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应该让主政官员的素质成为城市治理体系和能力的短板

文丨叶一剑(方塘智库创始人)

2月3日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强调,“这次疫情是对我国治理体系和能力的一次大考,我们一定要总结经验、吸取教训”,“要针对这次疫情应对中暴露出来的短板和不足,健全国家应急管理体系,提高处理急难险重任务能力”。

很显然,这样的研判和要求,不仅适用于国家层面整体性的现代化治理体系的构建和治理能力的提升,也适用于包括湖北省和武汉市在内的地方层面的现代化治理体系的构建和治理能力的提升。

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指出,我国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及其执行能力的集中体现,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是全党的一项重大战略任务。

城市和区域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重要的观察和实践视角,不但体现为城市和区域对国家战略部署的遵循和落实,还需要城市和区域在很多方面和很多具体的实践中,依托当地独特的资源禀赋、具体的执行环境和时点以及当地管理者和主政者的独立思考等,做出更富创新性的探索,在推动城市和区域不断走向良治的同时,亦为动态化的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做出贡献。

区域治理能力现代化是国家治理体系重要组成部分

北京大学城市治理研究院院长、中国城市治理创新联盟理事长俞可平曾公开表示,新型城镇化极大推动了中国现代化进程,但同时也带来许多城市治理方面的问题和挑战,如何解决城市进程中遇到的问题关系到整个国家的治理现代化,“无论政府治理现代化,还是城市治理现代化,人、制度、工具或者技术,这三个要素不可或缺。城市治理现代化是一个系统工程,既要提高管理者的素质,又涉及到整个治理体制,同时也需要工具的现代化”。

如果以此观点来对中国当下的城市和区域治理体系构建和治理能力提升进行分析的话,在我们看来,随着《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的发布,至少从中央和国家层面对推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一系列制度构成做出了纲领性指导,基本制度构建的问题已经基本上解决,并对一系列具体的改革创新命题给出明确的目标,对国家治理中的一些底线问题、法制问题、导向问题也做出了规制,这些可以说是为城市和区域推进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提供了根本遵循和普遍性指导。

就“工具或技术”而言,随着全国智慧城市建设的大力推进,不但越来越多的先进技术设备作为城市建设和运行的基础设施被采用,而且,基于这些先进的多元化的硬件基础设施的改善,结合城市运行的社会机制、经济机制、行政机制等专业研究积累,还进行了基于大数据、云计算、超级连接支撑的平台搭建,无论是政府还是市场机构,对城市运行状态的监控和了解都是前所未有的。所以说,无论是从某一城市和区域为单元的治理工具的获取和应用来看,还是以整个国家为单元的治理工具的获取和应用来看,对很多城市和区域而言,治理能力都得到了前所未有的改善,甚至在很多城市和区域,已经建立了全球领先的优势,并成为全球智慧城市建设的实验场和标杆。

剩下的就是“人”的问题。这其中虽然不仅限于城市的管理者和主政者,但城市和区域的管理者,尤其是主政者显然占据了非常重要的角色。在《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中,不但提出要“坚持德才兼备、选贤任能,聚天下英才而用之,培养造就更多更优秀人才的显著优势”,还明确提出要“健全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和领导水平制度。完善担当作为的激励机制,促进各级领导干部增强学习本领、政治领导本领、改革创新本领、科学发展本领、依法执政本领、群众工作本领、狠抓落实本领、驾驭风险本领,发扬斗争精神,增强斗争本领”。

总体来看,随着我国地方主政官员群体越来越表现出高学历、年轻化、国外访学经历、基层岗位历练、专业科班出身等特点,虽然不能说体制内官员集中了中国最大数量的社会精英人士,但绝对是中国现有精英群体中的最重要组成部分之一。无论是在城市和区域平时发展中的战略制定、政策执行、品牌营销、社会互动、招商引资等方面的表现,还是在一些危机处理中的应对自如,都表现出了较高的综合素质,不但获得了来自媒体和公众的关注和掌声,有的还直接成为了所在城市和区域的一张名片。

