年,中国地产界迎来首次土拍,在深圳。随后,王石闯入房地产,当时的万科已经是一家上市公司了。王石后来跟媒体说,入行的原因是门槛很低,只要拿一块地,就拿到了入场券,无需跑批文。这当然是戏精本精。

更重要的原因是,当时的房地产拥有无限广阔的想象空间。中国城市的巨变必然发生,而且规模难以估量。从沿海到内地,几乎每座城市,固有城区的90%都被摧毁,需要重建,遑论向外扩张的区域。说得直白点,10多亿人中,未来一半以上要住在城里,都需要房子。

这是巨大的历史机遇。

宋卫平在珠海刷够了经验值,见了花花世界,也看到了这个千载难逢的机会。

当然,感受到这种时代脉动的不只他一个人。

1989年,宋卫平的好基友周庆治也到了珠海。毕业分配时,周庆治是最幸运的,进了浙江省档案馆,一路平步青云,没几年就当上了省委书记的秘书。他有着温州人从血液里带来了财富渴望,1991年,南下两年后,辞官下海,靠倒卖石油赚了第一桶金。

尽管全国性的房改要到1998年,但在此之前,杭州的政策已经松动了。1992年,周庆治回到杭州城西,成立华电地产,是南都地产的前身。他身上没有文艺细菌。当了十年公务员,他身段灵活,周旋于各级政府官员之间,拿地技艺超群。

南都迅速崛起,多少要归功于同为77级历史系的许广跃。他是周庆治“前面的男人”,负责规划、设计和产品打磨。世纪初的几年,他一直和宋卫平争夺杭州房地产界的“男主角”。

和宋的心忧天下不同,许广跃的文艺更偏鸳鸯蝴蝶派。他的偶像是写《洛丽塔》的纳博科夫,挚友是余华。

当宋卫平与周庆治在改革开放的前沿阵地刷副本时,许广跃偏安杭州当记者、搞文艺。1988年,他和李涛一起写了本小说《怪胎》,内容关于温州一起非法集资。这本定价2.55元的书,一时引起“温州纸贵”,甚至被炒到30几块。读者的热情不输今天年轻人起早贪黑抢购猫爪杯和优衣库。

1989年,他还出现在抗日电影《女子别动队》的编剧名单中。这位房地产大佬,因此在豆瓣电影占有一席之地。十几年后,这部尺度极大,剧情离奇的电影下,仍有网友直呼经典。

不过,在中国,搞文艺的路也不好走,它太容易和“穷、挫、不事生产”划上等号。1992年,许广跃投笔从商,成为周庆治的合伙人,担任南都地产的总裁长达十年。

很快,宋卫平也找了自己的历史系合伙人,和南都分庭抗礼。1998年,宋卫平跑到宁波,找到寿柏年,彻夜长谈了几个晚上。很长的时间里,他都是绿城的压舱石,除了拿地、产品,什么都管。宋卫平需要的时候,跟他说:“我要钱,买卖地”。寿柏年说他是“自觉、自愿”当“宋卫平背后的男人”。

在鼎盛时期,杭州大学77级历史系,两个班,70个人中,有15个人是浙派地产公司的大佬,一度撑起浙江房地产的半壁江山。

历史系的地产江湖,一直是商业史和教育史的难解之谜。宋卫平后来说,学历史的人去经商,会有较强的战略头脑,比较通透,很多东西都能从历史的角度来看,因此能“掌握过去、把握现在、规划未来”。

然而,后面的故事却证明,熟知过去,猜中开头,也不一定能猜中结尾。

3

杭州城西是宋卫平们的福地。他们在西溪求学,谈论过诗词歌赋人生哲学,以及校花到底选谁。当他们涌入房地产时,一头撞上了城西大开发的浪潮。

最疯狂的时候,杭州蒋村商住区,4.2平方公里的“热土”上,共有48家房地产开发公司。

1993年,南都花园面世,外立面贴了“时尚”的马赛克。这个作品还不是很成熟,但仅两天就被抢购一空。随后,绿城也推出了“丹桂公寓”。当时的文二路还是尘土飞扬、坑坑洼洼的石子路。宋卫平依然浮夸地称之为“舒适型房产”。这可以算是大佬们的“黑历史”了。

但是没多久,绿城与南都相继推出了第一个水准在线的项目——绿城桂花城、南都德加公寓。逐渐奠定了他们杭州双杰的江湖地位。有意无意之间,宋卫平和许广跃默契地把杭州房地产带上品质之路。

据说同时期的金都地产,1994年就在普通小区中配备了游泳池和网球场。不得不说,杭州的浮华和妖艳,绝不是今天才开始的。

新世纪之初的头几年,他们有过一段小确幸的时光。那时,全国性的房企还是个飘渺的概念,杭州是杭州大学77级历史系的绝对主场。在这些“知识分子”主导之下,杭州楼市的竞争环境非常“和谐”。

