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一剑:天津滨海新区的新价值时代

文丨叶一剑(方塘智库创始人)

时至岁末,棋至新局。2019年的12月份对天津滨海新区来讲是一个特殊的月份——十年前的2009年11月,经国务院批准,天津市调整部分行政区划,撤销塘沽区、汉沽区、大港区,设立滨海新区,以原三个区的行政区域为滨海新区的行政区域,两个月后的2010年1月11日,天津滨海新区举行新区第一届人大、政府和政协揭牌仪式,自此,天津滨海新区在2005年10月被正式纳入国家整体发展战略四年后,进入新的发展阶段。2009年12月的天津滨海新区发生过什么,恐怕是当时的相关亲历者一辈子都印象深刻的记忆。

就像在天津滨海新区历史上所发生的一系列改革决策一样,十年前的这次调整,直接引发了对中国开发区以及国家级新区管理体制走向何方的大讨论——是行政复归变成一级政府还是继续保持看起来更加市场化的管委会模式?直到今天,关于这一问题的讨论依然没有结束。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今年7月份,起始于天津滨海新区下辖的经开区、高新区、东疆保税港区、天津港保税区、中新生态城等五个开发区的法定机构改革,再次引发新一轮针对中国开发区和园区经济管理体制和治理模式之思辨和讨论。对此问题可能依然没有标准答案,但这五个开发区注定会成为观察和思考中国开发区和园区经济未来变革的直接参照对象。

天津滨海新区是一个具有鲜明改革基因的地方,这不仅是因为在国家层面总是被赋予时代性的改革命题,更体现为在每一个时代节点,这里的决策者和实践者中总有人愿意主动地去寻求突破和有所作为,有时甚至不惜过度超前决策、过度放大尺度,以至于在滨海新区的发展历史上,有的人在质疑声中隐忍前行,有的人在壮志未酬时赴任他方,有的人在机构调整中“下岗再就业”,以至于在滨海新区的片区内,有的地方繁荣生长,甚至成为国家的核心战略资源,有的地方则负重前行,依然等待被新的发展机遇激活甚至是拯救。

如今,站在天津滨海新区成立行政区十周年的时间节点来看,基本的结论之一是,不管其过去十年曾经历过怎样的兴衰和质疑,都不可否认的是,无论是从基础设施、产业基础、开放条件、港口资源、城市空间等方面来看,还是从国家的战略布局、现实的经济体量、创新性资源集聚等方面来看,甚至是从城市治理体系和公共服务配套来看,这里都不仅是京津冀地区和我国北方地区最具竞争力的区域之一,哪怕是从全国19个国家级新区以及全国区域发展格局来看,也明显处于第一梯队。

十年为期,百年为盼。在新的时代、国家、经济、产业等剧烈变革和区域、城市、社会等快速变迁的综合背景下,站在新的发展节点,天津滨海新区需要找到面向未来和全球的更加明确的转型之路,以新的使命担当、战略规划、城市定位、产业集聚、社会治理、品牌塑造等,构建一个属于自己的城市新价值时代。这应该是天津滨海新区在新一轮发展中需要秉承的最重要的思维方式和价值认知之一,也是确保其在未来十年乃至更长周期中实现高质量发展和可持续发展的最重要的方法论之一,也是我们全面和准确地理解其在今年2月份提出的“建设繁荣宜居智慧的现代化海滨城市”这一新时代区域发展目标的逻辑和价值起点——这一目标背后,既有对包括滨海新区在内的中国区域价值重塑的常识性和规律性的回归,又有对天津滨海新区新一轮转型发展方向更具本质性的洞察——向产业而生,向智慧而生,向生态而生,向开放而生,向未来而生,向城市而生,向海而生,向人而生。

1、重新发现天津滨海新区

几年前,因为GDP统计方式的调整而带来的舆论关注事件,一度置天津滨海新区于尴尬地位,再加上全球宏观经济的深度调整带来的包括天津在内的中国经济增速整体下滑,使得对天津滨海新区这一曾经连续多年领跑中国经济增长的区域的质疑甚嚣尘上。

