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丘历史名人汤斌:“天下第一清官”的治学为官之道

文丨刘金芳(方塘传媒《重新发现商丘》特约撰稿人)

编者按

为深入学习宣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党的十九大精神,着力“互联网+社科”创新,强化网上社科工作的思想引导和文化引领作用,在商丘市委、市政府领导和市委宣传部指导下,商丘市社科联联合方塘智库推出“网商社科之重新发现商丘”项目。

商丘市睢县县城,历史悠久。在解放路西段有一座富有清朝初年建筑风格的庭院,这就是睢县著名历史文物景点-汤斌祠。

汤斌祠是清初大臣、理学大师汤斌为纪念母亲赵氏夫人所建的祠堂。院内现存六间大殿,坐北朝南,南北长50米,东西宽24米,面积约1200平方米。从南到北依次为门楼、二门卷棚、大殿、五门照。门楼一间,正背排山,前额有“奉旨贤良祠”金字匾一面。门前树二旗杆,两旁有吹台,另有皇帝封赐下马碑,二门是三间过道。卷棚三间,四根明柱支撑,瓦盖顶,室内悬挂圣旨和丝布礼品。这是一个富有厚重历史,文化色彩浓厚的文物景点,河南省重点文化保护单位。

崇祯十五年,李自成率领农民起义军进攻汤斌的家乡。汤斌的母亲殉节而死;父亲藏匿于苇荡中,幸得生还;年少的汤斌在伯父的陪同下逃出城外,流离于外省。他亲眼目睹了战乱带来的生灵涂炭,家破人亡,立志要救民于水火,救国于危难,打造出一个和平安康,国泰民安的太平盛世。

汤斌(1627年—1687年),字孔伯,号荆岘,晚号潜庵。河南睢州(今河南睢县)人,清朝政治家、理学家暨书法家,官至工部尚书,卒谥文正。汤斌一生清正廉明,是实践朱学理论的倡导者,所到之处体恤民艰,弊绝风清,政绩斐然,被尊为“理学名臣”。

1、治世之能臣,廉洁之清官

汤斌,生于明天启七年(1627年),河南睢州人,他的祖上汤宽是滁州来安县人,追随明太祖朱元璋起兵,以后世代为官,七世祖汤庠迁居睢州。是睢州的名门望族。汤斌就是出身于如此的阀阅旧族,家教甚严。

据睢县《汤氏宗谱》记载,汤斌自幼饱读诗书,深谙传统文化,以德为自己的做人准则。

《归德府志》也言其“少不好弄,稍益以学自奋。于学无不读,尤好习宋儒书。”

清代文人耿介所著的《汤潜庵斌传》也有类似的记载:八、九岁时有耆儒王获嘉开塾讲小学,“人皆惮其严正”,汤斌“独侍坐终日无倦容”,因而时人皆谓其“真大器”。他除读书外别无嗜好,曾经借他人书“篝火读达旦,率以为常”。

明崇祯十四年(1641年)应童子试,十五岁前读毕《左传》、《战国策》、《公羊》、《史记》、《汉书》等。

1644年,明朝灭亡,清军入关。随着清朝政权统治的日益巩固,大明复国的梦想犹如镜中花,水中月,逐渐变得飘忽渺茫而遥不可及。汉族儒家知识分子面对朝代更替,异族统治亡国亡天下的天下格局,在实现胸中抱负治国平天下,和保持民族气节隐居乡里之间面临艰难的选择。黄宗羲,顾炎武,王夫之选择了前者,而深受经济致用的实学熏陶的汤斌则选择后者出仕这条道路。

顺治五年乡试中举。顺治六年会试中贡士,顺治九年成三甲第一百六十七名进士,授翰林院庶吉士,时年二十六岁的汤斌正式踏上仕途。

顺治十三年二月,汤斌“内升外转”为陕西潼关道副使。三头骡子,一头驮行李书箱,一头骑仆人汤本,一头载副使汤斌。到地方赴任的汤大人宛如一名进京赶考的穷困书生,无怪乎在潼关城头,被守城军队的把头说成煮不出一点官气的官员。

