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袁家村到北沟村:一种乡村振兴的实践论

文丨宋彦成(方塘传媒主笔)

袁家村的出现是一种城市消费结构和理念转变情境下自发的现象,其最初的功能和体验与所有的经营农家乐的乡村并无二致。从农家乐的初级形式出发,最终可以演化出两种发展模式或路径,其一就是以袁家村为代表的农耕类型文化体验基地,其二是以莫干山为代表的民宿集群。

我们分析一种旅游目的地的出现,其背后的逻辑是都有一个强大的物质经济层面的市场支撑,比如长三角城市群之于莫干山,西安、咸阳之于袁家村,北京之于北沟村。袁家村的出现是一种属于中国西部地区的个案,而还不具有普遍性,虽然近些年来从国家和地方层面都在力主乡村振兴,发展乡村旅游也是其中一条重要的途径。

我们今天探讨袁家村现象主要是基于其特殊性的逻辑起点,而非是要将其归纳为一种普遍性。但是,在乡村文化商业旅游上比较成功的案例总是有某种共性,这种共性的特征不限于较大的一级市场的存在,比如以北京、上海、西安、成都等为腹地的乡村,还包括乡村自身发展的资源禀赋和理念路径,这种共通的属性可能便是袁家村和北沟村对于全国范围内乡村振兴实践的案例贡献。

一、独特资源禀赋造就袁家村与北沟村

袁家村是典型的关中平原再普通不过的一个村庄,地貌主要是由台塬和丘陵沟壑构成,种植业在很长的历史时段内都是当地村民主要的生计模式。袁家村也曾是一个贫困村,如同西安周边的诸多乡村一般,属于人口净流出的村庄,所存在的问题不限于人口空心和产业凋敝。

在中国的任何一个乡村,如果它的发展变化还没有抵达天翻地覆的程度,其村庄整体形貌和建筑空间还不至于被全盘拆旧建新,这也是中西部地区大多数历史文化名村得以保留的缘故。

但关中平原乡村的独特性不全在于村落民居以及农耕生计的关中印记,还在于村落公共空间被纳入到一个更为宽阔的帝都、城市、大遗址、帝王将相陵墓等众多历史遗迹的叙事中,袁家村就是一例。

袁家村在行政区划上属于咸阳市礼泉县烟霞镇,这与今天外界普遍形成的“西安袁家村”的印象不同,即便从西安和咸阳层面来说“西咸一体化”的呼声和步伐从未停歇,但袁家村的利税上缴依旧归属咸阳,哪怕它的客群来源地主要是西安,并且也为西安市场所深刻形塑。

袁家村位于礼泉县烟霞镇北的九嵕山下,也即距离袁家村10公里之远便是唐太宗埋骨的昭陵。昭陵是世界上最大的皇家陵园,也是全国第一批文物保护单位。除昭陵之外,此地还有唐肃宗建陵。建陵石刻是关中地区帝王诸陵中数量最多、保存最完整的石雕石刻群。

因此,袁家村左近有昭陵与建陵等历史文化遗迹才是袁家村有今日发展成就的重要物质环境基础。公元前221年,秦始皇在咸阳一统六国,北筑长城以抵御外族,绵延横亘万里,后世在此基础之上并有明长城。土夯砖砌的长城迤逦东向,到了内蒙古高原与华北平原的交接地带,山峦如聚,风光壮丽,是为今天河北、北京境内明长城遗址所在。

怀柔是北京市东北部的一个市辖区,在未撤县设区之前,怀柔名不见经传,但是提及慕田峪长城,北京的常住人口即便不曾攀登想必也曾有所耳闻,某种程度上而言,慕田峪长城在外界的知名度甚至还要高于怀柔。北沟村就坐落在慕田峪长城脚下,这就不得不提到北京的农家乐。

北京的延庆、密云、怀柔等区县都属于明长城的过境之地,这也就吸引了大批本地短距离游客和外地朝圣“打卡”游客涉足,尤其是京城郊区以及河北省内大部分市县都被视为北京“后花园”的背景下,以家庭经营为主体的初级乡村农家乐顺势而起,可以说北京早期乡村的起势有一部分是沾了长城的光,美国人何伟在《寻路中国》一书中就有体现,那还是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