不可否认的是,在中国经济上一轮快速发展周期中,作为国家战略性资源配置最多、产业集聚规模最大、经济增长速度最快的明星区域之一,中国经济传统发展模式下所积累的问题,天津滨海新区可能都有体现,再加上这一地区不仅规划面积巨大(2270多平方公里),其长期存在板块分割的情况,内部基础设施不够完善,协同效应得不到充分发挥,功能区和行政区交错复杂,产城融合和人口导入一度不太理想,等等,使得这一地区一旦面临经济失速和深度调整,所遭受的压力尤其突出,不但需要同时补的短板太多,而且,都需要在有限的时间内有所突破——正是这些存量问题迫切的转型甚至腾退需求,在很大程度上构成了天津滨海新区新一轮转型发展的最直接也是最大的压力来源。

如果具体看一下各领域的统计数据就可以发现,就天津滨海新区目前的创新发展基础来看,在新兴产业的增长、创新要素的集聚、公共服务的改善、城市治理的提升、战略平台的搭建等方面的表现还是很不错的。

比如,按照天津滨海新区发布的数据,滨海-中关村科技园积极探索创新协同新模式,自科技园揭牌截至10月底,累计吸引了1344家企业注册落户,注册资金约128.1546亿元;这里聚集了国家超算(天津)中心、军民融合研究院、北大新一代信息技术研究院、中科智能识别研究院、国家生物医药联合研究院、中科院天津工业生物技术研究所等478家部级以上研发平台,为科技创新提供重要源动力;截至2019年7月,这里拥有工程(技术研究)中心110家(其中国家级17家)、企业技术中心235家(其中国家级30家)、市级科技型中小企业3.3万家(其中国家科技型中小企业1853家)、国家高新技术企业2206家(占全市比例超过4成);这里还聚集了在新区工作的“两院”院士、有突出贡献的中青年专家、国家科技奖项主要完成人等各类领军人才932人。

从产业集聚来看,截止到2019年7月,滨海新区建成了8个国家新型工业化产业示范基地,形成航空航天、汽车及高端制造、新一代信息技术、生物医药、新能源、新材料等8大优势产业;新一代信息技术、汽车及高端制造、生物医药产业均超过千亿级产值,其中,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集群拥有天河超算、飞腾CPU、麒麟操作系统、天津海光国产 X86芯片、曙光高性能计算机等,已建成和正在建设12家智能化工厂和数字化车间,汽车产业集群聚集一汽丰田、一汽大众、长城汽车等整车生产企业,生产能力达到130万辆,整车生产2019年有望突破120万辆;生物医药产业集群形成了生物制药、化学制药、现代中药、基因检测、新型疫苗、医药研发及医疗器械等完整的产业链,拥有各类生物医药企业1500多家。

这样的科技创新资源、新兴产业“家底”和产业协同平台,别说是对城市新区而言,就是对全国大多数省会城市来讲,也不是在短期内能够实现的。也正是因为如此,在我们看来,在京津冀协同发展过程中,将天津滨海新区看作是重要组成部分并寄望于“发挥重要引擎作用”,并致力于打造成为京津冀世界级城市群的门户和增长极,具有充分的战略理性和市场理性。

而且,无论是对天津滨海新区的决策者而言,还是对外部的投资者而言,一旦有了这样的认知和共识,也就实现了对天津滨海新区区域价值的重新发现。当然,从这几年联想、滴滴、今日头条、360、紫光、科大讯飞等一系列具有北京和全国背景的优秀的标杆性企业纷纷布局天津滨海新区来看,这样的战略认知和市场预期已经出现,并可能在更大程度上推动一种“重仓”滨海新区的“投资风潮”的形成,对此,天津滨海新区方面应该有所洞察,并尽力推动这一“投资风潮”的显性化和行动化,抢抓新一轮京津冀和全国乃至全球产业地理重塑的机遇和先机,更何况这一机遇和先机具有显著的未来性。

