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丘历史名人吕坤:一位被稻盛和夫敬佩的儒者

文丨刘金芳(方塘传媒《重新发现商丘》特约撰稿人)

编者按

为深入学习宣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党的十九大精神,着力“互联网+社科”创新,强化网上社科工作的思想引导和文化引领作用,在商丘市委、市政府领导和市委宣传部指导下,商丘市社科联联合方塘智库推出“网商社科之重新发现商丘”项目。

《游吕坤墓有感》

三月春意浓

风光更峥嵘

满眼苍翠色

迎面杨柳风

今至先生墓

凭吊思古情

大儒已远去

惟留柏葱葱

清道光六年(1826),朝廷应礼部之呈请,准许明代宁陵人吕坤入祀孔庙西庑,受到和祭天祭祖祭社稷同等重要的祀典,是东西庑内历代儒学受到奉祀的148位先贤先儒之一。这是在他去世已逾两百年之后,成为清廷官方认定的一代“真儒”。

孔庙两庑中供奉的先贤先儒,分东庑和西庑,总共159人。先贤者以明道修德为主,先儒者以传经授业为主。吕坤能够获此殊荣,其在儒家学说的贡献和地位是非常杰出的,可以说称之为真正的儒者可谓恰如其分。

吕坤(1536年10月24日—1618年7月24日),字叔简,一字心吾、新吾,自号抱独居士,今河南商丘宁陵县人,明朝著名思想家,文学家。其著作《坤吟语》一书畅销一时,与沈鲤,郭正域被当时称为为三大贤。

吕坤一生历经嘉靖、隆庆、万历三朝。分别在山西、陕西、山东及京城做官20余年,历任县令、吏部主事、右参政、提刑案察使、提督、巡抚、右佥都御史、刑部右左侍郎等官职,逝后诰赠刑部尚书。

主要作品有《实政录》、《夜气铭》、《招良心诗》等,除《呻吟语》、《实政录》外,还有《去伪斋集》等十余种,内容涉及政治、经济、刑法、军事、水利、教育、音韵、医学等各个方面。吕坤思想对后世有很大影响,其代表作《吕坤全集》是文化典籍整理中的原创性之作。

因为学术成就卓越,吕坤入选《明儒学案》《经世石画》等学术史籍;因为士大夫治政功绩,吕坤入选《皇明经世实用编》《皇明经世文编》等各类政论文编;因为学术、政治和品行多个体系均有赞评,吕坤入选《明史》《归德府志》《宁陵县志》,并崇祀乡贤祠。

1、致力于经世致用,一生践行实学

吕坤是一代思想家,一生著述丰富,堪称“一代大儒”,吕坤又是唯物主义者,不信鬼神之事,曾经夜宿坟茔丛中,而毫无畏惧,被当地人称为“吕大胆”。

黄宗羲先生曾经在《明儒学案》中赞扬他说:先生资质鲁钝,少时读书不能成诵,乃一切弃之,澄心体认,久之了悟,入目即不忘。年十五读性理书,欣然有会,作《夜气钞》、《扩良心诗》。一生孜孜讲学,多所自得,大抵在思上做工夫,心头有一分检点,便有一分得处,盖从忧患中历过,故不敢任情如此。

吕坤,六岁从里师读书;十五岁通五经,作《夜气钞》、《招良心诗》;二十岁入县学,考秀才第一;二十六岁中举,河南乡试第三;三十一岁参与创修《宁陵县志》,推为主笔;三十六岁中礼部试,三十九岁殿试中进士,步入仕途。历任山西襄垣、大同知县,吏部郎中,山东参政,山西按察使,陕西布政使,山西巡抚,左佥都御史,刑部右、左侍郎。

吕坤致力于经世致用,倡导“实心实政”。他批评当时的士大夫“矻矻终日,诵读惓惓,只为身家”,“把圣贤垂世立教之意,辜负尽了”。

他强调经世致用,实政事功。他认为,作为一个儒者,除留心圣贤之学,讲求治心养性之外,对于“州县编审差役,如何均平?地粮如何清楚?盗贼如何消弭?风俗如何转移?仓禀如何充实?荒歉如何救济?……马政之修废,军伍之盈虚,战守之机宜,边计之得失”都应时时留心,处处在意。

