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一剑:关于当下陕西经济转型发展的七点思考

文丨叶一剑(方塘智库创始人)

上半年经济数据一出,可谓是几家欢喜几家愁,除了表明我国经济增长维稳压力依然不小的整体判断之外,具体到各省及一些主要城市的数据,更是表现出明显地分化。

比如,从上半年数据来看,经济增速占据前三位的云南、贵州和江西,在我国省域经济中,体量都是偏小的,对我国经济的整体贡献难说很大,这些增长背后的创新驱动性质也并不明显。所以,面对上半年全国6.3%的经济增速,也不能太乐观。

而且,还要警惕的一个现象是,有些省份可谓是突然下滑,而且,下滑幅度也让人大跌眼镜,比如陕西。

按照官方发布的数据,今年上半年,陕西GDP增速5.4%,不仅低于全国6.3%的平均水平,并在全国排名中进入了倒数行列,与其2018年8.3%的增速相比,也几近腰斩了,甚至还创下2000年以来该省经济增速的最低纪录。

抛开所谓的对中国经济,尤其是对西北地区和西部大开发的贡献不谈,在“追赶超越”依然是当下陕西省最重要战略目标之一的背景下,这样的经济增速,肯定是陕西省所不能接受的,更不能接受接下来继续保持这一经济增速。

所以,在我们看来,面对这样的经济增速,对陕西省来说,需要讨论和思考的,根本不是应不应该对陕西经济增长保持乐观态度问题(面对这样的下滑和增速,还说乐观的都是站着说话不腰疼),而是必须要在最短的时间内(甚至是在今年下半年或者明年上半年)止住下滑态势,不但要重回8%时代(甚至更高),还要将这种增长水平维持在一个较长的周期内,三年、五年甚至更长,只有这样,陕西省才有可能谈“追赶超越”的问题,才有可能谈在西部大开发、一带一路以及国家中心城市建设等国家战略中扮演更加重要的角色和做出更大贡献的问题。

这显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不仅牵涉到推动陕西转型发展的新旧动能能不能实现转换的问题,而且,还牵涉到在多长的时间内实现转换的问题,更重要的是,在这种新旧动能转换的过程中,考虑到全球不断加快的产业变革和技术革新,还需要通过不断的精准招商和创新创业,双轮驱动当地的产业迭代和创新发展,在五年、十年甚至更长周期内一直适应甚至引领不断出现的新的产业和城市竞争格局。

别说是对陕西这样一个经济基础和创新基础并不是很突出的省份,哪怕是在一些更具基础和优势的省份,这也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情。

所以,在我们看来,面对这样的现实和未来全球区域、城市以及产业的竞争新格局,陕西省方面必须要有充分的危机意识和紧迫感,立足陕西现实、国家变革和新全球化,对“追赶超越”做出更加具体和更具可操作性的战略重估和任务拆解,打破对一些企业所宣称的天量投资数字的迷思,回到对规律和常识的敬畏,将可能的增长点和创新点对应到具体的项目、产业、片区和创新团队上来,该淘汰的淘汰,该转型的转型,该无中生有的推动其无中生有——当基础设施、宏观政策、区域战略和平台建设的供给达到新阶段以后,陕西经济发展到了展现“绣花”和“迭代”功夫的时候了。

陕西经济发展到了展现“绣花”和“迭代”功夫的时候

基于我们对陕西经济的有限了解,以及我们对当下全球经济转型和产业变革的基本洞察,在此尝试对当下及未来一段时间内的陕西经济转型发展提出七点思考,希望对关心陕西发展的有关机构和同仁有所助益,不当之处,也希望能有更多交流。

其一,增速严重下滑,工业增长腰斩,这基本上可以算是一个周期性的下滑态势,无论是从国家宏观调控角度看,还是从内部的企业健康程度来看,弥补落差都需要时间。哪怕是在今年下半年或者明年上半年能够恢复到去年的增长水平,这种过山车式的经济增长,对一个2.5万亿体量的省域经济体而言,也是很危险的。对此,各界要有心理准备,并做好最坏的打算。