汤斌刚到到地方任职,就小试锋芒,表现出卓越的地方治理才干,汤斌先后在陕西潼关道和江西岭北道任职,他生活非常俭朴,粗茶淡饭,习以为常,在百姓中口碑很好。每日三餐都是汤,少有荤腥,百姓称其“三汤道台”。

汤斌在陕西潼关道任上,到了衙门,接印接事,处理积案,打击土豪劣绅、流氓地痞,一时“讼无留狱”,三个月,汤斌便落下了“汤青天”的美誉。

汤斌还积极招徕流民回乡屯田开荒,三年免征租课;实行保甲联防,缉拿盗贼;建立义仓,以备荒欠;创办社学,教民以德。

为了防止军队扰乱地方,亲自到境上接待过往部队,百姓得以安居乐业。治下潼关人口数量在他上任一年多时间,由不足三百户增至数千户。“汤青天”的美名在所治全道家喻户晓。

就任江西道后,汤斌奖励耕织,舒缓民困;加强治安,保护民生;整顿衙门,清除刁顽胥吏。伏匪首,安民众,对南明的抗清武装和山林盗贼采取以抚为主,剿抚并用的方略。不数月,就擒获了降而复叛的抗清首领李玉廷,解散了他的部队;平息了许多股出没不定的山林盗贼,江西地方逐渐恢复社会秩序。

康熙三年(1664年),汤斌的父亲过世,汤斌回家丁忧,隐居乡里将近二十年。

康熙十八年(1679年),康熙帝下诏举行博学鸿儒科的科举考试,左都御史魏象枢以“学有渊源,躬行实践”,副都御史金鋐以“文词淹雅,品行端醇”,一致推荐汤斌。汤斌应召,单车就道,进京赴试。“至则僦僧舍以居。生平故旧之在显要者绝不相闻。”次年,试为一等第十八名,授翰林院侍讲,参与修纂《明史》。

康熙二十三年(1684年),迁任内阁学士,当时江宁巡抚缺员,朝廷正在荐举合适的人选,康熙帝说:“我听说汤斌有高尚的操行,可以担任江宁巡抚。”汤斌临行时,康熙帝告诉说:“平素听说吴地繁华,如今考察那里的风土人情,崇尚虚华,安于享受,经商的人多,耕田的人少。你应当使当地去掉奢侈的习俗,返归淳朴的民风,每件事都要致力发展农业生产,这样大概可以整治吴地颓废奢华的风气吧。”

汤斌上任之初,正逢康熙皇帝南巡江南,有人建议拓宽驰道,汤斌坚决拒绝说:“如此则无数户口将安息?非圣主以勤民意也。”

汤斌担任江苏巡抚的前一年,江南扬州一带闹水灾,前任江苏巡抚余国柱曾上奏朝廷说:“水退,田可耕,明年当征赋。”但汤斌到任考察后,看到好多田地还被水淹着,有些田地里的水虽退下去了,却没来得及耕种,第二年无法缴税。所以他给朝廷上了一封奏折,免除了江南扬州一带的赋税。

江苏有灾,汤斌奏报施赈减赋得当,奸臣明珠、余国柱之流竟向他索贿四十万,汤斌说“民有财不以输正供而以媚权贵乎?”坚拒不应,而且也不许在籍绅士与贪官妥协。

汤斌出任江苏巡抚的第二年,扬州一带大旱,数十万百姓流离失所。汤斌下令各县打开官仓赈灾,又发动全省文武百官踊跃捐献,但还是杯水车薪。于是,汤斌下令江苏布政使从国库拨出存银五万两,派人到盛产稻米的湖广一带采购大米。

当时一些官员劝汤斌说:“国库的银两你不能私自动用,要动用的话应该给皇上上书,如果私自动用,皇上怪罪下来,你承担不了。”