他斥责那些只讲修身而不重事功者是“腐儒”、“空谈”,因为他们不能把内在的德行发挥为改造社会的事业:“儒者惟有建业立功是难事。自古儒者成名,多是讲学著述。人未尝尽试所言,恐诚后纵不邪气,其实成个事功不狼狈以败者,定不多人。”

吕坤居官期间,对当时官场上“打成一片牢不可破之熟套”、“不念民生,奔走世态”的腐败现象深恶痛绝,主张“以伊尹之志为己任,以社稷苍生为己责”,做官要为民谋利益。

吕坤为官清正廉直,当政期间则裁仰豪横,治理严明,深得民心,据《宁陵县志》及其他有关史料载,吕坤在知襄垣县期间,“督耕课农,树艺桑麻,疏渠凿井,纤悉靡忽,视县事若家事,视民产若己产。卒作兴事,不惮劳瘁。”

在山西出任提刑、按察使、提督及巡抚期间,能够“正己率属,身体力行,不受馈遗,不取赎羡,不妄荐以官,不枉劾以职。”

在他离任襄垣的时候,天降大雪,士子百姓五十里冒雪相送,被曾经当做宰辅王家屏称为天下第一不受嘱托者。

吕坤在三晋为官多年且多实政,当地人纪念他,立碑甚多。明刑部尚书白印谦在《和王宗伯拜吕司寇祠》中即写道:“司寇声名旧,先朝德业尊。千秋遗乘在,三晋古碑存。”

另一位明代山西阳曲人、崇祯十年(1637年)任宁陵知县的孟养浩在《吕司寇颂德碑记》中写道:“神宗朝,论海内贤者必曰新吾先生,在晋人尤笃云。庚寅岁,先生为晋廉宪,有德于民甚厚。壬辰晋大中丞,其有功于边疆更大且久,到于今百姓怀之不能忘,亦必曰我吕公也。”

吕坤拥有一颗为国为民的正直之心,然他的公正,他的无私,他的廉洁,他的敢言,为世者所不容,黄宗羲这样评价他:每遇国家大事,先生持正,不为首鼠,以是小人所不悦。

万历二十五年,吕坤上疏陈天下安危,慷慨陈词,可是昏庸的万历皇帝根本听不进去,这时候又有小人趁机诬告。吕坤愤然辞职,闭门专心著述,面对朝局日渐败坏,世风日下,吕坤的内心充满了愤慨和失望。他在《自撰墓志铭》说:今已矣,欲有所言,竟成结舌;欲有所为,竟成赍志。卷独知之契于一腔,付独见之言于一炬,将一寸丹心献之上帝,任其校勘,平生将两肩重担付之同人,赖其挽回世道,余谢人间世矣。

这是那个时代的悲剧,也是吕坤个人的不幸,话又说过来,既可以说这是吕坤先生的不幸,也可以说这正是先生的大幸,不幸的是吕坤一生抱负无所施展,幸运的是一生著述,留于后人不朽的精神财富。这就应了那句话:有心栽花花不开,无心插柳柳成荫,祸兮,福兮,历史的命运总是如此变幻不定,如此的一波三折 ,这就耐人寻味了。  

1618年七月,八十三岁的吕坤病逝于家,“抚案疏报,奉旨诰赠刑部尚书,谕祭一坛,谕葬于县西北离城十二里鞋城村”,也就是今天的吕坟村。

吕坤临终时“遗命:衣衾仅周身,不重袭;枕附以经史,不敛含;一毫金珠不以入棺,一寸缣帛不以送葬。明器如生,丧具以纸,余照《家礼》行。不点主,不远谢,不动鼓吹,不设宴饮。风水阴阳、僧道家言,一切勿用”(吕坤《自撰墓志铭》)。因为墓葬的简朴,彰显了他一生贯之的清廉,也显示了他一生笃定的儒家学说理念和信仰。