对于陕西上半年经济下滑原因,目前公开的数据中应该说已经有比较清楚的反映:下滑最为严重的是第二产业,从去年同期9.0%的增速下滑到今年上半年的4.2%,跌去一半还多,而考虑到第二产业在陕西省整体经济构成中的高占比,二产增速的大幅度下滑导致整体经济增速的大幅度下滑也就很好理解了。

更进一步看,二产中下滑最为严重的是能源化工,作为能源大省,能源化工在二产中的权重又太大,这就构成了能源化工产业的下滑直接导致陕西经济整体下滑的逻辑链条。

所以,当地有乐观者说,如果今年下半年能源行业,尤其是煤炭行业能够重振的话,陕西经济就有望重回高速增长的时代。但遗憾的是,考虑到陕西能源结构中以传统能源为主,哪怕下半年有暂时的回暖,但从陕西经济中长周期的转型发展需要来看,打破对能源产业尤其是传统能源产业的依赖,都是必然选择,而且,越快越好。

在我们看来,陕西经济对能源产业的依赖是一个无论如何都应该被尽快打破的局面,这不仅是因为当地的能源产业构成中很多产能是被调控的对象甚至被淘汰的对象,更重要的是,对地区经济发展而言,单一的产业结构与地区走向衰落之间是有直接关系的,这已经被全球很多地区和城市经济发展案例所证实,一如当年辉煌无比的汽车城底特律。因为,如果某一产业在一个地区过于强大和高效,就势必会挤压其它产业发展的空间和可能性,从而使一个地区的产业结构失去了复杂性,一个地区的经济如果没有足够的复杂性,也就失去了活力。

当然,还有人提出,另一个值得乐观的理由是,今年上半年全省战略性新兴产业增加值、高技术产业增加值、装备制造业增加值的增速明显快于经济整体增速,这代表了陕西省的产业结构正在进一步调整,新旧动能转换已经发生,但是,面对这些乐观的因素,我们还需要进一步看这些新的变量的体量和规模是多少,并对未来三年、五年和十年的产业规模和经济贡献做出更加具体的评估,这也是陕西经济精细化管理和高质量增长的体现之一。

其二,告别那些招商引资和创新创业的文字游戏和自欺欺人,回到对常识和规律的敬畏,在既定的战略之下,进一步下沉到片区发展,更加深入到对产业链、产业集群、产业生态的构建,对那些真正具有创新性和高成长的项目、团队、企业做到心中有数,动态追踪,动态服务。将月度、季度、半年度以及年度增长目标尽可能对应到具体的项目、企业、产业集群和片区发展上。对遏制住这种严重的经济下滑给出时间表和尽可能具体的解决方案安排。

将目标对应到具体项目、产业集群、片区发展等等

我们注意到,另一个导致陕西上半年经济下滑的原因被认为是,上半年的投资、消费和出口都出现了不同程度的下滑。对此,在我们看来,考虑到全国的整体态势,如果说消费和出口下滑还可以理解的话,那么,投资增速相较去年的投资增速竟然下滑了四分之三以上,这与我们经常从公开报道中看到的,很多企业在陕西尤其是西安动辄500亿甚至上千亿的投资额似乎不太匹配。建议陕西省可以就这些被公开报道过的投资项目进行一轮排查,看实际落地的投资到底有多少,与那些数字游戏化的投资说再见。

当然,在全国很多地区和城市的招商引资中,都在不同程度上存在一些情况:招商引资就是到外地开推介会,招商引资就是不断的召开项目签约仪式,招商引资就是不断的召开新闻发布会,好大喜功,以致于业内对政府和企业公开发布的项目投资数字存在水分都有了共识,并见怪不怪了,而且,相对于有些项目还只是适当夸大了一些投资额而言,更有很多所谓的项目签约,项目本身就是假的,只是走走过场而已。对此,如果继续深究下去,就牵涉到另一个对区域经济产生重要影响的事情,那就是,招商引资在很多地区的发展中被过度依赖,甚至是异化。

其三,大力推进招商引资可以,但不能过度沉迷和依赖于招商引资,正确认识招商引资在推动地区经济发展中的锦上添花和雪中送炭的价值判断,注意陕西经济内生性和复杂性的培育,以招商引资和创新创业双轮驱动新一轮经济转型发展。

