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一剑:商丘的新价值时代

文丨叶一剑(方塘智库创始人)

2012年,当我出版了《乡愁里的中国》一书后,给我带来的最直接的影响之一是,我决定尝试将自己的研究和观察目光投向自己的家乡河南商丘,因为,在修改书稿的过程中,我第一次强烈的意识到,做了将近十年的记者,走访了全国很多城市和地区,甚至还去了一些国外的城市和地区,写了很多区域和城市的报道,在很多人眼中还成了所谓的区域经济和城市问题专家,但我对自小在那里生活了将近二十年的商丘及周边地区却是知之甚少,以至于无法准确回答“商丘为什么叫商丘?”“商丘有什么值得看的?”这些经常被提及的问题,对此,每次自己都颇感尴尬。

此后的几年里,我回到商丘的频次明显增加了,并尝试过做家庭农场,尝试将当地一种传统小酒推向北京甚至全国市场,还尽量通过自己的专业研究为地方政府或企业的文旅项目(比如当年虞城的木兰小镇项目)提供建议,当然,作为研究者和写作者,有时候也会在自己的文章和视频节目中对商丘的在地文化进行表达,等等,希望以这种碎片化的介入方式对商丘多一些了解,并努力推动商丘在全国的公共表达和品牌传播,甚至是产业转型发展。

2018年5月4日,在方塘智库做了三年后,我们决定将方塘的产品和服务在商丘落地,于是在当地建立了“重新发现商丘”项目组,并开设了《重新发现商丘》的新媒体平台,致力于通过整合国内外相关领域的研究力量和媒体资源,对新时代的商丘进行系统性、持续性和专业性的发现和讲述,为商丘新一轮城市和区域转型提供从战略到方法论层面的支持,为商丘新一轮的转型发展培育新动能,寻找新动力,助力商丘经济的快速崛起和高质量发展。

唯有重新发现,方有价值维新,当时,我们对商丘新一轮发展的基本研判至少包括:

其一,随着多条国家干线高铁和高速公路的建设通车,事实上等于国家出资为商丘建设布局了最强势的基础设施配套,让商丘天然的地理区位优势变成了实实在在的大交通枢纽优势,从一个中原内陆城市,至少从通达性上成为了一个区域中心城市甚至是国家中心城市,对绝大多数城市而言,这绝对是可望不可及的历史性和战略级的超级资源配置,其背后可能带来的发展红利是显而易见的。

其二,商丘不但自身拥有920多万的人口规模,而且,其周边地区也多为人口密集地区,以其为中心的150公里半径内,可直接覆盖人口规模超过7000万,这样的人口规模及其背后的消费潜力和劳动力资源供给潜力,在一个“得人口者得天下”的“后人口红利时代”,任何机构和企业都不能不为之心动,国家的区域协调发展战略也一定不会忽视这样一个区域和城市的存在。

其三,商丘有着丰富的文化旅游资源,不仅资源类型多元,而且具有丰富的全国乃至全球表达空间,在中国文旅的新价值时代(2018年中国旅游总收入近6万亿元,旅游人次超过55亿人次,且增速大幅度超过国家GDP增速),商丘的文旅消费、文旅产业、文旅投资明显处于价值低估周期,不仅文旅产业本身处在爆炸式增长的前夜,而且,考虑到文旅产业价值倍增和流量经济的特征,还将整体性、综合性带动商丘城市和区域的产业结构调整、经济转型升级和社会治理水平的提升。

其四,越来越多的机构和企业不仅对商丘的快速发展形成了乐观的预期,并开始加快对商丘的战略性布局,有的甚至“重仓商丘”,这直接拉升了商丘经济社会发展的多项指标,让商丘经济增速一度连续几年领跑河南。而且,在很多时候,“乐观的预期本身就是区域和城市发展的重要动力,会直接带动一波又一波的资本集聚和产业导入”,由此可以认为,商丘已经开始进入快速发展甚至是跨越式发展的新增长周期。

面对这些显而易见的常识性的和规律性的发展认知,我们当然也希望能够分享商丘新一轮增长周期的红利,并致力于通过我们的服务和资源配置,参与到这种预期中的中长期快速增长过程当中去,与有关各方一起,在最大程度上成就一个具有充分战略合理性和市场合理性的“商丘的新价值时代”,这是我们“重新发现商丘”的逻辑起点,也是我们希望让改变继续发生的战略和情感诉求。

