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一洋:如何看待新一轮产业园区的转型?

文丨于一洋(方塘智库区域战略研究中心研究员)

2019年或将成为产业园区发展历程中又一个非常重要的时间节点,国内外形势在这一年都发生了显著的变化,前所未有的剧烈变革愈演愈烈,尤其是在全球产业链重塑方面,其更深一层的本质是全球创新力竞争。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持续深入推进是影响产业园区转型升级的最大国内变量,压力与动力并存。供给侧改革的本质是追求高质量发展,培育经济发展新动能,以“三去一降一补”为主要措施,产业转型升级将成为最直接的体现。在7月30日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用“巩固、增强、提升、畅通”八字方针继续定调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目标。

产业园区是供给侧改革的主要战场。在上一阶段中,相当一部分仍以低附加值产业和高污染、高能耗、高排放产业为主导的产业园区是改革重点,大力淘汰落后产能、过剩产能,并不得不忍受经济指标降低的阵痛,还要不断补齐短板,寻找并挖掘新动能。当然,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另一面也为产业园区更快的转型升级带来了动力和机遇,不仅体现在战略和政策导向上,还包括具体的要素配置和产业政策支持上。

深刻影响产业园区转型发展的另一个变量是这一轮中美贸易摩擦,可谓是最大国际变量,倒逼效应明显。自2018年年初美国单方面发动贸易战以来,中美贸易摩擦已经持续了一年半,在清醒认识中美贸易摩擦的长期性和结构性的同时,更要认识到这一事件的本质性:一是美元与人民币的博弈,美国试图遏制人民币的国际化,维持美元世界“霸权”地位;二是中美两国创新力之间的竞争,美国试图遏制中国科技创新与崛起,维持美国全球科技领导者地位。

美国通过对包括高端装备、信息通信、新能源汽车、航空工业、生物医药等高新技术产业加征关税,遏制我国高技术制造产业的发展,比如对于华为、中兴的调查与断供。对我国出口造成压力的同时,也冲击了我国对于外资的利用。无论是哪一点,作为高新技术产业、出口贸易和利用外资主要阵地的产业园区都是首当其冲,承担了不小的压力。

但压力有时也是动力,中美贸易摩擦给园区经济造成压力的同时,也在倒逼产业园区加快转型升级的步伐。面对这种毫不留情的国际竞争,只有更快更好的强大自身才是应对挑战唯一法宝。

基于这些新的背景,我们认为,中国产业园区到了全面转型升级的新阶段。正如今年5月国务院印发的《关于推进国家级经济技术开发区创新提升打造改革开放新高地的意见》中所指出的,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以高质量发展为核心目标,以激发对外经济活力为突破口,着力推进国家级经济技术开发区开放创新、科技创新、制度创新,提升对外合作水平、提升经济发展质量,打造改革开放新高地。

更具体的还包括:一是这种外部压力将迫使我们进一步加大对创新的投入,靠创新来引领产业升级,自主创新这条路无论多长多难,都要坚定不移的走下去;二是倒逼产业园区进行更加彻底的市场化体制机制改革,进一步改善营商环境、投资环境和法律环境;三是进一步依托“一带一路”,在发展多边贸易的同时,使我国标杆产业园区能够“走出去”,进行更多的国际产业合作和园区共建,进一步加快自由贸易区和自由贸易港建设。

1、现代化产业新城与园区经济转型

谈园区经济的转型,就不得不谈现代化产业新城,我们注意到,包括天津经济技术开发区、苏州工业园、上海张江高科、长沙先导控股等,无论是园区管委会还是产业园的直接运营企业,都将产业新城或者说现代产业新城作为转型的方向。

什么是产业新城?应该说,这一概念在业内被提出并被接受已经有很多年了,尤其是产业新城运营商华夏幸福的出现,不但较早的将产业新城作为企业的核心产品线大力推进在全国的落地和运营,开创了中国产业地产的新模式,并为企业的发展争取到了巨大的空间,作为产业新城运营商的华夏幸福也成了产业新城的象征,谈到产业新城,就会谈到华夏幸福。

发展到今天,产业新城的概念开始被泛化。不仅越来越多的企业提出了要做产业新城运营商,很多传统的产业园区的管委会也开始提出要积极推动自己所管辖的园区转型发展为产业新城,产业园区可以是一座产业新城,卫星城可以是一座产业新城,甚至国家级新区也可以是一座产业新城,只要都同时具备“以人为本、以产业为基础、以产城融合为标志”这三大要素,都可以是一座现代化产业新城。