面对依然在发生的全球范围内以及国内东中西和南北之间的产业转移,招商引资对后发地区的经济增长和转型发展的价值当然存在,无论是推动产业的快速集聚,还是推动地区既有产业的转型升级,都是不可忽视的带有增量变革色彩的发展模式,也是短期内最有效的发展方式。而且,随着越来越多的优秀企业开始进入加速拓展全国市场的阶段,进行全国布局的需求也越来越多,客观上也为地区招商引资提供了更多便利。所以,包括陕西在内,几乎所有的后发地区都将招商引资作为促进地区经济发展和转型的最重要的战略选择之一。

但是,对地区和城市经济发展而言,只有招商引资是不够的,一方面是因为,面对有限的企业扩张和产业布局机会,以及企业发展对区位依赖的减弱,使得招商竞争几近白热化。而且,我们在调研中发现,大概率事件是,越是好的项目和企业,越是很清楚自身要去哪些地方布局,而通过各种所谓的优惠条件吸引来的企业和项目,往往是一些不好的项目,有的甚至从一开始就是冲着套取政府补贴、低价圈占地方资源而来,以至于这几年出现了多起怪诞的招商引资项目。比如,河南南阳的水氢汽车事件,还有的招商引资项目以诈骗收场后,引发了一系列连锁反应,对地区稳定和金融安全造成巨大风险。

这就要求地方政府在大力推进招商引资的时候,要理性招商、专业招商、精准招商,不但要有对全球产业变革趋势的精准洞察,还要充分了解当地的独特资源禀赋、产业基础、人力资源情况等,知道当地经济发展的痛点和短板是什么,通过有针对性的招商引资,弥补地区经济发展的短板,最大化激活当地独特的资源禀赋,实现资源的可持续价值变现,充分发挥当地的人力资源优势,等等。

与此同时,要将招商引资与当地的创新创业充分结合和互动,在招商中推进创新创业,以创新创业环境的优化来推进招商引资,打破对一味招大商的模式依赖,善于发现和引进一些创新性和成长性比较好的项目、企业和团队。尤其是考虑到在新的发展环境下,产业和企业的迭代周期越来越短,很多企业从小到大到很大,很可能在三年或五年内就实现了。而且,越是这些本地化成长起来的企业和团队对本地经济的综合带动价值越大。

对陕西来讲,这一点尤其关键。大家知道,陕西的科教资源相对比较丰富,人力资源结构对于创新发展而言,具有比较优势,但一直没有能够充分转化成推动地方经济发展的生产力。面对这一问题,大量的众创空间、孵化器、创新中心、创业大街的扶持,从方向上来看是没有问题的,关键是最后的效果怎样。

所以,在新的发展阶段,就需要对这些已经诞生的众创空间进行一次回头看,系统性的总结一下,并有针对性的做出改变,比如,进一步完善针对创新创业领域的服务体系和平台建设,面向一些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发展,推动这种众创空间与产业转型深度互动。比如,我们之前在西咸新区参与策划的西咸文旅众创空间,应该说是较早的将众创空间与文旅产业的发展统筹来考虑,但在后来的实际运营中并不理想,其间的问题很值得总结和再思考。

其四,更加重视民营经济的发展,而且,不仅是在口号和政治上,还体现在将更多的稀缺资源和平台向民营企业开放商,不仅体现在针对全国知名的民营企业的招商引资上,还体现在针对本地区创新创业发展中新诞生的中小民营企业的促进上。

从深圳到杭州,从苏州到成都,中国所有经济发展较快较好的城市和地区,都有一个共同点特点,那就是当地的民营经济比较发达,而且,都有从本地生长起来的代表性的民营企业集团和品牌,这些民营企业集团和品牌对地区和城市而言,无论是对产业集群的形成而言,还是对区域品牌的重塑而言,都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对地区和城市的定义能力很强。

如果去梳理这些地区民营经济发展历程的话,也有一个共同的特点,那就是,当地政府较早的具有向民营企业开放更多政府垄断资源和创新场景的意识,使得这些民营企业可以通过本地市场的支撑度过艰难的成长期,至少能够获得周边活跃的产业生态的支持,而这一活跃的产业生态的出现,与政府对民营中小企业的开放与包容是分不开的。

