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襄之仁”与商丘精神

文丨刘金芳(方塘传媒《重新发现商丘》特约撰稿人)

编者按

为深入学习宣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党的十九大精神,着力“互联网+社科”创新,强化网上社科工作的思想引导和文化引领作用,在商丘市委、市政府领导和市委宣传部指导下,商丘市社科联联合方塘智库推出“网商社科之重新发现商丘”项目。

公元前1044年,周武王兴兵讨伐商王帝辛(商纣王),帝辛自焚而死,商朝灭亡。

周武王封商纣王的长子武庚管理殷商朝歌一代。武王死后,三监叛乱,武庚随之也反叛。 

周公旦协同成王平定叛乱以后,遵循兴亡继绝的传统,公元前1039年封纣王长兄微子启在商朝旧都商丘建立宋国,这就是宋国历史的开始,宋国地位特殊,与周为客,被周天子尊为“三恪”之一。以奉商朝祖先的宗祀,继承商文化。

宋国历经35君,时跨西周、春秋、战国三个时期,长达754年。在这众多宋国国君中最著名的莫过于曾经为春秋五霸之一的宋襄公,而宋襄公在历史上最著名的事件就是“宋襄之仁”。

1、“宋襄之仁”的溯源

公元前638年,楚国攻打宋国,而此时的宋国正在攻打郑国,宋襄公得知楚军伐宋的消息,急忙带领军队日夜兼程回国自救。在泓水(今河南柘城县北)以南摆开阵势,准备迎击楚军。

楚王令大臣成得臣派人下战书。宋国司马子鱼对襄公说:“楚国派兵来打我们的目的是为了救郑国。我们放弃郑国和楚国讲和,楚军就会退回去,不可交战。”宋襄公说:“昔日齐桓公兴兵伐楚,今楚军来打我们,我们不与他交战,怎么能继桓公的霸主之业?”子鱼又说:“宋国甲不如楚坚,兵不如楚利,人人不如楚强,你依靠什么来战胜楚军?”襄公说:“楚兵甲有余,仁义不足。我虽兵甲不足,但仁义有余。以有道之君,避无道之臣,我这样活着还不如死了的好。”说完,就批了战书,约定十一月一日在泓水以北与楚军交战,还命人制了一面大旗,旗上写着“仁义”两个大字。

约定交战的那天早上,楚军陆续渡泓水北进,子鱼劝宋襄公趁机袭击,说:“楚兵多宋兵少,此时动手,我们可以得胜。”襄公指着大旗说:“你看见‘仁义’二字吗?我是一向主张仁义的,怎么能在人家渡江只渡了一半就袭击呢?”子鱼暗暗叫苦。过了一会儿,楚军全部渡过了泓水,成得臣手执长鞭,指挥军士,东西布阵,气宇昂昂,旁若无人。子鱼又劝襄公说:“楚军的阵势还未布好,赶快打吧,错过了这个机会,我们就危险了。”襄公厉声地说:“咄!你贪一击之利,不顾万世之仁义?怎么袭击人家未布好阵势的军队呢?”子鱼又暗暗叫苦。

楚军列好阵势,兵强马壮,漫山遍野,宋兵见了都很害怕。此时,两军一齐擂鼓交战。襄公自挺长戈,带着公子荡和向訾守二将及许多门官,驾着战车向楚军阵营冲去。成得臣见来势凶猛,就暗传号令,开了阵门,放襄公一队车骑进来。子鱼随后赶上去护驾,襄公已装进“口袋”里了。

楚将斗勃和蒍氏吕臣在阵门挡住宋将子鱼和乐仆伊,相互厮杀了一阵,宋将华秀老冲出来牵住了斗勃,子鱼拨开刀杀入楚阵,见楚军甲士如林,把襄公团团围住。宋将向訾守血流满面,大声叫喊:“司马快来救主!”子鱼跟随向訾守杀入重围,只见公子荡身负重伤倒在车下,“仁义”大旗已被楚军夺去了,襄公数处受伤,已不能起立。  

子鱼急忙把襄公扶到自己的车上,历力杀出,好不容易脱离了楚阵,所随门官全部战死。乐仆伊和华秀老见襄公已离虎穴,也就各自逃回。成得臣乘胜追击,宋军大败,死者不计其数。

