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河边的城市:中华文化历史变迁的容器和坐标

文丨刘乐乐(方塘智库黄河文化研究中心实习研究员)

5月22日,李克强总理在十三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上作《政府工作报告》时表示,今年要加快落实区域发展战略,编制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规划纲要。作为中华文明的源头,作为孕育华夏儿女母亲的这一文化符号,黄河已深深刻在每一个中国人的心中。黄河的价值不仅仅是自然地理层面上的存在,更是文化精神层面上的象征。一时间黄河的保护和治理成为亿万人热议的话题,黄河流域迎来了新的发展机遇。沿黄各省纷纷明确把创建国家中心城市纳入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这一重大国家战略的整体规划中,依托黄河流域的自然地理、历史文化等资源优势,服从服务全国全省发展大局、争取在创建国家中心城市的进程中大有作为。

无独有偶,一年前,在美国驻以色列大使馆从特拉维夫迁往耶路撒冷的直接背景下,我读了赛门•蒙提费欧里撰写的《耶路撒冷三千年》,深深地被作者宏大的叙事逻辑所折服。一年后,在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上升为国家战略的总体布局下,我读了侯仁之先生主编的《黄河文化》,不免为编者高屋建瓴的认知所触动。两者都以城市为观测点,以时间为顺序,讲述了数千年的文明历史演变过程,篇幅之多,跨度之长,实属难见。

不同的是,一个是基于固定城市的纵向深入,以三大宗教围绕“圣城”的角逐,以几大家族的兴衰更迭为主线,生动讲述了耶路撒冷文化的前世今生;一个是基于流动城市的横向扩展,结合历代的重要文化史迹和成就,予以追踪描述,清晰展现了黄河文化不同时期的发展脉络。但这都证明了美国社会哲学家刘易斯·芒福德在《城市文化》一书中提到的:“城市是文化的容器,专门用来储存并流传人类文明的成果,储存文化、流传文化和创新文化,这大约就是城市的三个基本使命。”

在我们看来,城市为人们提供了一个频繁交流和沟通的平台,和语言一起促进了人类的对话,成为各种文化产生的温床。只是这种宽容不是来源于城市人的度量,而是城市的整体生态使得文化的滋养与繁荣成为可能。另一方面,文化的创新和继承,在延续历史文脉,增强文化自信,释放文化魅力的同时,还能为城市发展注入更多鲜活的生命力,挖掘更多的经济增长点,以此构建具有国际水准的国际名城。

1、沿黄城市是黄河文化的容器和坐标

城市之于文化,是容器,也是坐标。对于黄河文化亦是如此。黄河文化的发展,是一个个城市的变迁史。这些城市一起,穿越时间的长河,连成一部厚重的黄河文化史。那么,回到《黄河文化》这本书,我们重点探讨这样的问题,黄河文化的特质和内涵是如何在城市建设上体现的?

中国自古以来就有“筑城以卫君,造廓以守民”的传统,“城”一般指地域上用于防卫而围起来的墙垣,主要用于防御,往往是政权和军事的节点。城一旦产生,其中的工商业必然会得到发展,“市”就是进行交易的场所。早期城市的萌芽就与粮食富余、阶级出现、政权萌发,以及金属工具使用等密不可分。或许产生于王权,再生于工商是对城市产生这一现象最好的概括。如编者所说,城市既是人群密集的生产、生活和劳动中心,又是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标志。而中国传统的城市都以形、数、理、气、象相统一,集中体现了黄河文化的精髓。从侧面也映证了经济史家保罗·贝洛赫在《城市与经济发展》一书的开篇写道:“这世界上没什么事情比城市的兴起更令人着迷了。没有城市,人类的文明就无从谈起。”

黄河文化是不断发展变化的,犹如黄河水源远流长。最初萌芽于黄河流域的文化,较为集中地分布在黄河中游的河谷地带,也是仰韶文化和龙山文化分布的核心地区。自周、秦、汉、唐以来,天下大势分久必合,合久必分。期间,黄河文化的重心不断向东、向南发展,但黄河文化的基本传统体制始终在周、秦、汉、唐的基础上不断随着迁都而发生地理范围上的变化。