可以预见的是,随着越来越多的平台企业的赋能,创新创业的进入门槛会越来越低,但是推动创新企业长大甚至是超常规成长的门槛越来越高,不仅需要强大的技术支撑和投融资体系支撑,而且,一个相对稳定的地区消费市场和应用场景的供给越来越重要,而这样的消费市场和应用场景的供给有时只能通过政府来协调。

比如,在文旅产业快速发展的今天,在基础流量已经具备的陕西,能够在多大程度上将其政府拥有的众多文化资源和IP资源开放给包括本地在内的文旅创新创业团队,甚至是成熟的文旅企业,将直接影响当地的文旅产业的发展。

而且,丰富的本地化的民营企业的存在和快速发展,不仅在在经济规模上会作出贡献,更重要的是,可以在更大程度上推动陕西地区经济的复杂性,以实现更加多元和更加快速的进口替代的效果,从而增加地区经济发展的韧性,提供更多的创新空间。在我们看来,这也是推动陕西省经济发展真正走向创新驱动的决定性力量和最值得期待的战略变量。

不过,在今天谈论民营企业与以西安为代表的陕西省经济转型发展的关系,首先要解决的不是像改革开放初期那样在政治上和意识形态层面真正发赋予民营企业以平等和公平的待遇问题,也不仅仅是在行业准入、政策开放以及融资支持等技术层面赋予民营企业平等和公平待遇问题,而是要从地区经济转型发展的内生动力的培育,从构建地区经济的复杂性和推进地区多元化的进口替代的角度,更加积极的引导地区本地化的民营经济的发展,民营经济的活跃和发展,不仅要为了纾解陕西当下所面临的经济转型发展的困境,更是为了构建陕西经济转型发展的未来,不仅要看民营经济在地区经济构成中的比例,还要看结构,看创新性和成长性,以及面向未来的迭代能力。

其五,重估房地产对于地区和城市经济转型的价值,结合陕西省经济转型发展的现实,准确理解和创意执行国家关于“房子是用来住的,不是用来炒的”这一定位和导向。

在我们看来,无论是在西安这样的城市,还是在陕西的县域,甚至在农村,房地产都是要发展的。这背后的逻辑不仅包括陕西城镇化率的进一步提高,也包括新基础设施供给的需要,再加上城市更新阶段的来临,等等。

而且,我们注意到,在今年上半年,陕西省房地产投资增速也开始出现下滑(尤其是在今年一季度开发投资速度达到近五年来的最高点后,开始连续下滑)。这一方面与最近两年陕西省的房地产投资整体保持在高速增长有关,但也反映出市场上对以西安为代表的陕西房地产市场的预期——虽然绝对量还在增加,在至少快速增长的拐点已经出现,无论是投资还是房价,快速增长的时代或将结束。

更要关注和警惕的是,一旦这种预期形成,会进一步加剧这一预期影响,并继续影响新的投资的增长,甚至出现增速为负的情况。

无论是从短期的经济增长来看,还是从中长期的转型发展来看,陕西都不能接受房地产市场的快速下调,最理想的状态就是,投资上依然保持适当的增速(至少与经济整体增速相匹配,或略快于经济整体增速,以便保持这种预期),房价上在保持整体平稳的情况下,根据具体的项目、产品和服务,有升有降,并较多的由市场自身来调节。

这样以来,从产业发展的角度来看,不至于发生房地产对其它产业的发展造成挤压;从城市化的角度来看,不至于因为房价的过快增长,影响城市对年轻人和优秀人才的吸引力;从城市治理的角度看,不至于因为房价下调而出现的维权事件的频繁发生;从金融安全的角度看,不至于因为房价下调影响区域金融环境的稳定以及挤压地方政府债务化解腾挪的时间和空间。

为此,这就需要陕西省方面对新形势下房地产在地区经济发展中所扮演的角色和所能发挥的价值做好分析和评估,构建新的平衡,让市场的归市场,让政府的归政府,在做好稳投资的同时,防止出现断崖式下滑或整体价格增长过快,并利用依然有效的房地产市场增长窗口期,鼓励地产投资企业自身或与其它产业机构合作,推动一些产业的落地——做地产可以,但必须要能够带动一些其它产业的发展,充分发挥有些地产企业在全球资源整合的价值。

