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州说书:满身风尘说书人

文丨张月(方塘传媒《乡愁里的中国》编辑)

在以前,但凡茶馆必定有搭台子说书说相声的,茶馆老板给这些艺人们固定薪水,每日在台上说了那么一段以招揽茶客,艺人除了获得来自茶馆老板的报酬之外,偶尔还能收到来自看官的额外小费。 

这种在茶馆驻说的卖艺方式是属于安稳的,还有不少是跑江湖卖艺的。对于说书人而言,人们习惯称呼他们为“江湖说书人”。

肚子里装着个三两本书,这处讲烦了换处再讲。走南闯北,到人稠密处,桌子一摆,椅子一坐,一手执折扇,一手拍醒目,吆喝一声:“前文讲到......”这场子就算是撑起来了。

一、口若悬河论说书

说书到了广东,被当地人称为“讲古”,其特点是用粤语方言对小说或民间故事进行再创作和表演。广州说书主要流行在珠江三角洲地带,浓烈的地域特点让它深受当地民众喜爱,同时也把它圈限在此区域内。

2006年广东电视台和广州电视台分别邀请最后一位说书人颜志图担任《寻根问底》和《羊城度度有段古》节目嘉宾主持,颜志图更是凭借节目在广东粤语地区的高收视率,获选成为2008年奥运火炬手,但一旦脱离地区,便少有人知。

说书艺人在广州被称为“讲古佬”,这个称呼一直沿用到现在,最开始在一定程度上有着对说书艺人的轻蔑,现在则平添几分亲切。

在街头卖艺的人被称为“开街档”,他们看天吃饭,收入与天气好坏成正比,刮风一半,下雨全无。开街档的难度就在于如何把看客吸引过来并且留住。

其实说书看似光凭一张嘴,也不是件容易的事。艺人挟技走江湖,不论是在“茶档”还是“街档”,都是空旷且嘈杂的环境。在过去没有扩音器的年代,更是考验艺人的基本功,用丹田发声,声音才传的远。且要有抑扬顿挫、跌宕起伏,才能婉转动人,引人入胜。

说话谁都会说,讲故事也不太难,但能把故事讲得人人叫好是个技术活。

相声演员郭德纲也直言说书最难,说相声好蒙好骗,没把观众说乐可以推说作品有深度。说书不行,一个人端坐在那里,一句接一句的说,不小心说错了或说漏了,就得靠临场发挥圆回来,艺人如果来一句“不好意思刚刚说错了,咱们重来”,那就是砸自己场子了。

有多少功底都得真刀实枪的摆出来,真得是口若悬河,凭一张嘴把虚虚实实的故事场景构造出来放到看客眼前,所以说,玩意是假的,能耐是真的。

如果说“包袱”是相声的命根子,那悬念就是说书的命根子。讲个开头,看客就知道结尾,这种情况就很失败了。要布置好悬念,在山重水复疑无路之时,还能柳暗花明又来一村,永远让听众们猜不到接下来的故事情节,营造出一个“你猜怎么着?猜不到吧,那就请听我来细说”的互动氛围。

说长篇的书,悬念就更重要了,它决定了下次来捧场的人数。所以每场在将结束时都要留下一个悬念,有时艺人宁可多说会儿也要说到悬念处才结束,再狡黠的说一句“预知后事如何,请听下回分说!”

说书人要做到“目中无人,心中有人”,观众的数量和反应多少会影响艺人的状态,但艺人不能因此懈怠,更不能把生活中的不顺情绪带上讲书台。说书与相声还有一点不同就是,说相声是与观众互动,艺人和观众处在同一地位,说书则是高观众一等,所以也称说书人为说书先生。有的艺人自恃于此,上台慢悠悠摆谱子,就是对观众的不尊重了,艺人要有艺德。