书中,编者详细地展现了这一发展脉络,从时间和空间两个维度上一目了然。西周到战国时期,形成了长安——洛阳一线的经济、文化轴心地带;东汉末年到三国鼎盛时期,山西、河南、河北、山东等地是黄河文化的中心区;西晋永嘉之乱到五胡十六国时期,出现了中国历史上第一次民族大融合,黄河文化进一步向南拓展,产生了黄河文化与长江文化的交融;安史之乱到唐末五代时期,文化随着经济和人口重心的转移到了南方,黄河文化又向南迈出了新的一步;宋与辽、金对峙时期,建康(南京)、越州(绍兴)、临安(杭州)等城市发展起来,江南不仅是中国的经济中心,也是人才的渊薮;元明清时期,黄河流域的政治文化中心随着明初的迁都转移到了北京,以黄河文化为主体的各种文化交汇融合,形成了博大精深的中华民族传统文化。

在这漫长的历史进程中,城市作为一个个有机的生命体,立足于黄河文化传统的根基上,不断吸收外来文化的优异成分,并把这些成果记录在自己的基因中,随着文明的进步不断生长,使得黄河文化持续充满生机和活力,长盛不衰。

2、黄河文化应是沿黄城市的灵魂之一

《管子》中对都城选址的原则有着科学的建议,“凡立国都,非于大山之下,必于广川之上;高毋近旱,而水用足;下毋近水,而沟防省。” 粗略一查,中国北方大多数城市的名字与黄河密切相关:洛阳、临汾、河津……透过历史的天际线,追寻那些城市依稀可辨的踪迹,感受数千年前文明跳动的脉搏时,就会发现城市发展壮大的每一个时期,其兼收并容的气度皆来源于对黄河文化接纳百川,汇聚千流的传承。

黄河流域作为中国古代城市的聚集地,经济发展的重点区,自古以来对黄河的治理就是安民兴邦的大事,浓缩了中华民族的苦难史和治国史。但自元、明、清三代以来,南方经济以高于全国其他地区的速度发展,保持着全国经济重心的地位。作为全国政治文化中心的北京,许多物资都要仰仗江南,特别是东南沿海地区。中国境内的文化地域结构形成了以京杭大运河为交通主动脉的南北文化轴心,逐步取代了先前洛阳-长安的东西轴心。虽说京杭大运河漕运早已被海运取代,停航了近半个世纪,但随着海洋文明的兴起,以新型交通为连接的南北文化轴心的格局并未改变,一直延续到今天。

1939年马克尔•杰弗逊在一篇文章中提出了一个极其关键的概念:首位城市和首位度。他分析了51个国家,其中18个国家的最大城市是第二大城市的3倍以上,其中28个国家大城市的人口是第二大城市的2倍以上。根据中国产业经济信息网发布的数据,我们发现黄河流域中心城市与珠三角、长三角、长江中游、成渝等国家级城市群首位城市相比,带动能力相对滞后,亟需拓展空间。

由于古代社会中的城市总是依山傍水而建,利用大江大河作为天然屏障,沿着河流的一侧慢慢发展,具有天然的防卫功能。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城市化水平的加快,原先江河的功能发生着转变,其防御功能日渐衰弱,交流成了必需。而这时江河的阻隔就成为了城市地域空间扩充的一大障碍。因此,2019年郑州提出要利用沿黄优势,努力把黄河变成大郑州的内河,优化市域空间格局,扩大发展空间,带动中原城市群绿色发展。济南早在2014年就已明确提出“黄河以北将纳入济南中心城区”,以新旧动能转换为主题,产业引领,产城融合。西安也在2017年跳出“城墙思维”,全面推动“北跨、南控、西进、东拓、中优”,意味着“北跨”渭河时代的到来。但由于黄河天堑发展的难度和阻力,跨河城市的发展大多未达到理想预期。

所以,进入“黄河时代”意味着什么?这标志着沿黄城市要把自身的建设与加快区域发展的战略布局连接起来,围绕新一轮国土空间规划编制,依托黄河流域丰富的历史文化资源,结合自身优势,处理好黄河与城市、沿黄地区与中心城区的关系,统筹生态、防洪、文化等各个方面,建设具有鲜明特征的沿黄城市,使得跨河发展,拓展空间的节奏进一步加快,提高中心城市的带动作用。

因此,新时代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的国家战略布局不仅在政治、社会、生态等方面具有创新意义,在传承和弘扬黄河文化精神、盘活沿黄流域城市经济发展等方面也具有不可替代的本源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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