1、全面的开放,更大的发展

在我们看来,无论一个地区和城市的资源禀赋与历史机遇有多好,其经济快速增长和高质量发展从来都不是自然而然发生的,也不是随随便便就可以发生的,而是需要在政府与市场、产业与城市、战略与执行、国际与国内、社会与资本等各种各样错综复杂的利益关系调和与决策博弈中找到最佳的平衡点,需要包括地方政府在内的直接利益相关者以最饱满的开放热情、最坚定的改革勇气、最敏锐的专业判断、最专注的创新精神在这个充满不确定性的剧烈变革时代中为城市和产业的发展锁定一个又一个确定性,最终找到一条通向繁荣和美好未来的道路。

而且,中国转型,商丘故事,正是由于商丘在多个方面已经开始扮演新时代国家和产业变革叙事中的重要角色,比如,商丘是国家重要的交通枢纽、国家区域中心城市、重要的国家物流节点、国家重要的粮食主产区,还是中华传统文化传承创新的重镇,在很多产品和产业类别中商丘的产能占据了全国乃至全球的半壁江山甚至更多,等等,这就意味着,在这一条已经延展开来的注定充满荆棘的通往光荣与繁荣的商丘新一轮转型发展之路上,我们将要看到的不仅是商丘一城一地的改革探索和转型实践,还将在很大程度上代表或体现着中国新时代变革的价值观与方法论,而这也是商丘的决策者和变革参与者们尤其需要关注和拥抱的一个转型逻辑:商丘的新一轮变革,能够在多大程度上吻合于、激荡于甚至引领中国乃至全球某一领域的转型与变革大潮,将直接影响甚至决定商丘新一轮转型发展中的战略资源配置、政策资源支持和市场机会获取——商丘需要“让国家和时代变革的使命就是商丘变革的使命,让国家和时代转型的未来就是商丘转型的未来,让商丘发展的故事成为国家和时代发展故事的重要的组成部分”。

所以,不管之前商丘的发展在多大程度上表现为内部周转和内部循环的特征,至少从现在开始,商丘需要进一步加强的一个视野是:更加习惯于“跳出商丘看商丘”,将商丘的城市发展纳入到区域、全国乃至全球的城市坐标体系,将商丘的产业发展纳入到全国乃至全球产业的价值链重塑进程当中,将商丘的传统文化和现代转型故事更多的向全国乃至全球去表达,等等,并将这种基于外部视野的洞察、思考和判断,与商丘的转型发展进行紧密而充分的互动,以市场化和全球化的资源配置来激活商丘当地包括文化、生态、人口在内的独特资源禀赋。

这个世界正在变得前所未有的不同,因为大交通、互联网和平台型企业的赋能,在让每一个城市和区域(包括一些传统的内陆地区和边缘地区)都平等的获得了与世界对话和参与全球价值链重塑的机会的同时,也让每一个地区和城市都可能随时遭遇来自全球市场的产品和服务的冲击,再也没有绝对的区域市场和所谓的地方性企业了,所有的区域和企业都需要在经济全球化的逻辑下来思考自己的兴衰成败,甚至是生死存亡。

对商丘而言,当一系列现代化的高规格的战略性的基础设施落地于此的时候,一方面为这里打通了与全球连接的通道,但在客观上也为包括北京、上海、杭州、深圳、郑州、西安甚至徐州和开封等城市对商丘的“虹吸”提供了便利,这种情况下,这些基础设施所能带给商丘的到底是“辐射红利”还是“虹吸之弊”,将更大程度上取决于商丘的战略选择、发展决策和行动效率——开放包容、主动作为、革故鼎新理当成为商丘新一轮发展理念的必然选择,以更加开放的态度和决策迎接开放,以更完善的服务体系拥抱开放,以更加大胆的改革推动开放,以高质量的全面开放,赢得历史性的高质量的大发展。

当然,因为开放包容、交通便利和主动作为而带来的商丘产业新故事已经发生。比如:睢县“无中生有”,大力发展制鞋产业,年产能已达1.5亿双,成为了名副其实的“中原鞋都”,并开始向着更高级别的鞋业小镇模式挺进,其过程中,一个广为流传的故事是,2017年4月,河北雄安新区“腾笼换鸟”,当地3000多家鞋企要向外搬迁,一时间成为全国各地招商的“香饽饽”,睢县县委、县政府主要负责同志带队,多次赴雄安新区开展招商,前后举办了三次招商推介会,邀请了500多家制鞋企业负责人参会,从项目洽谈到落地建设,为企业提供全程保姆式服务,直接促成了雄安新区制鞋关联企业成功转移至睢县120多家。

