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大西安农民节”思考陕西“三农”将向何处去?

文丨宋彦成(方塘传媒《重新发现陕西》主编)

2019年3月8日,也即是在农历的二月初二,主题为“传承农耕文化、建设五美乡村、敬农爱农助农、推进乡村振兴”的“第二届大西安农民节”在西安市长安区王曲街道南堡寨长安唐村中国农业公园举行,根据官方的表述,其所展示的是“新时代下西安农业农村的新面貌”。

事实上,一直以来,不管是外界还是西安本土对于“大西安”的思考都是基于城市的逻辑,而大西安在概念上也远远超出西安市行政区划内的11个市辖区以及蓝田与周至两县,还包括西咸新区在内,乃至关中平原其他地市的部分区县,比如沿靠西安的咸阳、宝鸡、渭南等地市的一部分区县。

无法遮蔽的是,在西安这一轮以“一带一路”“国家中心城市”“关中平原城市群”等国家战略为发展契机的背景下,所谓“大西安”的发展命题最终是要以消弭城乡之间的边界为目的,这也意味着区域内所涉“三农”的命运也将由此改变。

从“首届西安农民节”选址于西安城北的高陵区,到“第二届大西安农民节”落地长安区,这无疑是基于高陵区与长安区社会经济发展的现实,而从“西安”到“大西安”,这也意味着西安在做大做强过程中依旧需要厘清区域内“三农”发展的问题,放诸全省而言,也是陕西“三农”向何处去的问题。

一、谁为“大西安农民节”的主体?

“第二届大西安农民节”是由西安市委、市政府主办,长安区委、区政府承办,并于西安主城区以南的长安唐村中国农业公园举行。长安唐村是一个依托于长安区王曲街道南堡寨老村新建的文旅村落,面向秦岭,周边是成片的麦地,无灌溉水渠,基本上靠天吃饭,左近村民现也多不以种植业为生计。

如果说《白鹿原》时代所呈现出来的是一幅有关麦子、伺候麦子的农人与麦客的图景,那么今日白鹿原已再难见到为了生计而奔波于此的外乡麦客了,那些能够长麦子的广袤土地也再也长不出成片成片的碧绿与金黄了,而那些一辈子伺候麦子的农人也老了,后继无人。

如果不是城镇化的脚步渐进与资本下乡的助力,这片属于秦岭山脉北麓的肥沃土地,以及附着于其身之上的古老村落将会继续黯淡无光。显然,仅仅靠种植小麦如今已难以维持生计,因此当地农民也多外流进城。

在很大程度上而言,第二届大西安农民节激活了新建的长安唐村,但是,有无激活长安区王曲街道南堡寨还尚未可知。不过,无可置疑的是,“大西安农民节”成为了西安进行城市营销的媒介之一,也即是说为西安农民而发明的“传统节日”是一场有关“城市西安”的节庆营销。

在可预见的未来,可能除了城镇化率较高的城六区外,西安其他区县都有承办“大西安农民节”的可能,尤其是对尚未撤县设区的蓝田与周至而言,当然这也是由于大西安的城镇化依旧有很长的路要走。

从本质上来说,农民节或者说以农民为主体的节庆是作为一种展演而存在,而之于农民的节庆营销,其主体是具体的,客体也是具体的,可以是外省市慕名而来的民众,也可以是本市及周边的城镇或非城镇户籍人口,当然还有政商学研各界人士等。

在第二届大西安农民节期间,主办方策展呈现了多项具有关中特色的农民艺术,比如社火、锣鼓表演、农民画以及剪纸艺术等,观者如堵,场景热闹,既展示了西安农业社会的遗存,也展现了西安农民的精神风貌。

事实上,这其实在城市化的语境中对于农业、农民与农村的审视,而通过资本下乡的外力作用,也使得“三农”不再是纯粹的“三农”。譬如,农业之变,在于农业不再是从前的单一形态,而是有了新的时代特征;农民之变,在于农民不再只是会伺务庄稼的庄稼人,而在思维之变、技艺之变;农村之变,在于治,在于新,关乎美丽。