2、吕氏家训和吕坤实学实践

吕坤辞官回家后,杜门谢客,授徒讲学,以继往开来为己任,学者称他为“沙随夫子”。

据宣统《宁陵县志》记载:“先生(吕坤)居其乡二十余年,以阐扬正学为己任,四方之士从之如归。其所讲明,皆可措之设施,其于邑之人语以御灾捍患扰切。”

当时的社会正处于明朝中后期,是明朝由盛变衰的转折时期,社会奢侈之风盛行,贪污腐败之风泛滥,社会矛盾日益尖锐突出。

吕坤等开明之士亲眼目睹这一切的变化,深刻感受到各种社会问题矛盾存在。所以,以吕坤,沈鲤,杨东明为首的归德府还乡士大夫(据《艺文志重修归德府儒学记》,沈鲤和吕坤关系密切,两人既有师生情谊,又是政治盟友,还互为联姻,思想比较接近),致力于倡导实学,讲究经世致用,他们继承实践阳明心学知行合一的观点,主张用真实有用的实学,来推动社会改革、躬行地方实践,在当时形成了一股社会思潮,推动“致良知”对乡民的教化。在继承王阳明思想基础上,有了新的创新和思考,这应该是吕坤等在他们的时代能够保持一种学术理论上的独立性和创新性,并用自己创新性思考推动社会变革的价值所在。就如余英时所指出那样:十六世纪以后,部分地由于阳明学的影响,依然有不少的士关注着合理秩序的重建,他们的实践方向已从朝廷转移到社会。

对于晚明社会的问题,归德士绅做了很多的努力和改革,提出了治理乡村的诸多办法,比如设立义仓,救助贫苦贫民,致力于公共事务建设,其中重要的举措就是进行宗族建设。正如吕坤在《吕氏家志》中所说:惟族无统纪,此所以乡无善俗,国无善治,而太平之化,卒不复见矣!宗法所关,诚非渺小。在这种认识情况下,归德士绅越来越多开始进行宗族建设,修家谱,建祠堂,祭祀远祖成为世家大族的普遍行为,其中,对宗族建设着力最深的就是吕坤。

万历六年(1578),吕坤升任吏部文选司主事,以俸金和建坊金共计200两,购500亩常稔田作为孝睦田。关于置孝睦田的起因和目的,吕坤在《宁陵吕氏家志》“孝睦田记”中叙述:“每读范文正公(范仲淹)《义田记》,吾甚愧之。”“田名孝睦者何?祀先人,恤同姓也。孝睦以田名者何?可常继也。”

在家庭和宗族内,吕坤以身作则推行儒法,推行宗约,建立孝和会,帮助族内贫苦无助的人,从而希望达到宗族和睦,敬祖亲族的目的。

同时,吕坤又创建宗约所 ,制定宗约,选举约正约副 ,有如《吕氏家志》所记载那样:思昔宗约之初行也,凡宗族小事,皆听约正处分,处分不服,则公呈到县;凡宗族小过,皆听约正管教,管教不从,则公呈到县。此外吕坤制定吕氏族训,吕氏族刑,并做《旌善薄-鹄史序》,《纪恶薄-鸮史序》,已达到劝恶惩善目的。

孝睦田明确宗族孝睦之义,吕氏祖训申明儒家之德,吕氏族刑劝化孝悌仁义,宗约所遵从礼教,《纪善薄》,《纪恶薄》重视的对族人的教化,吕坤就是儒家道德和礼教在中国农村建设的积极实践者。

吕坤在乡村建设和宗族建设的实践取得了很好效果,民风淳朴,民众安定,社会秩序井然有序。清代官员山西人栗毓美看宁陵当地民风淳朴,不禁感叹道:复考其邑之城郭井野里甲赋役之法,与夫里俗冠婚丧祭燕飨丰约之仪,百余年来,因时变通,虽不尽如汤文正公所云悉先生手定者,顾邑脊而民人谣俗鲜雕之习,妇人童孺莫不知有吕夫子。呜呼!贤者之风教顾若是之入人深而遗泽远也。先生有德与吾晋甚厚。