此外,对天津滨海新区在新时代背景下的价值再发现的另一个角度是,基于天津港这一国家核心战略资源所延伸出来的天津滨海新区对中国经济的不可或缺性。

对中国经济而言,考虑到以广州和深圳为代表的广东经济的体量、规模、创新性和开放性,一直有中国经济的“压舱石”的说法,那么,考虑到天津港以及围绕天津港已经形成的临港经济和腹地经济对中国经济的重要性,尤其是作为北方经济最重要的出海口依托和海上门户,以天津港为代表的天津滨海新区也可谓是中国经济的“压舱石”,其重要性是无法单纯用港口货物吞吐量来衡量的——作为开放经济、枢纽经济和流量经济的核心节点和战略窗口,天津港以及与其配套整个临港片区和天津滨海新区的发展,对中国北方经济的影响是很直接的,也是深层次的,这也是说天津港是“国家的核心战略资源”的原因所在。

按照天津港统计数据,截止到2019年12月份,天津港同20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800多个港口保持航运贸易往来,集装箱班轮航线达到近130条,每月航班550余班,通达世界各主要港口,成为国际资源配置的重要枢纽之一;对内辐射腹地广阔,在内陆腹地布局42个“无水港”,是京津冀、华北、西北地区最便捷的出海口,港口货物吞吐量已经超过5亿吨,集装箱吞吐量超过1600万标准箱,是世界十大港口之一。

而且,在国家和天津市新的战略要求下,天津港进一步创新推进腹地物流网络升级。公开的信息显示,天津港主动向东北地区拓展,服务东北老工业基地振兴,“天津长春无水港”和“长春天津海港”相继揭牌,长春至天津海铁联运班列已经正式开通,两地之间海铁联运实现了“零”的突破;着力打造雄安新区“海上门户”,天津港集团雄安服务中心已经正式揭牌设立,天津港服务雄安新区绿色通道正式开通;与河北保定白沟新城管委会签署了战略合作协议,与中外运华北公司就区域物流节点融合发展形成合作,将丰台、朝阳、白沟等物流节点纳入无水港体系;开通了石家庄高邑到天津港的双向班列、山西中鼎物流园至天津港的点对点班列,积极引导货源流向天津港;在北京铁路集团的支持下,开发了天津港至河北武安的铁矿石35吨敞顶箱运输线路,把海运自备箱引入新疆,为新疆区域出口货物提供箱源。据统计,2019年1-8月,天津港完成海铁联运37.3万标准箱,同比增长8.2%。

2019年1月17日,习近平总书记来到天津港码头时强调,经济要发展,国家要强大,交通特别是海运首先要强起来,要志在万里,努力打造世界一流的智慧港口、绿色港口,更好服务京津冀协同发展和共建“一带一路”。

由此,天津港在新时期的发展目标和战略地位,被认为是不仅明确,而且高远——天津港不仅是天津滨海新区的港口,还是京津冀地区以及中国北方地区最重要的海上门户,也是中国新时期全面开放战略和“一带一路”倡议的重要战略支点。而沿着此价值逻辑,当然也就可以进一步实现对天津滨海新区更多元的区域和城市价值思考。

唯有重新发现,方有价值重塑。事实上,经过十年的发展,在天津滨海新区沉淀下来的战略资源不仅包括前面所提到的科技创新资源和产业研发机构以及像天津港这样的国家核心战略资源,还有很多具体而微、具有明确解决方案属性的技术成果和发展实践,在一些技术性很强的城市化创新领域,依托一些国家级平台项目的建设运营,不但形成了理念和技术支撑,更重要的是还有实践和案例支撑。

比如,基于中新天津生态城的营造实践,天津滨海新区在生态城市和海绵城市建设领域的技术、管理、产品等方面的积累,已经具备在其它地区复制和推广的条件;还有在绿色建筑和绿色城区领域积累的技术规范和标准体系,也具备了在全国其它地区进行推广的条件。基于此,在我们看来,在生态城建设的有关领域,天津滨海新区不但应该继续扮演引领和推动创新实践的角色,还可以获得更多的商业价值变现空间。

