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缺文化的陕西榆林,还缺什么?

文丨宋彦成(方塘传媒《重新发现陕西》主编)

属于晋方言区大包片的陕北榆林,在语言认同上更倾向于山西,而与在政治、经济与人口等占绝对优势的关陇方言片区的关中大为不同,这也注定了榆林在文化上与内蒙古、宁夏、山西、甘肃等地的部分区域更为接近。

事实上,不管是根据文化圈层也好,还是生计方式也罢,陕西在区域地理上由北至南也被划分为陕北、关中以及陕南,在农牧时代,其所代表的是三种不同类型的文化,但是这并不妨碍驼城榆林在地域认同上依旧归属于陕西。

其实,像榆林这样的黄土高原与内蒙古高原的过渡区,以及黄土与沙地这两种土地性质乃至风貌景观全然不同的交界之地,其所孕育的生计方式本身就是复合型的。而且,榆林所在的区域也是中国农耕文化与游牧文化互相融合交错之地,同时也是400毫米等降水量线以及胡焕庸线的过境之地。

以此,在榆林境内既可以欣赏雄浑壮丽的大漠风光,也能体验沟壑纵横的黄土风情,但设若仅止于此,则其所为大众提供的意象便依旧是粗粝的不毛之地,是边塞文学叙事中所描述的苦寒之地,从而迎合了大众关于黄土高原最原初的想象。

榆林有什么?

黄土高原的贫瘠穷苦是随着影像作品以及本土文学的传播而为众所知的,每当提及黄土高原,多数国人自然而然就会对照到陕北,而其实黄土高原的范围远远大于陕北区域,包括中国的青、甘、宁、内蒙古、陕、晋、豫7省区大部或一部分区域。

但也毋庸置疑的是,整体上而言,黄土高原也分布着中国经济发展较为滞后的省市地区,在我国14个集中连片贫困地区中就有其三,分别是六盘山区、秦巴山区和吕梁山区,而作为革命老区的陕北地区也概莫能外。

不论圣地延安,陕北榆林市的两区(榆阳区与横山区)、一个县级市(神木市)以及九个县当中,横山区、定边县在2018年才摘了贫困县的帽子,剩余绥德、米脂、佳县、清涧、吴堡、子洲六县依旧位列中国贫困县名录,而此六县也恰恰是榆林地区所谓的“南六县”,几乎全部处于黄土高原的腹地,而“北六县”在以能源提振地方经济之前,土地也只有农牧的价值。

在榆林当地流传有一首《七笔勾》,原是光绪朝翰林王培芬所作,据传,其奉皇命到榆林“三边”巡查,眼见地瘠民贫,因此写下《七笔勾》,将“万紫千红”“雕梁画栋”“绫罗绸缎”“山珍海味”“金榜题名”“粉黛佳人”“礼义廉耻”都从“三边”勾划了去,以谓“三边”穷苦鄙陋,“圣人传道此处偏遗漏”。

不过,《七笔勾》文字所描述的“三边”地区其风貌在旧时可能恰如其言,在一个以士文化为代表的精英文化大行其道的帝制中国,民间文化是被摈斥在外的,尤其是榆林本土生态环境的恶化,其难免成为旧时外来文人笔下的“苦寒之地”。

而且,作为农牧隔离带的明长城(当地人称之为“边墙”)也蜿蜒境内,榆林北六县境内或多或少也都有其遗存,其中有许多边墙为漫漫风沙所掩埋,当然也不乏人为破坏,目之所及,颇有荒凉之意。作为明代九边重镇之一,“榆林镇”(又称为延绥镇)的镇北台有“万里长城第一台”之誉,与甘肃嘉峪关以及秦皇岛山海关齐名。

在明代蒙汉民族政权拉锯过程中,镇北台“北瞰河套,南蔽三秦,锁长城要津,控关陇门户”,其战略位置不可谓不重要。而作为明朝“隆庆议和”与“和平互市”的产物,镇北台也见证了蒙汉民族关系从对抗走向和平的过程。

然而,时至今日,镇北台俨然是一座废城弃台,除了作为国家级文保单位供研究之用外,也仅仅是供后人观瞻怀古罢了。论知名度,其远逊于嘉峪关与山海关,原因无外乎是历史上较少有知名文人曾为其咏唱,又或如山海关一般有见证诸多改写国家历史的经历,但更为重要的是在现代媒体语境中也缺乏足够有价值的宣传。