汤斌说:“如果我们现在上奏章,等皇上批准下来,灾民早就饿死了。现在先用着,我们的皇上非常仁慈,他不会怪罪我们。他要怪罪下来,罪过由我一人承担,就是免去我的职务,但能救整个扬州的灾民也值了。”

如此看来汤斌是一个同情普通民众,不避权贵,勇于担当,勇于负责的堂堂正正,光明磊落的官员,同样因为得罪了权臣明珠,也为汤斌的蒙冤受屈,最后抑郁而终埋下伏笔。

汤斌在任二年多,免民赋税,及时救赈,重农事以兴本业。易民陋习、广修学校。整修泰伯祠、范公祠等先贤祠宇,弘扬前代先哲正大光明的精神。他在察访中了解到,苏州城西上方山的五通神祠是一座花天酒地、乌烟瘴气的淫祠,以非凡的魄力拆除这座已有数百年历史的淫祠,这在当时是了不起的壮举,其社会影响之大可想而知。随后,汤斌又下令各州、县将所有类似的祠庙全部毁掉,用拆下来的砖木材料去修建学宫。

汤斌在江南的施政为朝廷聚拢了江南的人心,也得到了江南人民拥护歌颂,至今在江南还有供奉汤斌的庙宇。就像《归德府志》记载那样:大江以南,穷乡僻壤,靡弗戴颂其政,因公之姓,至以谚语呼为“清汤”。会兼礼部尚书,吴人攀留者填街溢巷,送至渡淮而已。

汤斌升任礼部尚书后,仍然保持艰苦朴素的习惯,冬天上朝时总是外披一件破羊皮袄御寒。在当时凡进士人皆衣貂的年代,尚书的破羊皮袄竟然成为大清官场一道独特风景,汤斌因此博得“羊裘尚书”的美誉。

汤斌不仅对自己要求严格,对家属子女也是同样。夫人马氏身着多年的旧棉衣,经常转身都有棉絮从袄边散落。一次,他检查自己家的生活开销流水账,发现有人买过一只鸡,便雷霆大怒,问道:“谁竟然买鸡吃?”得知是长子汤溥所为,汤斌更为震怒,责令其在大庭广众之中跪诵《朱子家训》,还怒斥道:“你以为苏州鸡价如河南老家农村那样便宜吗?你既然想吃鸡,就滚回老家去吃。天下读书人断无不嚼菜根而能成功者!”

因为汤斌的正直清廉,得罪了当时的不少权臣。康熙二十五年 (1686 年 ) ,皇帝下诏将汤斌调回京城,明珠、余国柱之辈便摘录他的一些言论上报。因为一连串的打击,再加上长期的营养不良,康熙二十六年(1687年)十月十一日夜半,刚改任工部尚书仅一个月的汤斌病逝在家中。

病逝后亲朋为他料理后事时,却发现其竟然找不出一件像样的衣服,积蓄也仅有八两俸银,连买棺材的钱的凑不够,闻者无不为之潸然泪下。友人徐乾学赠赙仪二十两才得以入土下葬。

雍正十年(1732年),入祀贤良祠;乾隆元年(1736年),谥号文正;道光三年(1823年),从祀孔庙。终清之世以名臣从祀孔子庙者唯汤斌等三人而已。“桐城学派”鼻祖、当朝“布衣宰相”方苞盛赞:“国朝语名臣,必首推睢州汤公。”!台湾著名史学家高阳先生所著《清官册》,首推文正公为康熙盛世“清官册上的第一名”,真正“天下清官第一”。

甘于清贫、刚正不阿的汤斌就这样走完了自己光辉的一生。光阴如梭,岁月如歌,历史的风云变幻,时代的轮回沧桑,我们再回望那段历史,能够在这位先贤身上学习到什么,领悟到什么,这值得我们深思。