据介绍,早在2013年海绵城市理念提出伊始,天津生态城就在原来低影响开发的基础上进行梳理提升,借鉴新加坡水资源管理经验,致力于探索中国特色的海绵城市建设实践路径。2016年4月,天津生态城获批全国第二批海绵城市试点后,积极落实海绵城市建设要求,组织相关专家及设计团队编制了《天津生态城海绵城市专项规划(2016-2030)》,确定了“规划引领,生态优先,过程控制,侧重实施,多元投资”的低影响开发和雨水利用原则。在三年多的探索实践中,生态城因地制宜,建立海绵城市项目库并制订项目实施计划,逐渐形成了具有地方特色的海绵城市建设模式。截至目前,在天津生态城22.8平方公里的海绵城市试点片区中,68个试点项目已全部完工,形成了一批品质高、有成效、能复制、可推广的精品项目。在此基础上,还正式实施了《中新天津生态城海绵城市建设工程设计与验收评价标准(试行)》,进一步规范建设管理和过程控制。

2、面向未来的现代化海滨城市

十年启幕,百年城变。十年,对一个新区新城的营造而言,只是刚刚开始而已,而且,面对一个前所未有的剧烈变革的时代,每天都在上演着前所未有的颠覆和重塑,“大而不倒”的传奇不再,“从0到1到N”的爆炸式生长成为商业和区域发展的新常态,对包括天津滨海新区在内的所有区域和城市,存量的成败和兴衰正在变得前所未有的“无关紧要”,所有的区域和城市都需要以最强烈的勇气和热情、最专业的态度和决策拥抱增量的变革,立足当地独特的资源禀赋,以市场化和全球化的资源配置,在全球价值链中快速找到并确立自己的地位和角色,并致力于在迭代和转型中不断引领全球价值链的重塑,成为新的全球价值链的核心节点。

基于此,对天津滨海新区而言,这将意味着,虽然十几年来积累的基础和势能,让其能够凭借更丰富的资源和手段以更多元的选择努力决胜于这个剧烈转型的时代,但是,和全国所有区域和城市一样,在精准而高效地洞察和回应国家战略相关安排的同时,更还要相信市场的逻辑和力量,以在最大的不确定性中构建确定性的发展未来——如果说“建设繁荣宜居智慧的现代化海滨城市”是天津滨海新区未来十年乃至更长周期的发展之目标和纲领的话,那么,纲举目张,基于对新的时代变革、国家转型、区域协调、产业调整、城市治理等多维度的洞察,在滨海新区接下来的发展中,对有些命题还需要给出重点关注,进行更深入的动态思考。

比如,关于天津滨海新区的港城互动问题。截止到目前,应该说关于天津港自身的港口发展目标、定位和路径都已经比较清楚,而且,通过2019年一年的大力推进,在港口智能化改造、腹地物流网络优化、集装箱航线拓展、港口营商环境改造等方面都取得了较大的实质性进展,天津市和滨海新区也已经开始具体谋划新阶段的临海发展和港城协调的空间格局,并以此为逻辑主线,在空间结构、城市组团、产业进退、城乡协同、岸线开发等方面做出了具体的规划。而且,在此之前,通过南港建设,已经完成了客货功能南北港分治,为新区的港城互动扫除了障碍,提供了更大便利。

在我们看来,接下来值得进一步期待的是,在滨海新区新的整体性城市化目标下,如何将港城协调发展、互动发展和融合发展的理念和实践,进一步结合滨海新区的景城互动、主动和被动的产业结构调整、城市生态治理、推进不同片区和空间内的职住平衡、各个城市组团内部与组团之间的便捷交通连接、区域水系综合治理、岸线资源的包括城市化利用在内的多元化使用、游客和流动人口服务、全域旅游发展、智慧城市建设、城市社会治理创新、城市文化建设、城市品牌营销、公共服务优化等城市发展理念和实践,将滨海新区的现代化海滨城市建设从单点突破和多点突破快速过渡到系统性解决方案的供给和落实上,多维度、多层次、全域化、系统性推进滨海新区的高质量城市空间优化和城市治理现代化,既要弥补短板劣势,又要发挥长板优势。