宋襄公由于受伤过重,第二年就死了,后来有人还把他当做迂腐和愚蠢的历史人物一直嘲笑他,楚大夫成得臣说他,“好名而无实,轻信而寡谋”。后人把对敌人讲仁义的可笑行为,称为“宋襄之仁”。

2、宋襄公其人其事及对后世的影响

“宋襄之仁”的事件在历史上真实发生过。

《左传·僖公二十二年》记载:“宋人既成列,楚人未既济。司马曰:‘彼众我寡,及其未既济也请击之。’公曰:‘不可。’既济而未成列,又以告。公曰:‘未可。’既陈而后击之,宋师败绩。”

《史记》也记载说:“十三年夏,宋伐郑。子鱼曰:“祸在此矣。”秋,楚伐宋以救郑。襄公将战,子鱼谏曰:“天之弃商久矣,不可。”冬,十一月,襄公与楚成王战于泓。楚人未济,目夷曰:“彼众我寡,及其未济击之。”公不听。已济未陈,又曰:“可击。”公曰:“待其已陈。”陈成,宋人击之。宋师大败,襄公伤股。”

宋襄公,春秋时期宋国国君,宋桓公之子,名兹甫。桓公卒,兹甫即国君位,是宋襄公,即宋国第十九任国君。

宋襄公出身于殷商王族,同样也是周朝贵族出身,他一生以“仁义”自诩,是周礼推崇者和执行者。

宋襄公的上台,还真有一个“仁义”故事。他是家里的嫡子,原本还有一个哥哥叫做目夷,但因为宋襄公是嫡出,因此王位继承非他莫属。但宋襄公却不接受,坚持要将王位让给目夷,但目夷也不接受这个想法,认为宋襄公比他自己更“仁义”,宋襄公僵持不下才勉强答应了。

据《睢洲县志》记载,宋襄公的母亲是宋国西北的卫国人。公元前661年,北狄灭卫,宋襄公的母亲见国破君亡,心急如焚,意欲归卫抗敌救国,夫君宋桓公不允,并以废其正室之位相威胁。

宋襄公的母亲宁愿抛弃正室之位,也要执意助兄长复国,宋桓公一气之下,将她遣送归卫,并称不准再进入宋国地界。

宋襄公继位之后,想念母亲。可若允许母亲回国,就违背了父亲的诺言,是为不忠。若不让母亲回来,无法照顾,又是对母亲不孝。他就在宋国与卫国的交界处,修筑了一个高台,想念母亲时就登上高台向卫国方向眺望。

后人在望母台的原址上修建了一座高台,上有宋襄公的雕像,面朝西北方向。此遗址就位于现在睢县碧波荡漾的北城湖之内。

春秋时期,宗法制度已经开始逐渐解体,西周时代相对稳定的政治与军事格局逐渐陷入无序的状态。因此,各诸侯国争霸打出的共同旗号都是“尊王攘夷”。彼时的宋襄公同样希望自己像齐桓公那般通过仁义征伐达到“九合诸侯,一匡天下”的中原霸主地位。

宋襄公是齐桓公的铁杆支持者,齐桓公去世前还托孤于他,齐桓公去世后,宋襄公护送齐公子昭回国当上齐国国君。此时的宋襄公拥有了一定的政治资本和威望,而他本人竟把自己视为齐桓公的接班人,认为自己将是春秋的新霸主。

公元前643年,齐桓公病死,南方楚成王趁机坐大,威胁到中原诸国。宋襄公试图通过称霸的方式团结中原各国、制衡楚国,接过桓公“尊王攘夷”的大旗。

公元前639年在盂地的会盟,所谓会盟就是各国聚会在一起,商讨盟约的条款。宋襄公在盂地会盟时,因为坚持不带兵而被楚成王活捉;《春秋公羊传》是这么记载的:宋公与楚子期以乘车之会,公子目夷谏曰:“楚,夷国也,疆而无义,请君以兵车之会往。宋公曰:“不可。吾与之约以乘车之会,自我为之,自我坠之,曰不可。”终以乘车之会往,楚人果伏兵车,孰宋公以伐宋。