然而,由于当时社会大环境已经趋向走向衰落,吕坤等开明之士的实学努力也是杯水车薪,无济无事,根本无关扭转历史的进程。

吕坤等人在地方农村改革实践触犯了既得利益者的利益,他们的实践同样困难重重,吕坤关于限制优免主张根本得不到任何认同和响应,反而遭到众多士绅的埋怨和诽谤。

甚至倡议修建城垣这样地方公共事务也遭到非议。无怪乎吕坤在《救命书》感叹道:展城之议起,邑人什九非之。

由于黄河水患频频的情况下,吕绅创办的宗约难也长期维持。所以吕坤去世以后,宁陵吕氏宗族建设也很快出现问题。据《宁陵吕氏家志》记载:吾家自司寇公振兴以来,修族谱,明家法,置孝睦田,尊祖收宗,仁孝之意厚矣。及司寇没,而寝以陵夷,迄于今而人愈众,情愈疏,乖离涣散,无复有一体之意。

吕坤为代表的开明儒家知识分子的在中国农村的实学实践,这无益就是一次巨大的历史变革。翻开中国的历史,中国历史上的很多改革,无论是王安石的变法,或者张居正变法,或者是清末的洋务运动和戊戌变法,都无疑取得了一定效果,但是大部分都是以失败而告终。不是人亡政息,就是落得个身死家灭的可悲下场。

这一系列事实告诉我们,不在国家层面上进行全局性、系统性的改革,只在局部问题进行技术性修补,只能缓解一时的社会矛盾,并不能从根本解决问题。吕坤和很多的历史上改革失败者都莫不是如此。

3、吕坤儒家实学思想及其影响

明末吕坤等儒家知识分子在中国农村的儒家实践,这无益是历史上中国知识分子对农村改革和探索的一部分,站在中国历史纵向发展的脉络来看,从宋朝开始,中国开明知识分子就开始在农村进行一系列儒家学说的实践,这和上世纪三十年代梁漱溟,晏阳初的乡村建设,以及中共三十年代进行的农村土地革命,建国后的一系列农村改革,土地改革都是一脉相承的,都是旨在改变中国农村落后面貌,都在促进中国农村的发展和振兴。

吕坤等人在农村和宗族建设的积极探索实践,无疑会为今天我们新农村建设和乡村重新振兴提供宝贵的经验和精神财富。

同样,吕坤的实学思想和实践价值,对于当今社会商品经济发展的现实,由于商业大潮的冲击,以及西方文化价值大规模侵入,我们传统文化道德价值正在丢失,文化虚无化,道德滑坡,物欲膨胀,金钱至上的思想意识正在侵蚀我们的社会。如何弘扬优秀的传统文化价值,更好服务今天的社会,这是一个值得思考问题,而吕坤的儒学思想和实学实践,这无疑会给我们借鉴和启迪。

吕坤的思想不但影响国内,同样在国外也有很大影响,吕坤的著作《呻吟语》,先后被翻译成二十个国家的文字出版发行,在日本,韩国,美国,埃及等国家也有崇高的学术地位。同样也影响了日本商业界。“深厚沉重是第一资质,磊落豪雄是第二资质,聪明才辩是第三资质。”这是吕坤在其《呻吟语》中对于人才的分类。被誉为日本四大“经营之圣”之一的日本著名企业家稻盛和夫深受此书影响,直言《呻吟语》是他修炼自己与管理企业的四本书之一。

稻盛和夫认为一个合格的经营管理者应该具备“三个资质”,即吕坤《呻吟语》中所说的三种资质。换言之就是“人格、勇气、能力”。在谈论企业用人之道时,经常引用《呻吟语》里的话,并且对其作者“吕新吾(吕坤)”极其钦佩。这就给我们新的思想启示,这说明在吕坤身上不但有厚重的文化价值和思想价值,同样在其思想学术方面有着极其重要的符合现代商业价值和企业经营的思想价值理念,这值得我们重新发现和发掘,从而更利于树立好良好的商业环境,打造好经济发展良好空间,塑造好优秀的商业经营形象。为商丘经济腾飞奠定坚实的思想和文化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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