几日之前,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总书记就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指出,要扛稳粮食安全这个重任,补齐农村基础设施这个短板,夯实乡村治理这个根基,用好深化改革这个法宝。

因此,无论大西安农民节的初衷如何,其对现代农业价值的重视,以及鼓励做新式农民的声张,对于区域内“三农”的发展无疑都有着积极的边际效应。譬如,慕名而来的行商坐贾赚了钱,乡村由于基础设施的投入而变得美丽,现代企业的进村为当地村民提供了更多就业和收入的渠道,也带来了新的观念和思想。

在我们看来,不管是推进乡村振兴,还是随着城镇化进程的加快,可能始终面临的是人与地的关系。地尽其力,人尽其才,这将决定西安乃至陕西全省的乡村将向何处去的问题,而且还关涉到农民成为发展的主体,而不是逐渐被边缘化,最终成为被发展的对象。

二、陕西省情决定当代陕西的“三农”向何处去

陕西省在地理区域位置上属于中国的西北,却也是西北五省最靠近内陆的省份,在其东部和南部,从北到南分别与内蒙古、山西、河南、湖北、重庆、四川六个省市接壤。整体而言,陕西省是一个欠发达的西部省份,而且在西部世界里,近些年的社会经济发展也明显落后于四川省与重庆市,即便在省会城市的竞争中也是如此。

因此,对于西北五省的龙头而言,陕西如何在一系列国家战略叠加的背景下实现追赶超越,并且重新实现“龙抬头”就显得尤为重要。当然,从时间纵深来审视陕西发展的话,陕西的整体没落与历史上国家政治经济中心的东移、南下与北上关系莫大,尤其是唐宋以来,北方和东北方的民族政权不断入主中原也是陕西在政治经济上被边缘化的主因之一。

而且,作为一个西北内陆的省份,陕西整体上属于大陆季风性气候,降水相较于中国东部、南部的省份也偏少,除了陕南与关中地区的大部市县农作物可以达到一年两熟或两年三熟外,其余如干旱贫瘠的陕北地区一年仅可一熟,这也限制了陕西当代农业的发展。

中国农业经历了从“关中熟天下足”到“苏湖熟天下足”再到“湖广熟天下足”等特征的历史变迁,当前,我国粮食主产区的地理分布也主要集中在东北三省、黄淮海三省以及长江中下游五省,而位于西部地区的陕西其主要粮食产地关中平原的农作物种植面积却在逐年下降。

根据陕西省统计局在官网上公布的数据来看,其在2017年第一产业增加值占全省生产总值的比重为7.9%,2018年约为7.5%。不过,即便说陕西省的整体产业结构在优化,但从本质上来说,陕西却仍不失为一个农业大省,或者说其下辖的10个地级市(西安市除外)农业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还很大,2018年陕西省的城镇化率为58.13%。

整体而言,陕西省社会经济的发展从眼下来看并不依赖于第一产业,而且第一产业增加值虽然在逐年提升,不过在三次产业占比中也在减小。而且,值得一提的是,陕西省近年来第一产业当中种植业的增加值虽然在向好,但是其粮食作物播种面积在逐年下降也是不争的事实。

从2018年的数据来看,陕西省在林业、畜牧业以及渔业的成绩还算可圈可点,在其背后所呈现出来的逻辑是,一方面由于种植业的失势而导致农村的空心化与人口外流,另一方面伴随着国家以及陕西省地方层面的“退耕还林还草”而来的是具有产业经济价值的林业、畜牧业和渔业的发展。

当然,这其中既是对陕西省地域性生产传统的继承(比如遍及陕西南北的林果业等),也是国家乡村振兴战略实施过程中一系列政策鼓励和产业介入的结果,当然更是陕西整体生态环境治理的必然选择,毕竟其境内的黄土高原与秦岭山脉的生态问题关乎到我国最重要的两条生命水脉。

因此,无论是城镇化进程使然,还是生态环保的诉求,陕西农业的发展已经不能单纯依赖土地和人力投入了,而是需要靠技术、资金、人才、政策等的全面加持,这就需要打破既已形成的惯性发展思维,促进一二三产联动发展只是其一,还应居安思危,严守耕地红线,生态红线,确保粮食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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