陆铭和他的“大国大城”之问

文丨张月(方塘传媒图书编辑)

城市是现代社会理性化的产物。当生活在城市里的人抱怨城市化进程太快,人口涌入太多,造成了物理空间上的拥挤和资源上的竞争的同时应该认识到,这是我们为生活便利与服务的多样性所付出的代价,也是城市为了自身更好的发展所设置的淘汰机制。

与大众抱怨城市化的脚步太快相一致,政府也放缓了城市化的进程。为此采取的一系列措施,如为人口的自由移动增加限制,推动城镇化而延缓城市的发展,将投资重心倾向西北部和制约东部等等,这一切都在试图使中国实现区域间的平衡发展。那问题也随之而来:我们追求的平衡是区域间的发展平衡吗?中国的城市化进程是否过快?政府决策与市场力量之间产生了什么样的矛盾?

读者可能会与《大国大城》的作者怀有一样的疑惑:难道书中所写的这些问题,身为社会精英的政策制定者们不知道吗?只有两种原因可以解释,一是不明白,二是装糊涂。如果是前者,那总会有明白的一天;如果是后者,事情就会比较困难。因为公共政策往往事关切身利益,中国人口众多,利益之间盘根错节,损失到一部分人利益的政策很难去推动。但如果这些文字能够改变人们的一些看法,让更多的人了解到真相,那也就达到了作者写作这本书的目的。

人口密度与城市化程度

在众多对城市化的认识误区中,最为流行的一种看法是,城市已经太拥挤了,人口密度太高,不宜居。那城市是否已经真的“被装满”了?城市化的进程已经趋于成熟了?

我们应该以什么作为标准来判断城市已经人满为患,很多人以交通拥挤和环境污染严重作为依据来得出城市的承载力已经到达极限,但值得注意的是,人们并未因此而逃离北上广,显然这些问题是可以被忍受,且无法阻止更多的人进入城市。

而且,人多造成的交通拥挤和环境污染,完全可以通过技术和管理使城市变得更环保。如人口密度大促进了地铁的发展,更多的人选择便利且四通八达的地铁,减少了私家车的出行;人口的集中带动了产业的集中,服务业和制造业向大城市周围的集聚有利于从总体上减少污染排放以及污染的治理。再者,城市楼房的容纳性高,人口从乡村集聚到城市,节省下来的大量用于住房的土地可以用来耕种。集聚带来的影响与人们看到的恰恰相反,城市越拥挤,越便利,越环保。

城市的承载力与两个因素有关。一是物理上的极限,如城市的大气和土地都有一定的极限,但在城市规模的物理极限来临之前,价格机制就已经成为制约城市扩张的力量;二是资源供给、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方面的承载力,可以看到,这些也都可以通过技术和管理进行调整。从这两个因素来看,城市还远远未达到需要借助外力来避免承载过度导致崩溃的严峻程度。

从数据方面来看,全国总样本城市人口的空间基尼系数(城市间的人口规模差距)为0.5619。在中国、印度、美国、印度尼西亚、巴西、俄罗斯和日本七个人口大国中,日本的空间基尼系数最高为0.6579,而中国仅为0.4234。这表明中国城市间的人口规模差距较小,人口分布不够集中,城市的承载力远没有达到极限。而且与城市化发展较为成熟的国家相比差距仍很大。

另外,根据2010年中国各省份GDP份额和常住人口份额,与2009年美国各州GDP份额和人口份额相比较,可以看出中国人口的集聚未能与经济集聚同步。为使两者同步,即实现人均GDP的平衡,可以让GDP份额较低省份的人口自由流向GDP份额高的省份。同理,乡镇人口也可以向经济发达的城市区域集聚。由此可见,GDP份额高省市中的发达城市即一线大城市的人口还有进一步增多的空间。

人口的集聚推动了城市化的进程发展,同时也实现了空间资源的再次分配。在市场力量的作用下,人口会自动流向就业机会多的大城市,大城市也需要更多的人口集聚过来。但在人口的自由流动上,又受到了各方面因素的限制,如中央对地方政府在财政税收和招商引资上的指标就为人口自由流动和市场力量发挥作用设置了阻碍。

“女儿”不要远嫁与户籍制度

“女儿”要不要远嫁是人口流出地所要面对的问题。对于人口流出地来说,他们不愿意让耗费自己的教育资源成长起来的高技能劳动力流向他地,对于当地的企业,地方政府也会以各种手段阻碍他们到外省投资。中国国土的辽阔让中央在经济上实施分权体制,中央放一定的权力给地方,以发挥地方的积极性。分权体制在激励地方政府去发展本地经济的同时,也让地方政府之间开始“以邻为壑”,每一个地方政府都不愿意其他地方把自己的经济资源给吸纳过去。个体地方主义的理性行为会导致集体的非理性,如果每个地方都只考虑本地的利益,那国家的利益就会被损失。

不谈经济与城市,只是就事论事的话,女儿要不要远嫁的问题没有那么难。理性来看,远嫁是因为外地提供了本地婚姻市场无法提供的合适的结婚对象,正如劳动力向外流失是因为本地市场无法为他们提供外地市场所能给予的丰厚报酬和工作机会。而且,从另一方面来看,父母们也没有必要阻拦,如果远嫁的结果是好的,那自然要皆大欢喜;如果远嫁所获的益处不如在本地,那回来也只是时间早晚的问题。一样的情况,如果人口在外地的生活水平与净收入不如在本地所得,人口也必定会回流。