再比如,商丘市梁园区一家省级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贵友集团,抢抓 “一带一路”机遇,大胆走出国门,到吉尔吉斯斯坦发展食品加工产业,在该国投资兴建“亚洲之星” 境外经贸合作区,占地8500余亩,年饲养商品肉鸡1000万只,年孵化商品鸡苗1000万只,年加工饲料12万吨和年屠宰肉鸡800万只。这是河南省首家国家级境外经贸合作区,荣获了“丝路之星”称号,生产的“楚河”牌禽肉产品已占该国禽肉市场销售额的49%,创造了商丘本土品牌在域外市场占有份额的新高。

商丘市官方发布的数据显示:2016年至2018年,全市共计实际利用省外资金1942.9亿元,投资3亿元以上大项目397个;2019年上半年,实际利用省外资金388.9亿元,规模居全省第3位,其中在建3亿元以上项目136个,10亿元以上项目21个。

“当今世界,经济全球化发展迅猛。谁的开放度高,谁就能更好发展;谁的招商力度大,谁就能更快发展。扩大开放招商,借助外力加快发展,是商丘近年来发展的经验,也是商丘跨越发展的主战略。”商丘市委书记王战营曾公开表示。

2、让改变继续发生

在我们看来,对商丘未来五到十年经济增长的乐观预期依然是值得期待的:官方发布的数据显示,哪怕是在全国经济下行压力持续加大的大背景下,商丘GDP增速依然保持着8%左右的增长速度(2018年是8.7%,2019年上半年是7.9%),不仅高于全国水平,在河南也一直处于第一梯队,而就总量来看,刚过2300亿经济体量显然与其本地近千万人口、辐射周边近亿人口以及重要的国家战略定位是不匹配的,快速做大商丘经济总量至少在五到十年内应该都是商丘市和河南省甚至是国家层面重要的目标诉求之一。

从商丘现在的增长结构和动力看,消费拉动、产业拉动和投资拉动的色彩还是比较明显,2019年上半年,商丘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8.8%,高于全省平均水平0.5个百分点,居全省第5位;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长9.8%,高于全省平均水平1.6个百分点,居全省第2位;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582.44亿元,同比增长11.7%,高于全省平均水平1个百分点,居全省第1位。考虑到人均可支配收入依然处在较高增长水平(2019年上半年商丘市全体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9483元,同比增长9.8%,高于河南省平均水平1.2个百分点,居全省第1位),以及随着文旅产业的快速发展,消费对商丘经济增长的拉动依然有很大想象空间;考虑到商丘依然处于工业化加速阶段,包括装备制造、食品、纺织服装制鞋三大过千亿产值的产业集群在内,正处于转型升级的阶段,通过更加完善的产业生态的构建,不仅会进一步实现产业本身的增长,还将为更多跨界创新和异业融合提供支持,从一业兴向百业兴延伸,再加上文化和技术的赋能,增长潜力依然巨大;而投资就更不用说了,考虑到现在基数和体量,相较于很多同类城市和区域而言,甚至是相较于体量、区位、人口远不及商丘的区域和城市而言,商丘的投资规模和增速都是相对较低的,潜力也很大(当然,这也需要商丘将更多的地方发展战略和项目设计纳入到国家整体的发展战略当中去,并通过市场化的手段打通与全国乃至全球资本市场的连接,以国家资本和全球资本为商丘的投资加码)。

再加上前面我们提到的商丘已经具有的交通枢纽优势、人口规模红利、国家战略布局、文旅产业崛起等,对商丘未来五到十年的快速增长预期,无论是在商丘本地还是在外部投资者看来,都是值得期待的。