“南塔北台中古城,六楼骑街天下名”,榆林古城在1986年被国务院列入第二批“国家历史文化名城”。事实上,在榆林市境内以农牧混合经济方式所孕育的民间文化和物质遗存极为丰富多元,而不管是依托于石峁遗址、统万城、榆林古城、高家堡、波罗古堡、明长城、各类宫观庙宇楼台、古民居等物质载体的历史文化内容,还是形而上的儒释道三教乃至其他世界性宗教的信俗等,无不具有普世性的文化价值。

而且,榆林也是输出阶级革命以及红色文化的重要地域,上溯明末李自成起义,下至横山起义等,都为榆林留下了重要的物质文化遗存和精神文化遗产,比如米脂李自成行宫、米脂杨家沟以及横山起义旧址波罗古堡等等。

榆林不缺文化。

榆林缺什么?

高建群在《扶路遥上山》一文中写道:“在这个地球偏僻的一隅,生活着一群有些奇特的人们。他们固执,他们天真善良,他们心比天高,命比纸薄,他们自命不凡以至目空天下,他们大约有些神经质。他们世世代代做英雄构想,并且用自身去创造传说。他们是斯巴达克和堂吉诃德性格的奇妙结合。他们是生活在这个世界最后的骑士,尽管胯下的坐骑已经在两千年前走失……。”

这是作家高建群对于榆林人的礼赞,也是出于其对这片土地爱得深沉。从秦始皇统一六国后兴郡县制,三十六郡之一的“上郡”榆林便是战略要地,公子扶苏、将军蒙恬皆埋骨于此;十六国时期匈奴铁弗部赫连勃勃都统万,及至于唐宋之际,党项羌人李继迁一族走出榆林横山建立西夏王朝,一度与赵宋、大理呈三足鼎立之势;到了明末,闯王李自成更是走出榆林在西安建立大顺政权,最后入主北京城;斗转星移,陕北所燃起的工农革命火焰终呈燎原之势,中华人民共和国诞生。

而且,属于榆林的历史显然也并非仅仅是由英雄式的人物来书写,还由广大的榆林民众来秉笔直书。明末,李自成大军围困榆林城,无一人降,城陷,全城殉国,清康熙年间周世民叛军再围榆林城,未果,康熙帝亲赐“两守孤城,千秋忠勇”的刻碑以嘉赏其民。

当年明月在《明朝那些事儿》一书中也曾盛赞榆林军民,“明末的军队,战斗力最强的,是关宁铁骑,排第三的,是天雄军,排在第二的是秦军。关宁铁骑强悍,因为机动,天雄军善战,因为团结,而秦兵的战斗力,因为个性。我曾查阅明代兵部资料,惊奇地发现,秦兵的主力大都来自一个地方——陕西榆林。”

清《榆林府志》载:“(榆林民众)怀忠畏法,果敢勇往。习弓矢,好战斗。好义崇俭,民风淳朴,虽贫苦不为盗贼。”然而,到了《七笔勾》的形容里,榆林民众鄙陋粗俗,不通文明,纵是当地儒流,“一领蓝衫便罢休,才入了黉门,文章便丢手,匾额挂门楼,不向长安走,飘风浪荡荣华坐享够。”

斗转星移,自周秦汉唐始就由关陇门阀贵族所垄断的政治资源也终于让渡了出来,但是不得不承认的是,即便他们在后来走向了长安,却依旧未能跳出为黄河与黄土地所限制的西部思维。

西安有碑林,故有风流文雅,榆林红石峡也有所谓“塞上碑林”之称,但其所呈现的书法艺术乃是“流官”政治的产物,多由来榆林驻守的边将或主政或游历的历代官员与文人墨客所题篆。

今时今日,榆林风土人情早已不复从前,其管辖之县“绥德”“靖边”“定边”“怀远”(今称“横山”)等地虽原都有中央王朝安边怀柔之意,但显然时人已再不是过境文人笔下穿着皮裘不通文章的“马牛”了。

但是,当一个从前半封闭的地方社会从农牧时代步入工商时代,尤其是伴随着煤炭、石油等能源经济的兴起,最忌的就是区域经济的发展形成所谓的惯性依赖,以及民众固步自封,摒弃了一种开放的、包容的、文明的以及互联互通的思维。