由此,宋襄公是一位勇敢、有点迂腐并且固执的人。宋襄公被捉,他安排了公子目夷为宋国的新国君,拒绝了楚国割地的无理要求。宋襄公被释放以后,公子目夷马上又把王位让给宋襄公,可见宋襄公在宋国深得人心。宋襄公回国以后,认为郑国背叛联盟,就起兵攻打郑国,而楚国为救郑国就进攻宋国。

这便是著名的泓水之战大的历史背景。

宋国在泓水之战后,从曾经的春秋五霸之一,沦为二流国家。自此之后终春秋之世,宋国再未图谋霸政。

尽管历史有很多人嘲笑宋襄公,但是同样有很多人赞扬宋襄公。《春秋公羊传》是儒家非常重要的一部著作,其中记载着对宋襄公这样的评价:“故君子大其不鼓不成列,临大事而不忘大礼。有君而无臣。以为文王之战,亦不过如此。”

西汉董仲舒在《春秋繁露》里赞扬宋襄公:“故善宋襄公不厄人,不由其道而胜,不如由其道而败,春秋贵之,将以变习俗而成王化也。故善。”

司马迁在《史记·宋微子世家》中这么说:“襄公既败于泓,而君子或以为多,伤中国阙礼义,褒之也,宋襄之有礼让也。”

汉代的《淮南子》在对比春秋和后世战争之后说:“古之伐国,不杀黄口,不获二毛,于古为义,于今为笑,古之所以为荣者,今之所以为辱也”。

“泓水之战”标志着自商、周以来以“成列而鼓”为主的“礼义之兵”、不以杀戮与彻底征服为目的的“仁义之师”退出历史舞台,自此以后的战争就成了孟子所说的“争地以战,杀人盈野,争城以战,杀人盈城”那种视生命如草芥的、为打胜仗尔虞我诈、无所不用其极的残酷野蛮时代了。

公元前637年,宋襄公霸业未成,在悲怆之中死去,他的逝世也标志着上古贵族精神的消亡,宋襄公也被誉为“最后的贵族”。

3、“宋襄之仁”需要新的诠释和解读

在现代人眼里“宋襄之仁”的是愚蠢的,是迂腐的,是可笑的,是食古不化的,是不知变通的书呆子行为。也有人指责“宋襄之仁”是虚伪的假仁假义。

苏轼就如此评价宋襄公:“襄公不修德,而疲弊其民以求诸侯,此其心岂汤武之心也哉?独至于战,则曰‘不禽二毛,不鼓不成列’。非有仁者之素,而欲一旦窃取其名以欺后世,苟《春秋》不为正之,则世之为仁者,相率而为伪也。”

我们对各方评论不置可否,但是,在我们看来,更应该站在崭新的角度对“宋襄之仁”进行重新解读和诠释。

换个角度来看,我们可以从宋襄公身上发现“讲究诚信,遵守游戏规则”的品质,这是当下比较重要且容易缺失的东西,所谓的“西周贵族之风”不正是我们今天所讲的契约精神吗?

推崇仁义,一生以恢复周礼为信念,这让我们想到了孔子,孔子同样一生克己复礼,为恢复周礼而努力,孔子曾经自称为“殷人”,祖上也是出自宋国王族。从文化继承方面来说,他也必定受到了殷商文化和宋国文化的影响和熏陶。相同的文化熏陶,这也是宋襄公和孔子不约而同地为了相同目标而努力的最根本原因。

《管子》评论宋国民风:“宋之水轻劲而清,故其民简易而好正。”《汉书·地理志》也说:“其民犹有先王遗风,重厚多君子,好稼穑,恶衣食,以致畜藏。”

由此,我们看到宋襄公和孔子的共同之处,对恢复周礼信念的执着和坚守,对仁义的推崇和追求,先王之遗风,厚重之君子,岂不如此?

总之,宋襄公身上那种“讲究诚信,信守承诺,遵守游戏规则,推崇仁义上古贵族”的君子之风,恰好是商丘“商文化”的精神源流,它与以契约精神为主的现代文明是相吻合的,也需要我们继承和发扬,以契约、诚信精神为准绳,营造良好的营商环境,提升商丘城市的品味,发扬商文化,从而更好地为我们今天的经济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建设添砖加瓦。

从商丘传统文化溯源,实现充分文化自信和文化自觉,助力商丘经济高质量发展,这也是重新解读和诠释“宋襄之仁”的价值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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