另一个阻碍“女儿”远嫁的因素是人口流出地的人口老龄化和劳动力资源枯竭等问题。要解决这个问题,只是遏止人口流出地的劳动力流出远远不够,因为人口的流动是受到市场力量的支配,是趋向于整体利益的最大化。解决问题的措施除了通过中央向地方的财政转移支付,为人口流出地的养老提供更多资源,如医疗和教育上的投入外;更有效的是,如果户籍等制度可以进一步改革,就能提高举家迁移率,人口流出地老龄化的问题就可以从根源处得到缓解。

而作为人口流入地的大城市,户籍制度恰恰是为控制人口所采取的措施。户籍与公共服务之间紧密相连,没有城市户口,进城务工人员的家属也就无法获得城市居民所拥有的福利,特别是对外来人口随迁子女的入学采取严格限制的行为也直接导致了留守儿童的难题。

城市里的居民拒绝外来者,是因为他们只看到了原本“属于他们”的社会资源被侵占的表象,没有看到外来者的进入为他们带来的便利。在严峻的老龄化趋势下,今天一代退休后的养老金问题解决的关键,是要让人口的结构年轻化,外来的青壮年打工者实质上是在一起承担本地的养老责任。另一方面,外来人口大量从事的是消费型服务业,限制外来人口的进入实际上限制了本地的服务业劳动供给,导致服务业的价格更高,最后的成本还是要由消费者来承担。退一万步讲,像我们这样的大国,社会应提供给每一个公民公平享受社会公共资源的权力。

对于“女儿”要不要远嫁这个问题已有答案,随之而来的是一个更为矛盾的问题。即该让人口流出的地区在留人,需要人的地区在拒绝人口的流入。

因地制宜与顺应市场

一个地区的经济发展往往与它所处的地理位置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像东部如长三角、珠三角和环渤海湾的沿海地区,凭借港口利于国际贸易的优势发展出口导向性的制造业,一跃成为三大经济中心。且在地理位置上距离港口与中心大城市越近,城市经济发展的越快。远离港口和中心大城市的内陆地区,可以靠自身的地理环境优势发展旅游业和种植业等等。

每个人都有自己最擅长的领域,地区也一样,它有着自身的比较优势。在这个优势上投入时间与精力,就能够得到事半功倍的产出。如果反其道而行之,则事倍功半甚至得不偿失。

如为实现区域间平衡发展的西北大开发,国家在资金投入和建设用地指标等各方面政策上给予了倾斜,来试图将一部分的产业从经济发达的城市中吸引过来,以此拉动本地的发展。但结果证明,吸引过来的多是污染和能耗较高的企业,反而损坏了原本可以作为旅游开发的自然资源,而且在生态问题上,欠发达地区往往离海较远,这些地区在河流的上游,排出的污染物顺流而下,危害了全流域的环境。

开发区和相应的建设用地供给被明确作为区域间平衡发展的政策工具,在给西北部宽裕的用地建设指标的同时对东部地区的土地供应进行了严格的限制。即便如此,那些劳动密集型的企业也没有因此迁往西北部,而是迁往了生产成本更低并具有港口优势的其他发展中国家。这是因为适合在人口密度大且距离港口近来发展的产业在西北部无法生存。

偏离本地比较优势的产业发展带来的是沉重的债务负担,如果地方政府欠了债却还不起,最终还是要全体人民一起来还,不是税收就是通货膨胀。

因此,我们要促进的平衡不是地区间的平衡,而是人均意义上的平衡。

即假如一个地区的生产总值少,比如像农村这样受限于自然环境的农业生产,就可以减少该地区的人数来提升人均GDP,农村地区不需要留下太多的劳动力,应该鼓励更多的农民到城市就业。又比如像黑龙江这样的省份没有必要保持与全国同步的GDP总量增长速度,它只要能够安心做好全国人民的大粮仓,保护好它的黑土地和森林就完成了它的价值和使命。

如作者所说“在集聚中走向平衡,在集聚中实现区域资源的再分配”,人口的集聚是因为城市也需要大量的劳动力,降低产业劳动力成本,提高生产效率,促进产业结构升级。

顺应市场的客观规律——大多数的人口在空间分布上集中在少数发达城市。人口会自动汇聚需要他们的地方,即那些经济更发达、就业机会更多的地区。人口的自由移动不仅是有利于改善资源配置效率的基本条件,而且也是这个国家的公民能充分平等地享受国家发展成果的基本条件。如果控制人口的自由移动,对人口流出地来说,现有企业无法提供充足的就业机会,区域人均GDP会被拉低,居民生活水平下降;而对于人口流入地来说,劳动力的减少使工资上涨,劳动成本上升,降低经济发展效率。

市场应该成为配置资源的决定性力量,而政府只是更好地发挥它的作用,这是我们应该认识到的。借用书中的原话:

很多事情的发生有它的规律,我们要做的是尊重科学和规律,而不是以我们的好恶去看待它、以我们的利益去衡量它、以我们的权力去扭曲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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