新青年,以新榆林

历史中的榆林也曾是边塞诗以及其他文学作品所书写的对象,比如唐代诗人陈陶《陇西行》“可怜无定河边骨,犹是春闺梦里人”句,再如宋代诗人王珪《闻种谔米脂川大捷》“匹马不嘶榆塞外,长城乍起玉关头”句等,无不有苍凉荒芜之意。

近些年来,外界对于榆林的污名化也与其依赖能源经济不无关系,当然,榆林以及榆林人也试图为自身正名。如果说谈及柳青、路遥等榆林籍作家群体,还得以使榆林民众心中有所宽慰,那么,他们笔下的作品也自然是外界观察与审视陕北榆林的媒介之一,从柳青《创业史》到路遥的《平凡的世界》,再到高建群《最后一个匈奴》,莫不如此。

但是,前人所各自描述的是不同历史时期的陕北社会风貌,目前而言,本土知识界对当于下陕北的表达却是缺位的。长久以来,外界社会对于陕北以及榆林的印象或还停留在路遥时代,从而沿用了一个“身穿羊皮袄、头戴羊肚子手巾的农牧民形象”来想象榆林,比如在今天部分市场主体为了迎合外界对于榆林的想象,在以农耕民俗为主题的展演过程中就深谙此道。

当然,在文化商品化的时代,这也无可厚非。事实上,在对“文明”与“野蛮”“落后”与“先进”的文化事象进行展演与阐释的过程中,身处其中的人们往往彼此处于“观看”与“被观看”之间,无疑这是一种人类社会普遍追逐“异域”和“异文化”的心理诉求,哪怕这种“异文化”所表现的是过去的文化事项。

在今天,榆林对外对内的城市宣传过程中也多用“驼城”和“小北京”来表达自我,一方面榆林意图呈现黄土与大漠、农耕与游牧交错的边塞文化,另一方面也在强调其作为历史文化名城的文明属性。

而之所以有“小北京”之谓,一是老舍先生曾描述榆林“具有北平的局面”,二是榆林古城格局确有北京城风貌。但是,正如前述,即便如“万里长城第一台”的镇北台,不可否认其学术研究的价值与商业的价值,而不为众所周知却也是事实。

整体而言,榆林市境内的历史文化遗存或遗产尚且处于浅层次开发状态,这与其拥有丰富的历史文化旅游资源极为不相匹配。究其原因,不外乎是近些年来榆林依赖能源化工发展地方经济,乃至形成路径依赖,不重视或者没有意识发展旅游业不无相关。

过去的戊戌春节,榆林喊出了“陕北榆林过大年”的口号,这也应是对“西安年·最中国”的遥相呼应。据统计,春节期间,榆林全市共接待国内外游客241.83万人次,同比增长16.26%,实现旅游收入8.92亿元,同比增长47%。

可见,榆林在城市宣传与旅游宣传上迈出了重要的一步,但是显然还有待持续发力,在文旅融合时代,重要的也许不仅仅是文化,而是文化的人,或者说是能够经营管理文化的人才。显然,榆林当前的产业结构属性,造成其人才吸附力主要集中在能源化工行业,而且,行政事业单位等体制内的“铁饭碗”依旧是青年人所钟爱的香饽饽。

当一个区域性的地方社会对于小微企业以及工商群体(尤其是服务业人员)的舆论整体上不宽容,而其背后体现的又是集体的权力崇拜,那么,从另一维度也说明了本地的人才流向至少不是奔着新兴的服务性行业去的。

因此,优化营商环境不该成为地方政府的一句空话,而是应该具体落到实处,不厚此薄彼,也不嫌贫爱富,并且尽可能引导社会舆论对于体制外的市场主体或者非公有制经济体也能够更加包容,当然这需要长时段的教育过程,以及随着城市的愈加文明、愈加开放而来的。

唯有如此,物才能尽其用,人方能尽其才。对于当下的榆林而言,需要“新思想”“新文化”“新青年”以新榆林,则榆林新。一个新榆林需要新的表达,一个新榆林也需要更多的可能性。

留下评论

Plain text

  • 不允许HTML标记。
  • 自动将网址与电子邮件地址转变为链接。
  • 自动断行和分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