比如,这些年表现抢眼的青岛市委书记王清宪、郑州市委书记徐立毅、云南省长阮成发、原西安市委书记王永康、原山西大同市长耿彦波、原贵阳市委书记陈刚、原浙江省长李强、原贵州省委书记陈敏尔等,而且,因为这些地方主政官员在互联网上的超高人气,也被网友称为“网红市长”、“网红书记”、“网红省长”等。这些明星主政官员不仅给所在城市和区域的老百姓带来了更多的发展自信、文化自信,甚至政治自信,激发了当地的发展热情和共识,而且,因其较强的人格魅力、战略魄力和高效的执行力,还赢得了更多市场机构和企业的认可,客观上为所在城市和区域带来了更多的产业发展资源和社会治理资源,带来了更多来自全国乃至全球的资源配置,从而为所在城市和区域赢得了更多的发展机会,甚至带来了超常规的跨越式发展格局。

在我们看来,从城市和区域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角度来看,这些明星主政官员不仅是当地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关键一环,而且是重要的长板优势体现,甚至成了重要的标签。而且,在制度和工具(或技术)获得了普遍性供给的背景下,人的因素以及最具代表性的主政官员的选择就成了推动城市和区域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最重要的变量,平常是这样,面对突发的重大公共危机的时候,表现得将更加直接和明显。

比如,在这次疫情防控过程中,一方面我们看到,像河南省长尹弘、四川省长尹力、杭州市副市长陈卫强等,因为在当地疫情防控布局中和面对媒体镜头时的优秀表现,得到了很多赞誉,但另一方面,武汉市和湖北省的一些主要官员的表现就遭到了较多的质疑,甚至是嘲讽,黄冈那位“一问三不知”主任,简直让网友出离愤怒了。

虽然面对公众和媒体镜头的表现不是评价一个主政官员综合素质和能力的全部标准构成,但让大家担心的是,作为一个地方的主政官员,发生了这么大的危机,面对媒体和公众的时候,如果连基本的坦诚和专业表达都做不到,很难想象在平常的城市和区域治理中就能够做到坦诚和专业。

所以,在思考和考察城市和区域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时候,我们不仅要看到一个或多个优秀的主政官员对一个城市和地区的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以及高质量发展所可能带来的巨大正面作用,还应该看到一个或多个平庸的主政官员对一个城市和区域的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以及高质量发展所可能带来的负面影响。而且,这种影响可能是综合的甚至是根本性的——不仅在具体的战略规划、政策制定、执行效率、价值导向等方面产生直接的影响,而且,还可能影响当地的发展自信、社会价值认同、城市品牌认知,进而影响当地的产业发展和社会治理。

在我们看来,当互联网、大交通以及平台型企业赋能已经在很大程度上化解了不同区域之间的区位和基础设施落差的时候,能吏以及因为能吏的主政而带来的包括营商环境改善在内的综合效率的提升,正在成为很多地区发展的关键优势,也是在更大程度上激发区域和城市发展活力的关键因素。

另外,在中国的传统治理智慧和治理传统中,对能吏一直多有期待,对庸吏也一直抱有警惕和批判的传统,无论是在正史还是在野史记载中,甚至在民间传说中,都对这些能吏和庸吏做出了态度鲜明的评价,成为历史论著和民间传说的主流话题。

在没有系统的城市和区域治理体系构建导向的国家治理时代,都知道并重视一个或多个优秀的地方主政官员对一个地方发展的关键作用,那么,在明确提出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新时代背景下,我们应该更加重视优秀的主政官员对一个城市和区域发展所能发挥的关键作用和特殊价值,对能吏政治多有重视,不应该让主政官员的素质成为一个城市和区域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短板。

当然,改变似乎正在发生。从最近一段时间以来几乎涉及到所有省份的地方官员大轮换中,我们似乎看到了这样的吏治逻辑,所以,我们也期待通过这一轮的官员异地交换,不但能够革除之前地方吏治中因为长期的本地化从政所带来的一些弊端,更期待通过较大规模的官员轮换所带来的高素质主政官员资源的均等化,平抑区域发展的不均衡和不充分。在我们看来,这对于提升和推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整体战略布局而言,不但有意思,而且还很重要和必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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