而且,对房地产企业来讲,也需要真的开始思考和布局产城互动、产房互动,从长效价值和载体价值角度来思考房地产的新价值释放。比如,与创新创业的真正的结合,与文旅产业的真正结合,与产业集群培育的真正结合,等等,以此推动企业在陕西市场上的转型发展,并客观上推动陕西经济的转型发展。

其六,关于西安以及以西安为代表的城市经济对陕西省经济转型发展的影响,也需要做出进一步的思考和安排。整体来看,包括西安在内,陕西省的城市经济都是偏弱的,不但体现在各个城市的经济体量上(除了西安和榆林外,其他地市的经济规模都太小,普遍都在2000亿以下,具体到城区经济的规模,就更加没有存在感了),而且,很多城市也并没有发挥面向城市所在区域的发展进行高效的资源配置的角色,再加上这些城市自身经济的复杂性不够,持续创新的能力也普遍缺失。所以,振兴陕西的城市经济,已经是一个普遍性和迫切性问题,需要立足每一个城市的发展现实做出具体的战略、决策、产业、项目、治理等方面的安排,以城市为平台,激活当地的资源价值变现和产业的转型升级。

另外就是西安的问题,从西咸新区到现代化大西安到其它各区的发展,应该说是最近两年全国媒体关注的焦点之一,而且,西安这两年的变化也确实很大,以至于在一定程度上掩盖了陕西省经济转型发展中所存在的短板和潜在的危机。甚至有人说,这也是这次面对陕西省上半年经济下滑的时候,很多人表示吃惊的原因之一。

这几年关于西安发展的基本共识之一是尽快变大,然后是尽可能变强,理由是,只有足够大(另一种说法是提高首位度),才能辐射带动关中地区乃至西北地区的发展,至于变强,是所有城市的追求,西安当然也必须这么做。但问题是,对于陕西省来说,除了努力的推动西安的变强变大,可能还需要认真的考虑一下,对于关中地区的整体发展以及陕西省的经济转型发展而言,到底需要一个怎样的大西安,也就是说,基于关中城市群的发展所需的变量和选项与西安做大做强所需的变量和选项之间,有多少是可以划等号的,有多少是不能划等号的,而且,有些不仅不能划等号,甚至是相背离的。

比如,极端的思辨之一是,如果举全省之力,将所有高质量的产业和项目都落地在西安,甚至推动其它地市的优质项目搬迁到西安,客观上当然可以尽快使西安变大,但对整个关中城市群和陕西省来讲,显然不是理性的选择。

所以,对陕西省经济的转型发展而言,就像仅有能源产业的发展无法确保省域经济的稳定、健康和可持续一样,只有一个大西安,显然也无法确保省域经济的稳定、健康和可持续,在大西安和陕西其他地区的城市经济发展之间,在大西安和陕西的县域经济之间,在大西安和陕西的空间均衡发展之间,其辩证关系和逻辑关系可能已经发生了变化,甚至在某些领域,站在陕西省域经济转型发展的角度看,与站在大西安建设的角度看,分歧开始大于共识。

也就是说,对西安的做大做强,在国家战略、陕西转型和西安发展三个层面上看,目标依然是一致的,但是,在新的形势下,对西安做大做强的路径选择和手段选择上可能就需要做更详细的拆解,甚至需要重新评估一下关中城市群以及陕西省的其它利益相关城市和地区,对建设一个什么样的现代化大西安是什么看法,更具体的重估一下西安的变大与陕西省域经济转型之间的正相关关系构成。

其七,在中国文旅新价值时代,陕西文旅产业发展的多元价值思考。这一角度对全国很多的省份都是适用的,也是我们对今天中国经济转型发展的基本洞察之一,只是,这一问题对陕西这样的目的地属性非常明显的地区而言,更加重要。