2、一代理学大师,大清文正第一人

谥号是人死之后,后人给予评价的文字。谥号制度的形成,传统说法是西周早期,即《逸周书·谥法解》中提到的周公制谥。

文正原名为文贞,到宋仁宗的时候,因为宋仁宗叫赵祯,为了避讳,文贞才改为文正。到了夏竦被拟定要谥为文正的时候,司马光第一次提出了:“文正是谥之极美,无以复加。”司马光认为文是道德博闻,正是靖共其位,是文人道德的极至。经过他的宣扬,文正从此以后被认为是人臣极美的谥号。

汤斌被谥号“文正”,这是对他学问道德文章最高的认可,所以有人评价汤斌为:天下文官祖,三代帝王师。这同样是对汤斌的高度评价和认可。整个清朝时期被谥号文正的有八人,而汤斌因勤政恤民、刚正不阿、治学有成,被誉为清朝文正第一人。

汤斌一生以学问治天下、以学问辨是非、以学问教后辈。他不但是理学的创新者,也是理学的实践者。他从1660年归家丁忧起,近二十年间无闻于宦海,潜心做学问。入仕以后,他更加刻苦,据彭绍升的《故中宪大夫工部尚书汤文正公事状》记载:汤斌“邸舍萧然,不蔽风雨,每入馆一仆一马,箪瓢疏食,坐一室竟日读书,不妄交游。于文艺外,即沈潜易理,究心圣贤之学”。

康熙三年(1664)四月,父病逝。五年七月服丧期满,九月便慕名前往河南辉县苏门山拜谒知名学者孙奇逢。孙奇逢,字钟元,河北容城人。他是调停于程朱、陆王,即主观唯心与客观唯心之间的哲学家、思想家。隐居讲学夏峰,人称他为“夏峰先生”。汤斌执弟子礼从其学习,时年四十岁。第二年学成回乡。

康熙八年(1669),汤斌与同道立志学会,建绘川书院。宣称“所讲以身心性命纲常伦理为主,其书以四书、五经、孝经、小学、濂、洛、关、闽、金溪、河东、姚江诸大儒语录及通鉴纲目、大学衍义等书为主。”这是融合程朱理学和阳明心学为一体的理学。《清史稿》云:斌笃守程、朱,亦不薄王守仁,身体力行,不尚讲论,所诣深粹.即所谓“居敬穷理,躬行实践”,忠于职守,言行一致。于是徒众日多,声名远布。

北宋大儒张载有云:“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汤斌虽然信奉程朱理学,但是他深受沈鲤,吕坤等家乡儒学大儒实学思想的长期熏陶和影响,他主张经世致用,反对坐而论道,空谈心性的无用空谈,主张社会实践。他在《潜庵语录》中说:“躬行固难,只是行得一寸是一寸,积累将去”。他又说:“无为其所不为,无欲其所不欲,这便是尽心复性的真实功夫,故格物是要紧事”。这也充分表达了他实学实践的理论特点。

汤斌的《洛学编》作为一部梳理洛学师承的学术传记,是在清初编修学术史蔚然成风的背景下,奉师孙奇逢之命编修而成,前编断自两汉,正编断自程子。记述了中州学派自汉迄明的源流演变,旨在“表前贤以励后进”,使洛学传承之统得以复续。《洛学编》成书之后,历经八次刊刻印行,影响范围较为广泛。

汤斌集古今理学之大成,在洛学领域尤其擅长,时人都称他为“汤洛州”,康熙帝曾亲自褒扬他为“理学名臣”。

顺治九年,授为翰林院国史院检讨,开始参与明史的编写。汤斌一生三入史局修撰《明史》,康熙二十一年任《明史》总裁官,并亲手写下数十万字的明史稿。

汤斌在历史方面有很深造诣,在史识方面也有卓越的见解。据《清史稿》记载:万议修明史,斌应诏言“宋史修于元至正,而不讳文天祥、谢枋得之忠;元史修于明洪武,而亦著丁好礼、巴颜布哈之义,顺浩元、二年间,前明诸臣有抗节不屈、临危致命者,不可概以叛书。宜命纂修诸臣勿事瞻顾.”