杭州房交会期间,经常能看到这样一幕:绿城的宋卫平和南都的许广跃,并肩坐在世贸会展中心的台阶上,抽着万宝路长谈。

眼前万家灯火,四处都是工地,几乎整个城市都在重建,两个文艺男中年踌躇满志。他们讨论的问题也很浪漫,要为这座城市里的人,讨一个怎样的居所。如何让这个城市变得更好一点。

在不同的场合,这对相爱相杀的产品经理,都表达过同样的观点:房地产是地理资产,也是人文资产。城市和房地产本就是命运共同体,后者决定了前者的格调。

那时候,企业家精神还没有那么流行,他们身上仍遗留着浙商骨子里的某种遗风。

浙商自称的祖师爷是范蠡,据传他赚取了巨额的财富,襄助勾践灭吴之后,携西施归隐,泛舟五湖。这多少代表了他们的某种价值取向,达则兼济天下,又能事了拂衣去,红袖添香夜读书。

江南文气重, 这种趋势延续至今。宋卫平后来接受记者采访时,说过一段话:“士为君王谋,为天下思。现在君王没有了,关心天下,仍是一种基本的价值取向。”一个房地产商能做什么呢?他最大的道德,就是做一个好的企业,造好房子。

按照外界的描述,宋卫平对房子的质量有着严苛的要求,偏执得像个“神经病”。他的下属几乎都被他骂了个遍。如果他去巡查,看到门窗歪了,砖没对齐,会立即暴跳如雷,指着经理的鼻子呵斥“你怎么还不去跳楼?”

财经作家吴晓波去买绿城的房子,看到地上一块砖被抠走了,询问缘故。售楼小姐摊手,无奈地告诉他,宋卫平刚来过,对这块砖不满,一顿臭骂后命人拆了重做。

许广跃不像宋卫平这么高调。但是,作为搞过艺术的男青年,他对产品同样是“死磕”派。他拒绝标准化产品,坚持每个小区都用原创设计。

良渚文化村就是许广跃的手笔。项目的蓝图修改了数十版,开发周期长达十几年,照着4A级景区标准打造,教堂、寺庙、博物馆、剧院一应俱全。喜欢鼻孔朝天的宋卫平,也对良渚低下高贵的头颅。

绿城与南都,经常相伴出现。杭州城西,绿城桂花城与南都德加公寓比邻而居;在黄龙体育中心,绿园与公元大厦相互辉映;在之江,九溪玫瑰园与九树公寓并蒂开花。

后来,许多人对那个年代,充满了感伤与缅怀。从前慢,规划、设计、开发都很慢,一个项目能做好几年。杭州的人居环境至今一直为全国翘楚,多少要归功于这些地产教父调子起得高。

4

然而,好景不长。裂缝首先来自于内部。

电影《中国合伙人》中,佟大为借着酒劲说:“不要和丈母娘打麻将,不要和最好的朋友合伙开公司。”这句话首先应验到南都地产身上。

据坊间传闻,许广跃与周庆治因为利益分配产生龃龉,并且隔阂愈深。南都的成功,使得周庆治身价大涨,和宋卫平携手登上福布斯富豪榜。共患难容易,共富贵难。许广跃曾提出增持股份,但和周闹得不愉快。

2003年,许广跃提出“分手”,并获得一幢10多万平米的写字楼项目公园大厦,作为分手费。资产折算下来,相当于南都置业20%及南都集团12%的股份。周庆治出手相当大方。

当时,南都地产正在谋求上市,周庆治已经提交了申请。然而,许广跃的离开,给他带来了沉痛的一击。2004年,周庆治心灰意冷,撤回了上市申请,南都因此成为首家过会,却主动放弃上市的公司。

当兄弟情义散落成沙时,南都房产也不复往昔。2005年开始,周庆治分三次,作价36亿,将南都卖给了对杭州市场垂涎三尺的万科。周庆治转身,淡出房地产,也离开了杭州这片“伤心地”。

声称喜欢读司汤达的王石,多少对许广跃有些惺惺相惜。万科入主南都之后,对良渚文化村的规划一字未改,甚至邀请了近百名建筑师参与设计。后来高晓松跑去开晓书馆的大屋顶剧场,就出自清水泥诗人安藤忠雄之手。

高傲的王石,很少公开谈论万科的某个楼盘,但良渚文化村是个特例。他不仅反复念叨,频繁造访,还出来一本书《走近梦想小镇》。后来特色小镇热了,原本已经“过气”的良渚文化村又意外走红。