不过,虽然对一个区域和城市而言,乐观的预期本身就是重要的发展动力,但仅有乐观的预期显然是无法保证一个地区和城市的持续发展的,尤其是持续的高质量的发展。既往很多的发展案例表明,在依托于某一特别优势资源带来的强烈的乐观预期引导下,很多区域和城市的发展模式要么过度依赖于某一资源的变现,最终难逃“资源诅咒”的宿命(如中国的鄂尔多斯和榆林);要么过度发展某一产业而忘记了复杂产业体系对一个城市和区域持续发展的不可或缺性,最终因为产业结构过于单一,一旦遇到风吹草动和产业迭代,繁荣瞬间滑落(如美国的底特律和中国的大庆);要么过度享受于土地和房地产红利的快速增长,不但偏废了综合产业结构的构建,而且因为房价的快速提升,限制了优秀人才的进入,降低了城市宜居宜业的便利,进而遏制了更多创新创业的可能,有的还不得不用多年时间来化解因为房地产化的无序扩张所带来的苦果(这样的城市在中国上一轮的发展中可谓比比皆是)。

所以,对商丘新一轮发展的思考和研判,除了对已经形成并还将继续的乐观预期加以深入的分析之外,还应该将更深层次的变革命题更加具体的对应到一系列关键词和关键领域上,并进行全球化背景和市场化逻辑下的更系统的思辨,只有这样才能让更多美好的改变继续发生,更快的发生,更深层次的发生。

比如乡村振兴在商丘,除了具有基础性的战略价值,直接体现为补发展短板的逻辑之外,更重要的思考角度是,这也是商丘发挥长板优势的重要体现——在商丘做乡村振兴,除了具有和全国其它地区一样的普遍的战略价值外(确保粮食不减产,确保乡村社会的稳定,确保乡村环境的改善等),如果做好了,还将是大幅度提升商丘区域竞争力和品牌影响力的战略平台,是综合体现商丘新一轮文化、生态、社会、经济和政治全面转型的战略依托和空间载体。

就我们的调研来看,商丘的乡村与山西的乡村有些类似,很多村落本身就是重要的文化符号,是重要的历史事件的发生地,是重要的在地文化的本体,有着厚重的历史人文价值,此外,在这些村落,还分布着大量的民间传说、民俗节庆以及文化遗存(木兰传说、伊尹祠、老家文化、仓颉墓等),这就使得乡村成为了商丘最重要的文化空间。

基于此,在商丘的文旅产业和全域旅游发展中,基于这些文化要素的乡村旅游一定是重要的组成部分。比如民权县北关镇王公庄村,全村共1366人,有800多人从事绘画产业,有国家美协会员2人、省级美协会员42人、市县两级美协会员359人,以工笔画虎为主,兼画人物、花鸟、山水等,品种繁多,村中夫妻画家、父子画家、兄弟姐妹画家及三世同堂作画者比比皆是,每年9万余幅画作不仅销往全国各地,而且远销韩国、日本,年产值1.3亿元,被誉为“中国画虎第一村”。

当然,我们在调研中也发现,对于很多村落来讲,在新的时代背景下,面对这些存在于乡村空间的大文化符号和IP,仅仅依靠村级、乡级甚至县级的资源整合能力往往是无法实现高质量挖掘、保护、传承和创新的,至少需要在市级层面进行专门化的全链条化的市场化的甚至是国际化的资源配置,推动这些传统村落以及依附于这些村落的文化资源的创新性发展、创意性转化和高附加值价值变现,木兰文化、状元文化、老家文化,甚至是殷商文化,莫不如此,越是具有显学性质和超级IP潜质的文化符号,越是如此。

从生态价值角度来看,豫东地区多为平原,村落密集,中观和微观水系交织,在这一地区的大生态治理逻辑中,与很多地区的山、水、林、田、湖、草的综合治理逻辑不同,应该是河流、田地、村落、城市、湖泊等综合治理的逻辑,其中,田地和村落因为空间面积大,甚至应该占据主导地位——更加重视田野和村落的大生态治理理念应该给予重视,再加上田野和村落空间生态治理的历史欠账较大,更迫切需要革故鼎新、高位突破。

在我们看来,截止到2019年,商丘已经实现了全部县的脱贫摘帽,在新的阶段,当以乡村振兴为战略依托,价值化理解和开发乡村资源,让乡村成为推动商丘综合转型的重要的战略资源,成为实现商丘全域化良治的重要的空间依托、经济依托和社会依托,可谓是“没有乡村的振兴,就没有商丘的高质量发展”。