对产业新城概念的泛化,虽然我们认为应该保持一定的警惕(当一个概念被过度泛化甚至泛滥的时候,很可能会出现趁火打劫和投机取巧者,挂羊头卖狗肉),但是,从园区经济转型的逻辑和前景来看,我们也不得不承认,产业新城的概念和定位确实有很强的导向性和解释力。

在我们看来,产业园区如果能够秉承产城融合理念和创新驱动理念,借鉴市场上一些成熟的产业新城运营商的经验和做法,结合自身资源禀赋,积极推动园区经济的转型升级,倒是一个值得期待的事情。客观来看,对国内很多产业园区而言,经过多年的在发展和积累,也确实具备发展成为现代化产业新城的基础。

其一,从空间形态层面看,大部分产业园区都处于城建区域的外围,自有一片规划的土地面积和城建区域,且与主城区保持有方便发达的交通往来,对母城以及所在区域的转型发展而言,具备发挥卫星城和“反磁力中心”作用的基础,这与产业新城理论上所要求的节点城市功能定位匹配度很高。

其二,从产业组织层面看,产业园区经过40年的发展,已经形成了堪称雄厚的产业基础,中国绝大部分的工业制造业都集聚于此,各类服务业也在蓬勃发展中。这相比与新建的产业新城优势在于不必从无到有的再造产业,劣势是产业转型升级的压力巨大,“船大难掉头”即是这个道理。但无论如何,产业园区已经具备向产业新城升级的产业基础。

其三,从人口结构层面看,产业园区的产业大集聚必然带来了从业人员和其家庭的人口集聚,其中又以高智高知的研发人员和技术人员为主,人力资源结构优良。但是产业园区在集聚人口的同时对于社会治理和公共服务的供给是缺失的,这是在向现代化产业新城升级过程中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之一。但现代化产业新城所需要的人口基础产业园区也是具备的。

所以说,产业园区已经具备建设现代化产业新城的产、城、人三重基础。但在这一过程中,产业园区还要直面自身存在的真正问题。集中表现为增长质量不够高、创新动力不充足、管理体系不市场。

2、值得期待的三个转型方向

首先说发展质量的问题。

增长质量不够高首先是指,对中国的大部分园区而言,产业依然处于全球产业链的中下游,上游产业链只占少数。如汽车制造业,中国在汽车的供需两端都是世界第一大国,但汽车制造业最核心的发动机技术依然处于西方发达国家管控之下。在国产车业绩蒸蒸日上的背后,是依然在大量采用国外的发动机,虽然近年来取得长足进步,但依然差距巨大,即便是奇瑞汽车新一代的ACTECO发动机也是跟奥地利AVL公司联合设计开发,更遑论整个发动机的装备生产线大部分依然来自欧洲。

再比如电子信息产业,芯片技术堪称中国电子信息产业的头号难题,强大如华为依然要依靠国外供应核心零部件,在经济全球化和一体化的情况下这样当然问题不大,但一旦技术持有国掀起贸易保护主义,核心技术受制于人总归是非常被动的,所以在自主创新还没有重大突破的今天,这一局面难以得到根本性解决。

产业园区增长质量不够高还体现在园区服务业发展滞后,进一步带来的是城市配套不足的问题。数据显示,2017年全国219家国家级经济技术开发区第二产业增加值为61010亿元,同比增长6.1%,第三产业增加值为28511亿元,同比增长17.3%。由此可以看出,虽然在增速方面第三产业远远甩开了第二产业,但在绝对数量方面还有较大的差距,也就是说,现在产业园区服务业的发展水平跟不上工业和制造业发展,更跟不上园区产城融合的需要。

在我们看来,解决这些问题的核心出路在于传统产业的迭代升级与新兴产业的大力发展,比如:用装配式绿色建筑代替传统的厂房和车间建设;还可以尝试引入如华夏幸福这样的市场化产业新城运营商,利用其在产业研究、新兴产业资源导入和园区运营方面的成熟经验和资源配置能力,为产业园区注入新的活力:进一步推动区域内园区分工合作,充分发挥比较优势,调整区域产业链布局,实现整体提升。

再说挖掘创新动力的问题。

产业园区创新动力不足重点表现在:与发达国家相比,企业创新内生动力不足、创新投入强度和成果转化效率均存在差距。

在我们看来,企业创新内生动力不足主要原因之一是缺乏成体系的金融支撑,即缺乏多元的投融资机构、风险投资、天使投资、孵化器、众创空间和商业律师等中介单位,大量还处于初创期的科技企业因无法获得投资而夭折。