此外,与此相关,针对滨海新区现代化海滨城市建设与频繁被提及的所谓的渤海湾大湾区建设的关系问题,我们的观点是,天津滨海新区的城市化崛起,不仅不是在分享所谓的渤海湾大湾区的时代红利,恰恰相反,按照全球湾区经济发展的普遍规律来看,如果没有天津滨海新区、唐山曹妃甸区和沧州渤海新区等环渤海湾现代化海滨城市带的整体性崛起,哪怕是从空间格局来看,京津冀地区根本就不可能进入真正的湾区时代。

考虑到湾区经济已经成为衡量一个国家或世界级城市国际经济地位和国际竞争力的重要标志之一,对于包括北京和天津在内的京津冀地区而言,如果希望通过十年的协同发展完成一个世界级城市群的打造,并同步推动渤海湾大湾区建设的话,就需要从现在开始将环渤海湾地区的现代化海滨城市带的建设纳入到京津冀协同发展的战略议题当中来,并作出具体的战略规划、空间布局、产业发展以及港口协同等工作和任务安排,而在这一系列工作和任务安排中,战略性推动天津滨海新区的港城互动发展和现代化海滨城市建设可谓是首当其冲。

所以,从推动京津冀地区进入湾区时代的角度来看,与包括北京非首都功能疏解同样重要的战略规划之一是,依托天津港、曹妃甸港、黄骅港等环渤海湾的港口发展,战略性推动包括天津滨海新区在内的环渤海湾现代化海滨城市带的发展。当然,对于天津滨海新区来讲,其现代化海滨城市建设规划,也完全可以从推动未来渤海湾湾区建设的角度获得新的战略和价值诠释空间,并由此反向思考其现代化海滨城市建设过程中需要重点对待的项目、平台和逻辑。

另外就是滨海新区的产业结构调整和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的问题。在我们看来,与全国其它地区一样,天津滨海新区也需要将积极承接北京非首都功能疏解中的有关产业转移与面向全国和全球的招商引资、推进区域存量产业的转型升级、推进区域内的创新创业等进行统筹考虑,同步推进,不但要注重“无中生有”的新兴产业的集聚和创新,更要注重“有中生有”的新兴产业的创意和孵化,大力推进既有传统产业的转型升级;与此同时,还可以更大力度推动大学资源的引入,用好国家基础创新平台,通过政府购买、财政补贴、市场运作等方式,让这些国家级的基础创新平台服务于新区的产业发展和创新创业;而且,还需要将产业结构调整和创新创业与新区的人口结构动态调控结合起来,以人为本地推动区域和城市产业转型,就像我们看到的天津滨海新区已经出台的一些针对性很强的人才吸引政策那样,将户籍制度改革、公共服务配套、个人所得税优惠等与产业结构调整进行统筹考虑,精准施策,而将来,甚至不仅可以考虑面向存量人口和吸纳增量的常住人口精准施策,还可以考虑面向旅居人口精准施策——随着“零工经济”的流行,尤其是在精英阶层的流行,天津滨海也需要重视对旅居人口的吸纳,这也是一个开放的海滨城市的基本素养和气质。

谈到旅居人口对天津滨海新区未来发展的独特价值和重要性,就不得不提滨海新区的文旅产业发展。截止到目前,天津滨海新区无论是旅游人次还是旅游总收入与其经济体量和区域影响力都存在明显的不匹配。基于对中国文旅新价值时代的洞察,天津滨海新区需要更加重视文旅产业的发展,充分挖掘地区文旅资源,并以文旅的视角对新区的资源价值进行再发现,构建区域文旅产业体系,甚至依托滨海新区较好的金融资源,搭建面向全国市场的文旅产业投融资服务体系,这不但可以推动文旅产业成为滨海新区新的经济增长点,而且,还将为新区的转型发展提供更综合的支撑,比如,推动当地非文旅产业的文旅化转型、改善和优化当地的人居环境、拉动当地的消费增长,甚至是动态化改善当地的人力资源结构,进而推动地区产业结构调整。