不过,北京市怀柔区不只有慕田峪长城,还有红螺寺,以及雁栖湖国家会议中心。作为APEC会议举办地,雁栖湖国家会议中心得以进入大众的视野,而且随着两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于此召开,使得雁栖湖及其周边业态得以进一步活化,尤其是像“一带一路”论坛这样国际性的外事活动,以及会议会展效应所带来的本地客群刺激等,更是使得怀柔境内文化旅游商业发展得以进阶,甚而遮蔽了长久以来怀柔山区、半山区于农耕不利的自然地理环境。

余荫至于北沟村。

二、乡村振兴过程中的“均富”理念与管理术

时人多知袁家村,而不知北沟村,这与两地的发展定位不一致有关。袁家村从本质上来说是一个面对大众旅游市场的乡村旅游综合体,其所涵盖的业态更为丰富多元,集餐饮、住宿、休闲、娱乐,乃至于乡创等于一身,尤其是其以餐饮见长,并且形成了与之相关的产业链以及一系列知名品牌。

与之不同的是,北沟村则是以民宿见长,而且民宿的经营主体也主要是外籍人士,而非本土本村居民,其所面向的客群也是针对外籍游客以及本土中高消费群体,尤其是以前者为主,而本土本村居民主要是靠租赁自有房屋来获取高额租金。

袁家村与北沟村是两套几乎完全不同的商业模式,但却长出了中国一西一东两个乡村振兴的模范样板。如果说西安、昭陵、建陵以及北京、慕田峪长城、怀柔国家会议中心分别构成了袁家村和北沟村的硬环境,那么软环境的塑造以及提升则决定了二者在世俗意义上成功的关键。

今天的袁家村很红火,产业兴旺,游客如织,但其起家之初也颇为困难,并非顺风顺水。早先,西安周边游消费客群的目的地集中在秦岭一线的蓝田、长安、周至等区县,冬有热汤暖身,夏有峪口凉心,而不是在渭北。

即便在硬环境上袁家村临近昭陵、建陵石刻群等历史文化遗迹,但也依然要正视观光旅游和休闲旅游所面对的巨大的市场差异,显然在超越了门票经济的休闲旅游所带来的消费体量更有市场想象空间。

袁家村只是咸阳市大搞乡村旅游诸多乡村中的一个,其最终能脱颖而出的原因在亲历者和研究者看来,都是出于村民自组织的结果,也即未脱离集体主义的生产经营使然,这似乎同全国范围内赫赫有名的华西村等如出一辙,最终讨论的落脚点往往是制度组织对于乡村经济发展起到的正向作用。

凡是关注乡村旅游和乡村振兴的人似乎都在好奇何以袁家村能够源源不断地吸引在城市生活的人群客至于此并且产生消费,他们也倾向于将袁家村成功的密码解读为是乡村能人带动的结果,尤其是像郭战武这样一心为民谋福利的村党委书记。

袁家村是国内少有的通过发展旅游业年度创收达10亿元以上的乡村,其中原因既有其所主打的关中印象体验的独特性,也有袁家村作为一个乡村共同体的组织制度层面的优势。袁家村是一个大企业,而不仅仅是一个村庄,但同时又是一个集体主义经济实验场。“均富”理念的设计和实践,以及能够看到的可预期的收益是袁家村人能够齐心协力做事业的关键。

意识到在自负盈亏造成的贫富差距将会损害部分村民致富的积极性,袁家村解决问题的方法是公司化运作,并且让全部村民成为袁家村这个大企业的合伙人,通过入股和交叉参股的模式使其利益均沾。1993年,袁家村成立了农工贸为一体的集团型企业袁家农工商联合总公司,辖下各分公司各司职其事,村民农工各尽其责。

为事业者,必尽心竭力,尤其是在背后还有一套监督机制来督导生产服务的品质化,比如在袁家村有行业协会的监督管理,其中既有企业透明化管理的先见之明,也包括乡土风俗的社会道德制衡等。

北沟村也是如此。一个村庄即是一个小生态,不论是袁家村还是北沟村都离不开乡村能人的带头作用,而如果说袁家村的成功是被设计出来的“均富”理念的胜利,那么北沟村便是“一荣俱荣”思想的实践,背后的逻辑都是基于村寨主义的社会治理和经济发展。

如此,在一个乡村共同体的基础之上构建利益共同体正是袁家村和北沟村的经营管理之道,也是其在竞争激烈的乡村旅游市场中立于不败之地的制胜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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