再比如文旅产业在商丘,现在每年1600多万的旅游接待人次和超过34亿元的旅游总收入(东边的徐州2018年超过5700万人次,旅游总收入超过770亿元,西边的开封2018年超过6800万人次,旅游总收入超过600亿元),一方面当然可以被理解为商丘文旅产业的发展有很大的潜力,但无论是基于商丘丰富的文旅资源禀赋来看,还是从全国甚至周边地区的文旅产业发展水平来看,商丘的文旅产业发展都处于比较初级的阶段,不但没有真正成为商丘经济快速增长中的显著增长点,也没有形成现代化的区域文旅产业体系,更无法在客观上发挥拉动商丘高质量发展的引擎的作用,甚至无法有效的反哺商丘厚重而多元的文化的研究、保护和传承(比如,无论是木兰祠还是伊尹墓、仓颉墓,有限的旅游收入甚至连基本的修缮维护都难以支撑,更无法拿出足够的资金投入进行高质量的研究和现代文旅产品的打造)。

沿着旧地图,找不到新大陆。面对这些大量的“安静的风景和沉默的文明”,商丘的文旅产业迫切需要在更高的层级实现跨越式发展甚至是“换道超车”,从景区建设、品牌营销、文旅融合、智慧旅游、产业投资、创新创业、平台公司、产权改革、景城互动、乡村旅游、文旅融合等各个层面高起点推进,全产业链化、产业生态化的推进商丘文旅产业的转型发展,以决胜于与周边地区的客源竞争和中国文旅产业快速崛起的新周期。文旅产业的快速增长和转型,不仅会对商丘的城市品牌营销提供直接的符号支撑、流量支撑和场景支撑,还将在商丘历史第一次真正实现文旅产业成为战略性支柱产业的突破(文旅产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超过10%甚至15%),推动包括制造业、食品、纺织服装在内的一系列非文旅产业的文旅化创新性转型,让产业拉动经济增长的动力更加强劲,并通过文旅产业的发展,推动商丘城市和区域的综合转型、高质量发展和可持续发展。(具体内容我们将在后续《商丘文旅的新价值时代》中专题讨论)

还有就是枢纽经济建设和城市经济的发展问题。在我们看来,截止到目前,至少从基础设施的布局来看,商丘已经是全国综合交通枢纽城市和“一带一路”物流节点城市,再加上近年来积极推进的现代物流和跨境电商的发展,以及综合保税区的建设运营,让商丘的枢纽经济属性进一步强化(商丘还是全国第一个专门做了枢纽经济发展规划的城市),服务半径和交易规模不断攀升,未来可期,大物流产业以及由此延伸出的枢纽型城市概念也被认为是商丘未来最值得期待的产业选择和城市价值之一。不过,从现代立体交通枢纽和大交通体系构建,以及功能完备的具有充分的产城融合色彩的内陆港城建设的角度看,商丘接下来还需要有航空(商丘机场正在建设)、智慧城市平台、互联网平台企业等更加多元的枢纽型基础设施和运营体系的加持,才能在更高层级满足现代内陆开放高地型城市建设的竞争,才能更高效的服务于当地和周边地区经济的发展,成为名副其实的区域中心城市甚至是国家中心城市。而且,硬件和技术层面的枢纽基础设施的建设,只是一个地区和城市经济快速发展的基础条件,而不是充分条件,还需要有更多领域的软性的体制机制改革和创新需要突破,比如,营商环境的进一步提升,教育、医疗、体育等公共服务的供给,还有会议会展、资本服务、研发服务、宜居环境等领域的市场化的服务供给,还需要有更广泛的城市和地区文化认同的建构,以及更具开放性的自贸区的申办和运营,等等,而这些背后实际上都依托于发达的城市经济来完成。

按照主流的观点,一个城市经济的崛起,关键影响因素至少包括地理区位、资源禀赋和治理能力三个方面,就地理区位而言,就像前面我们提到的,经过多年的国家战略布局和河南省以及商丘市层面的努力,除了航空和港口之外,商丘的高铁、高速以及国省道路网密布,交通枢纽的格局已经形成,内部、周边以及面向全国的互联互通格局已经形成,接下来,随着航空、内陆无水港甚至河港的开通,以及互联网经济的发展,在商丘将形成更加强势的区位优势和大交通枢纽优势;就资源禀赋而言,除了厚重的历史人文积淀外,商丘的土地、水文、人口优势明显,如果能够更加强化科技资源的导入和对接,并与存量产业的转型升级、招商引资和创新创业进行深度互动,直接服务并转化为产业竞争力和城市竞争力,将使得本地良好的资源禀赋得到更大程度的发挥;由此,在这三者中,最大的变量就是治理能力了,这也是现代区域发展和城市竞争更具决定性的影响因素,所以,接下来,商丘在既有的城市治理改革创新基础上,如何进一步提升现代城市治理能力,构建适应于新时代国家变革和新一轮商丘转型发展的现代治理体系,尤其值得期待。