当然,文旅产业在滨海新区的发展还有一个更直接的效果是,带动滨海新区区域和城市品牌的重塑,打破外界对滨海新区过于浓重的开发区的认知和印象,以文旅产品、服务和休闲体验,革新外界对滨海新区的传统认知,让“宜居宜业宜游,生产生活生态”变成对滨海新区的主流认知。

还有就是关于自贸区未来发展的问题。在既有的一系列机制改革和政策创新的基础上,可以对自贸区进行更多产业生态构建的布局,真正发挥自贸区的产业集聚效应,而不只是政策开放高地和企业的注册地,更要转化为真正的在地产业和在地消费,这才有助于真正激活自贸区片区内存量的物业和固定资产,从而依托产业运营和新消费构建新的区域价值闭环。

这一逻辑同样适用于滨海新区的其它区域的发展,毕竟,和全国很多地区一样,在上一轮快速发展中,也遗留了一定规模的闲置物业甚至是烂尾项目,在新的发展阶段和区域转型过程中,需要积极引入市场化的团队和机构,面向城市更新、产业发展、城市消费、旅居消费甚至是全球购买,创新运营,将这些沉默的资产转化为高起点发展的资源依托。这背后又与区域存量债务化解和地方投融资创新有密切的关系,也是滨海新区在新一轮转型发展中首先需要迈过的一道坎,只有迈过去了这道坎,才能够有“繁荣宜居智慧的现代化海滨城市”这一目标的真正实现。

滨海新区,其命维新。在天津市出台的《加快推进新时代滨海新区高质量发展的意见》中明确要求,滨海新区要坚持以改革开放创新为“根”和“魂”,加快建设繁荣宜居智慧的现代化海滨新城,努力成为北方经济新引擎。其中,基本建成繁荣宜居智慧的现代化海滨新城的时间节点是2020年。紧迫性不是一般的强。

此外,正如我们在前面提到的,在中国经济下行压力不断增加的背景下,考虑到天津滨海新区的经济基础、产业结构、开放条件和基础设施,其经济发展客观上与整个中国北方经济的转型和增长之间有着较强的关联性,这种关联性目前在很大程度上是通过天津港进行传导的,未来还可能有更多的传导机制发挥作用。这就要求天津滨海新区要像在上一轮中国经济增长周期中表现的那样,继续扮演中国经济重要增长极的角色,继续保持较高的增长速度,不但要超过中国经济的整体增速和天津市的整体经济增速,而且要领跑全国开发区和国家级新区的经济增长速度,继续保持在经济增长的第一梯队。这也是天津滨海新区作为京津冀地区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京津冀协同发展中“发挥重要引擎作用”的必然要求。而且,在保证较快增长速度的同时,需要的是高质量的增长,而不是依托于传统产业和传统发展模式的快速增长,更何况,在新的形势下,依托于传统产业和传统发展模式根本无法实现快速增长。由此可知,这对天津滨海新区新一轮经济发展的创新性的要求不是一般的高。

更重要的是,从中国推进改革开放开始,天津就一直被赋予探索和实践中国改革开放试验场的使命(至少在开发区建设领域是如此),这客观上为天津滨海新区带来较长周期的快速增长,同时,对中国改革开放的时代贡献也是考察这一地区价值的重要维度之一。由此可以明确的是,“改革开放”可谓是天津滨海新区的初心之一,在接下来的发展历程中,天津滨海新区依然需要以最大的改革勇气、更明确的改革意识,奋力前行。天津滨海新区的改革开放的旗帜不但不能倒,在新的时代背景下,结合区域和城市转型发展的现实和目标,问题导向,战略导向,解决方案导向,更具专业性和时代性地创设一系列改革开放的议程、议题和事项,将改革开放试验场和实验场的角色扮演到底,而这,也是天津滨海新区在当今和未来中国的国家转型当中发挥远超一城一地之经济增长和城市营造价值的关键所在。

面朝大海,春暖花开,革故鼎新,城变未来,让我们静观滨海新区的下一个十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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