时也,命也。

南都变成万科南都,再变成万科,一切都和许广跃无关了。离开南都之后,他重组团队,成立郡原地产。然而,在长长的排行榜上,郡原只是一个“小众”的房企。

万科之后,中海、融创、碧桂园、恒大等,凡是名见经传的房企,全部涌入杭州。对于绿城和一众浙江房企而言,这些真的是“门口的野蛮人”。

如果说77级历史系玩的是高级定制,那么对手就开启了一种“快时尚”的房产之路:标准化设计,四处复制,快速建设、开盘、销售。寿柏年后来承认,宋卫平没有做高周转刚需产品的意识,他的属下也没有。他总是盲目地追求“消费升级”。

起初,宋卫平对竞争环境的变化浑然不觉。他自认为一早看透了土地与政府财政的关系,跟着市委书记王国平的指挥棒,疯狂拿地。尤其是遭遇过2008年的重创之后,他依然罔顾形势的晦暗不明,穿着“幸运的”红T恤,四处举牌,豪掷500亿买地,自信地叫嚣超越万科,当老大。宋卫平还为自己辩解“只是不想好好的城市,被那些不靠谱的开发商糟蹋了。”

融资渠道单一,“缺钱”是浙江民营企业的血液病。充足的现金流才是扛过调控周期的王道。债台高筑的绿城,一直站在悬崖边跳舞。浪漫的赌徒宋卫平,显然危机意识相当薄弱。

2011年下半年起,因为资金链问题,绿城经历了被宋卫平称作“卖儿卖女的逃荒年代”。对寿柏年来说,那两年过得惊心动魄。明天贷款要到期了,今天还在筹资。

2014年是一个戏剧性的年份,对于77级历史系的房企大佬们而言,也是一个悲情的年份。

就在头一年,为了筹钱,新加坡路演回来,总管寿柏年在机场突感不适,嘴里吐出大量黑色液体,送到医院才发现,胃出血已经超过1500cc。他的夫人立即致电宋卫平:“老寿的身体真没法在一线扛下去了。”

廉颇老矣。宋卫平意兴阑珊。在和白衣骑士孙宏斌喝了几顿大酒之后,他决定把公司卖给融创。然而,一番明争暗斗之后,绿城撕毁合同,投奔了央企的怀抱。

当孙宏斌和宋卫平好得像连体婴的时候,他说过一段话:“我们很像,都是性情中人……为理想宁可头破血流;都有英雄浪漫主义,这种浪漫代价很大,但销魂蚀骨。”回头看这个事,他说的是对的,代价太大了。

许广跃和宋卫平可谓难兄难弟。也是在2014年,资金链快要崩断的郡原地产,引入了央企“参股”。

南都、绿城身后,以及77级历史系大佬的淡出背后,是整个浙派房企衰落。十年前获评杭州“10大房产运营商”的房企,三分之一隐退江湖,三分之一沦落边缘。

5

此后的几年,浙江地产界上演的,是六大门派围攻光明顶的故事。

绿城易主后,宋卫平带着原班人马创立了蓝城,终于用上了当年自己喜欢的名字,做小镇、养老和农业,生出归隐之心。小镇的名字很好听,桃花源、桃李春风。中国读书人的宿命,大抵如此。三千年读史,不外功名利禄,九万里悟道,终归诗酒田园。

绿城后来的掌门人,曹南舟、张亚东,个个精明,一直不遗余力地甩卖昔日的“包袱”,包括酒店、足球,“抹去”宋卫平的痕迹,并与蓝城划清界线。

2018年初,64岁的寿柏年“清空”了绿城的股票,套现17亿,顺便辞了职。在绿城的内部,这位忠诚的大总管被称为“义薄云天的男人”,但他真的老了。

2016年,许广跃出现在文化新闻里。他买下了第一套文澜阁本的《四库全书》(影印版),送给了纽约公共图书馆。

1977年,当年浙江高考的作文题是《路》,许多人都引用了鲁迅的名言:“地上本没有路的,走的人多了,也就成了路。”现在回头看,这就像某种隐喻。

他们的命运沉浮,是90年代知识分子下海经商的缩影。我们甚至能从中管窥恢复高考对社会和个人命运的巨大影响,以及商业运行的某些规则:大浪潮退去之后,在拼夕夕们狂欢的庸俗商业时代,理想主义者的“坚守”在残酷的市场面前,是毫无抵抗力的,也没有存活空间。

在时代面前,大多数人的人生,不是什么华丽的冒险,而是一股莫之能御的洪流。到最后,所有的光鲜亮丽都敌不过时间,并且一去不复返。

参考文献:

《120个回望——纪念高考恢复40周年》

《不合时宜的宋卫平》

《产品主义者的胜利 许广跃再续郡原传奇?》

《浙系房企江湖:明月照大江》

《杭州住宅60年演变史》

《王石谈创业故事:万科为何最终选择房地产行业》

《杭州楼市往事:那些逝去的理想与被继承的光辉》

《对话“了不起的宋卫平”赌徒才是快乐的旅行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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