在我们看来,文旅产业作为陕西省最具潜力的产业之一,已经并将继续扮演拉动陕西省经济转型和复苏的重要的力量。不仅如此,通过文旅产业激活的资源和地区,较多的分布于传统认知中最为边缘、最为遥远甚至是最为贫穷的地区,通过文旅产业的发展,不仅为这些地区找到了新时代可持续发展的产业路径和模式,而且,为陕西省的扶贫攻坚、乡村振兴、绿色发展等战略实践提供了抓手和载体,所以说,文旅产业的发展,对于陕西省来讲,在有些地区所发挥的公共价值甚至超过纯粹的经济价值,虽然经济价值也很明显。

更重要的是,文旅发展对一个地区的综合价值发挥值得进一步的思考。比如,包括陕西在内,经济转型的战略共识已经非常明确,关于转型的方向也已经建立基本的共识,但无论是传统优势产业的转型,还是一些新兴产业的集聚和发展,甚至包括文旅产业本身的发展,决定成败的根本因素之一是人才。

对人才问题的解决,可以通过招商引资和项目落地,推动项目化的人才落地,还可以通过与国内的科研机构和大学建立战略合作关系,以订单式或者碎片化的人力资源合作来推动,还有就是充分激活并发挥本地高校和科研机构的人力资源沉淀,并通过这些平台连接到更广泛的人才,等等。而事实上,这些方式陕西都已经开始在做。除此之外,我们还应该看到一个地区的文旅发展对当地人力资源优化所可能带来的正向效果。

其背后的逻辑是:一方面,越是优秀的人才,对定居于一个城市和地区的依赖性越小,人的一生越来越多倾向于在多个城市和地区居住并展开自己的工作,甚至说零工经济正在成为众多优秀人才的职业和生活方式选择;另一方面,对一个地区的优美的生态环境和文化价值认同,越来越可能成为一个优秀的人才选择定居地的优先选项,甚至是决定性选项,一个地区基于文旅发展所展开的人居环境改善,将不仅满足于本地人口的需要,还将对旅居人群产生直接的影响,并为地区吸纳优秀的人才,而这些优秀人才的到来,将为这些地区的产业结构调整和地区经济转型提供最根本的动力。

在我们看来,做文旅对地区发展而言,不但是做经济硬实力,做GDP,而且,更重要的是,做文旅就是做人居环境,做区域品牌,做文化软实力,这些将对人和人才产生旅游、旅居甚至定居的吸引力,进而可以临时性、阶段性和长期性优化陕西的人力资源结构,并进一步推动产业结构的调整和地区综合转型的发生。

比如,在西安碑林里有一块“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考虑到这块碑在西方基督教文化中的独特地位,每年都有很多西方人专门到这里一睹其真容。而且,考虑到长安之于中国,之于东方文化的独特表征意义,很多国外游客来到中国的第一站就是西安,包括我们之前看到的多位大国政要也是如此,这就是西安在中国文化开放中不可替代性的体现之一。

为此,在新的发展阶段,陕西需要进一步思考的是,这些文化认同和崇拜背后还有什么样的价值可以挖掘,这种文化认同甚至是价值崇拜能够与现代经济转型发展产生怎样的链接,除了旅游综合收入以及文化创意产品的消费以外,还有没有进一步深入挖掘的空间和可能。所以,对于陕西而言,不仅要跳出城墙思维,还要超越文旅来看待文旅对地区转型的综合价值,这也就是我们经常说的,在新的发展阶段,像陕西这样的地区,仅文化和科技两个领域的优化,就可以实现经济的倍增。

在电影《至暗时刻》中,曾经引用过一段英国首相丘吉尔的演讲:“你们问:我们的目的是什么?我可以用一个词来答复:胜利,不惜一切代价去争取胜利,无论多么恐怖也要争取胜利,无论道路多么遥远艰难,也要争取胜利,因为没有胜利就无法生存。”

在写这篇文章的时候,我的脑海里不停的冒出一个疑问:“5.4%,会是陕西经济的至暗时刻吗?”

如果不是的话,陕西如何才能阻止那个至暗时刻的出现?如果是的话,必须到来的反弹将如何发生?显然,对于正奔走在追赶超越之路上的陕西而言,这是一个严肃而又迫切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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