秉笔直书,春秋笔法乃是中国著史的优良传统,不为贤者讳,不为尊者隐,不虚美,不隐恶,董狐直笔,是中国传统写史者追求的最高境界。同样汤斌在写史方面的主张也是符合这一史学最高追求的。

3、汤斌的文化价值和影响

汤斌是睢县历史上比较著名的历史人物,也是商丘历史上著名的人物之一,汤斌的汤氏家族是睢县四大望族之首,对商丘和睢县历史都有较为深刻的影响,在清朝享有崇高的声誉。

汤斌清正廉洁,体恤民情,仁政爱民,为百姓减轻负担、赈灾救施、兴利除害,从而始终躬身实践儒家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民本”思想,是一位和包公,海瑞,于成龙一样“清如水,明如镜”的清官。

中国历史上就有褒扬清官的传统,中国普通民众也有浓厚的清官情结。期盼清正廉明的好官吏和好皇帝,是传统中国人的最高政治理想。“当官不为民做主,不如回家卖红薯”的说法影响了中国几代人,可以这样说是否是清官几乎成为民众衡量官员好坏的惟一标准,前任总理朱镕基也坦言:“我只希望在我卸任以后,全国人民能说一句,他是一个清官,不是贪官,我就很满意了。”由此看来,就能显示出清官情结对中国普通民众的巨大影响力。

不过也有人对清官有不同说法,有人说:“清官是人治,不是法治”,“清官维护的是统治者的利益和统治,有了清官会麻醉人民,腐朽统治阶层统治会更长久,从这一点来说,清官比贪官更坏。”

对以上这些言论,笔者认为:这些话不能说没有一点道理,但是在维护普通民众利益方面,对于减轻民众身上的剥削和压迫,清官还是起了很大作用,贪官对于民众的压迫和剥削要远远大于清官。这是客观存在的现实。看待历史问题不能搞马后炮,不能站在现代人的视角对历史人物求全责备。而是应结合当时历史条件和大背景去解读,这才能正确的解读历史。汤斌身上呈现的文化价值和思想价值是我们今天的历史财富,这些值得我们继承和弘扬。

当下,商丘正在致力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需要大量各级干部人才。努力造就忠诚、干净、担当的高素质干部队伍将是未来商丘干部人才建设的核心。

各级干部人才的标准是什么?在我们看来,除了需要具备优秀卓著的才能以外,更重要的还要有良好的道德操守和思想品格,在选人用人上历来需要“德才兼备,以德为先”,因为一个人的品德、思想意识会直接影响他的行为和做法,思想意识的高低决定着其道德品格和职业操守的好坏,从而导致不同的行为结果。从历史上看,那些清正廉洁,奉公职守的执政者无不是品德高尚、忠于职守之人,而且深受民众爱戴。“天下第一清官”--汤斌身上呈现的优良品质恰恰就是这些,因此人才的清正廉洁,奉公职守更加重要。

《周易》曰: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司马光曰:“夫聪察强毅之谓才,正直中和之谓德。才者,德之资也。德者,才之帅也。”厚德载物,说的就是道德高尚是堪胜大任的根本和基础,那些德才兼备,才德双修的有用之材才是我们中华民族复兴,伟大中国崛起的国家栋梁之材。

在商丘经济发展的时代大背景下,面对浩瀚的商丘历史,面对商丘历史上众多先贤,总有些人物让我们感动,总有些人物让我们铭记,而汤斌就是其中之一,他就是历史上的一阵清风,一股清泉,一个大大的“人”字,感染了你我,也感动了历史。

汤斌,在他自己的时代,独守清正廉明仁政爱民的为官之道。这对于在反腐倡廉背景下如何做一名廉政者不无启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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