另外就是,园区产业集群内部缺乏有效的沟通机制和渠道,企业之间、行业上下游之间的知识流动和信息共享不畅,存在内部信息壁垒。

不过,变化也在发生,比如,在创新投入强度(R&D/GDP)方面,与发达国家相比存在差距由来已久,但这个差距正在缩小,未来有望赶上。

但最大的尴尬来自于科研成果的转化效率,中国的科研成果转化率仅为10%左右,远低于发达国家40%的平均水平。很重要的原因是,美国、德国等发达国家,其科研的起点就是面向市场的,是要能够确保走向生产线变现的,不然作为科研投资的主体企业来讲,不能转化的成果就是“打水漂了”。而在中国的园区内,更多是官产学研配套不足,专业的技术转移平台、知识产权运营中介等机构相对匮乏。且很多科研依靠国家划拨经费,对于成果商业化前景的考量并不是放在第一位的,导致大量技术创新成果仍停留在实验室研发阶段,难以与企业对接并成功转化为市场竞争力。

另外,还存在政府部门主导研发方向、技术路线的现象。正是因为很多研发投入要素掌握在政府手里,相对于更加了解市场的企业,政府过多的控制科研投放,容易导致创新要素资源的错配,方向偏离,也会造成科研成果转化效率的不理想。

解决这一问题的关键在于构建创新生态系统,由政府、企业、科研机构、金融机构、中介机构这些各具功能的主体组成,且各个主体都以创新为目标,并相互联动、信息共享的的动态系统。

于现阶段的产业园区而言,具备一定的产业基础和企业数量,那么首先要通过龙头企业吸引产业链上下游企业,形成一个或若干个相对完整的产业链,一套完整的产业链往往意味着一套完整的服务链和创新链,这样就打通了创新的上下游。其次是要完善一个创新生态系统所必须的多元参与主体,现阶段的产业园区缺的是高水平的科研机构(比如名牌大学实验室)、金融服务机构和中介机构(如知识产权交易中心)。最后,打通各个参与主体之间的链接渠道,比如企业与科研机构之间、科研机构与金融机构之间、企业与中介机构之间等等,让信息和知识在多元主体之间流动,最终形成官产学研一体化的创新生态系统。

第三是构建市场化管理体系的问题。

在产业园区的管理中,行政与市场相结合的管理模式使用了很多年,但总体而言,还是行政占据了主导地位。而且国家级园区的管委会属于政府派出机构,虽然部门精简,但经过这么多年的发展,其职能与人员已经慢慢与行政区趋同,变得冗余。

解决这一问题的核心关键在于建立较为彻底地市场化管理体系,政企一定要分离。这个企业既可以是地方国有开发投资公司,如天津泰达;也可以是民营产业新城运营商,如华夏幸福。重点在于这个企业一定要是独立法人,市场化独立运作。

这样以来,行政部门把主要精力投放在社会治理与城市更新,做好系统性的区域发展的战略规划和政策供给,并为市政公共服务供给提供保障。而企业来负责园区的产业发展与运营,包括投资、建设、招商、运营,作为创新主体来主导开展面向市场的创新研发。并在一定程度上配合行政部门来做城市更新。总体而言,产业园区向产业新城转变的总体方向和路径是清晰的。而且,也已经有了不错的案例,比如张江高科技园,经过几十年发展建设,现在已然成为中国新型城镇化的优秀范本,成为屹立于上海滩的现代综合科技新城,实现了高水平、高能级、高品位发展,以及高端科研教育机构、高端总部和研发中心、高端商务商业和居住区的汇聚。

再比如苏州工业园,经过20年的努力,已经从单纯的工业园发展成为集产业、科技、金融、社会、文化、生态等于一体的综合产业新城,尤其是在集聚全球人才和生态环境保护方面,苏州工业园堪称全国产业园区的样板,在商务部的评定中连续三年蝉联国家级经开区之首。

除此之外,还有天津经济技术开发区、广州经济技术开发区等优秀的产业园区领跑者也都明确提出建设现代化产业新城的转型目标。

所以,对于很多产业园区而言,在做好存量产业和经济转型的同时,要积极把握住新一轮改革开放的重大机遇,以更加市场化的改革创新,向现代化产业新城迈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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