听书的人是听众也是看众。说书有做戏的一部分,却比做戏难得多。做戏有旦、末、净、丑,各有专长,说书则是集众所长于一身,冶万事万物于一炉。不仅要口技,还要有演技。

说书的语言分为“表”和“白”,“表”是指用艺人身份所讲的语言,“白”就是指书中的人物所说的语言。艺人要在“表”和“白”之间灵活切换,一个故事里通常要在好几个角色之间转换。当艺人进入角色,为给观众更好的观感,语言神态就要尽量贴金所要模仿的角色,如果是少女则声音清脆,姿态轻盈,老人则声音沉稳,神态沧桑,当然这只是固定认知,具体角色在细节处会有不同表现。

在说书中十分重视眼神,“一身之戏在于脸,一脸之戏在于眼”,模仿的姿态再像,眼神中没内容,就缺了灵气。艺人要通过眼神表达出,书中场景好像就在眼前出现。

作为一种上台在众人面前表演的艺术,它要求艺人在台上从容自信,姿态端正,站如青松滴翠,坐如玉树临风。和相声演员一样,说书人上台也多是一身长袍,头发理的干净清爽,手中执一折扇,长身玉立,也算的上是风度翩翩。

二、满身风尘说书人

说他们满身风尘不仅仅是指他们漂泊无定居,总是风尘仆仆,也不是他们闯南走北,见人见事多后刻在眉眼处的世故(褒义),而是指时代动荡时掉落在他们肩头的厚重的灰尘。

据老艺人回忆,说书是在明朝末年时传入的广东,当年泰州说书大师柳敬亭随抗清名将左良玉将军南来时,洒下了说书艺术的种子。此后,广州开始出现职业说书人。

民国时期,讲古艺人多在广州的河南泰山庙,河北的烂马路等地开街档。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广州各区工会都成立了俱乐部、文化宫,纷纷聘请说书艺人长期到场讲演,产生了以陈干臣、何觉非为代表的说书流派,说书水平高的艺人还被聘请到电台担任讲古节目。之后在1950年,广州市文化局把广州的流散说书人组织起来成立广州市说书学会。至此,讲书艺人不仅有了麦克风,还有了电台这一空中说书场。

一直到了“文化大革命”时期,说书因被斥为“专讲帝王将相”而被打压。接着说书学会解散,每人发300块钱作为解散费,并禁止他们再说书。而说书艺人此时大多都已五六十岁,身上除说书一技外别无所长。

擅讲儿童故事和革命故事的胡千里在被遣散后,帮别人家带带孩子赚些米饭钱。无聊之时,对着还听不懂故事的孩子过过嘴瘾,讲几句古话。

在省人民电台讲故事的侯佩玉“文革”时,只能回到家乡做“搓炮仗”的散工,以往录音资料全部被销毁,于1975年郁郁患病死去。

以声音洪亮著称的艺人廖华轩则回到街道以织铁丝笼为生。艺人潘耀庭,学做火力补胶鞋,沿街叫喊招客。艺人关超辉临死前还拍着床板叫了三声:“究竟我们这些说书艺人犯了什么错!”

以上种种,不胜枚举。说书艺人带着满身风尘走过这趟时代的旅程。

说书艺人颜志图被称为广州的最后一位说书艺人,但其实这位最后的说书人还有一位徒弟叫彭嘉志。现如今,彭嘉志已经成为市级非遗传承人,有人称他为“广州最年轻讲古佬”,他笑着说,还有比他更年轻的。彭嘉志收了众多徒弟,其中最小的还在上小学。

彭嘉志

彭嘉志明白人们不愿意学习说书的原因,是怕将来难以维持生计,但他对此表示乐观,他认为,只要好好学,一定能有个好出路。他还为徒弟们重新排了辈分,希望在未来能够组建一个像“德云社”一样的社团。

说书这门艺术易学难精,师傅领进门,修行全在个人。一本书这个人能说,那个人也能说,为什么这个人就比那个人说的好,不是玄学是科学,里面功夫深了去了,“凡操千曲而后晓声,观千剑而后识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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