此外,商丘还可以进一步完善城市功能,尤其是按照国家区域中心城市的战略定位来进行城市功能的提升,比如,不断集聚金融产业和服务,构建完备的投融资服务体系,并与全球资本市场打通,以全国乃至全球资本来支撑新一轮商丘固定资产投资的快速增长,最大程度发挥投资对经济增长的拉动,并与区域和城市的产业和消费一起重构商丘高质量发展的新价值闭环;大力发展生产性服务业,增强与周边地区的产业性联系,为周边地区的产业发展提供服务支撑——当一个城市能够高效的服务于周边地区的时候,这个城市才是一个真正的区域中心城市;进一步提升城市中央商务区的规模和水平,并致力于构建面向全国乃至全球的开放的多元化平台,比如自贸区、内陆无水港的申办和建设运营等;还要进一步提升宜居环境,配套一流的城市基础设施,比如,国际会展中心、星级酒店、医院以及较好的大学等;还要有高品质的商业服务设施,在商丘就可以满足高质量的消费供给,并具有一流的购物休闲体验;还要确保与周边地区的大交通的联通以及内部交通的通畅,立足于高质量的产业发展,为本地和周边地区提供足够多的更好的就业机会,从而吸引更多的来自周边地区甚至全国其他地区的人口流入,避免人口的流出。等等。

还有就是关于进一步思考区域文化自信的建立和城市品牌营销的创新问题。在新的时代和城市发展背景下,区域和城市自信的建立首先立足于对区域文化和精神资源的梳理、发现、阐释和表达,最大化凝聚区域和城市内部的价值认同,并进行面向全国和全球的城市品牌营销。商丘当地及周边文化资源丰富,但很多文化符号和体系也存在历史久远、物理遗存较少或破落、缺乏系统专业的整理、当地的口头流传越来越弱化甚至出现断代等情况,有的越来越表现出捕风捉影和过度戏说的成分,如果不能及时进行专业介入,并通过更多的研究与考证使其走向文本化、书面化、学术化与民间化共存的阶段,将是当地文化资源的一大损失,不但无益于激发当地的文化自信,也无助于凝聚当地的价值认同,更无法适应于商丘新的历史阶段更高水平和层次的城市品牌营销推广。

全国很多历史文化厚重区域和城市的发展案例表明,很多城市都陷入了过度重视历史而无法守正出新,对历史文化和全球文化的敬畏和追逐有余,对现代文化和亚文化的重视还不够。在商丘的文旅产业发展、城市品牌构建以及城市精神塑造中,不仅要对丰富而厚重的历史文化进行发掘、提炼和表述,还要对现代文化和亚文化表现出足够的敏感,对外来文化表现足够的包容,求新求变,让城市文化、城市精神和城市品牌,既能充分体现对厚重历史人文的传承,又能体现对现代城市发展积淀的张扬,还要能够体现对未来城市想象的追求——商丘是一个历史文化名城,还应该是一个现代化的时尚化的开放的国际化都市。

变革已至,未来已来,通达商丘,连接全球,城市商丘,宜居宜业宜游。经过上一轮的快速发展,在21世纪正式进入第三个十年的新时代,一个全面开放、勇于改革、敬畏历史、突破创新的新商丘已经在路上。在我们看来,哪怕是基于商丘现有的国家战略定位和城市发展预期,在未来的五到十年,商丘要实现的不仅是GDP的倍增目标(要突破5000亿元甚至更高,这将是一个国家区域中心城市基本门槛),还要实现对每年过亿的旅游人次的动态治理(作为一个旅游城市每年接待的旅游人次与常住人口比至少在10倍以上,甚至更高),作为一个真正的区域中心城市,不但要构建完善的现代生产体系,还要构建完善的现代服务体系,并能够为周边地区的发展提供市场化和全球化的资源配置。而且,这些目标的实现还要以高质量的发展模式而非传统发展模式来实现(更何况传统的发展模式根本无法实现这些目标),想想这都是一件让人兴奋的事情,让我们拭目以待静观其变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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