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21世纪,如何成为一名隐士?

文丨张月(方塘传媒图书编辑)

在《空谷幽兰》一书中,作者比尔·波特叙述了他在终南山等山脉处探访中国现代隐士的故事。“隐士”这一术语由来已久,早在战国时期的《荀子·正论》中就提到“隐士”一词。 但根据先有了这么一类人,然后才有对这类人的称呼的事物发展的一般规律,隐士这类群体,最迟在商朝末年就已经出现,在春秋战国时期到达一个巅峰,最早有确切历史记载的隐士就是春秋时期的老子。

隐士首先必须是“士”,即知识分子,有学问、有思想、有智慧的人。其次才是隐,隐是与“仕”、“出”、“显”相对而言的,在古代来说,就是有做官的机会和条件但不去做官,同时还要离群索居,不被外人轻易知晓和寻访到,这是古代隐士的衡量标准。

如果按照这一标准,恐怕《空谷幽兰》一书中寻访到的那些隐居者们没有几个是真正的隐士。因此作者在隐士前面加上了现代两字以跟古代传统隐士们做出区分。在书中第五章《鹤之声》的最后一段中写到一位姓苏的道长,在被徒弟介绍给作者时称他们找错人了,又说他姓华,接着甩着长长的袖子走开了的举动倒是带了几分古代隐士的遗风。

书中作者所探访到的“现代隐士”与古代的传统“隐士”不同在于,他们大多不是士人,古代的士人相当于今天的知识分子,即便不完全是,但也相差不多。其次是隐居的目的,古代隐士的隐居目的在于“存身”和“适性”,现代隐士隐居的目的也有“存身”的层面,但意义不同,他们不是为了躲避政治迫害或战争灾害,而是为了躲避现代文明。

现代隐士们的真实情况正如书中一名叫宝胜的修行者所说的那样,真正修行的人太少了,不能仅仅因为某些人在坐禅,就认为他们是在修行。修行人所做的一切、所说的一切都应该指向同一个目标——与自然融为一体,回归到“无”。今天依然被称为隐士的原因是他们的有别于大众的生活状态、精神实践、以及不为外物所奴役、不为外物所累的精神追求与古代传统隐士具有高度的一致性。

真隐与假隐

按《空谷幽兰》中的“现代隐士们”的归隐经验来看,生活在二十一世纪的我们,成为一名隐士的第一步就是要寻到一位好师傅来指点修炼,当然天赋异禀者可以随意跳过,这点和念书与工作没有什么区别。

一般来说,需要有认识的人介绍,进到寺庙或道观之后就开始了一段长期的艰苦训练,即试用期。在这段时间里,师傅们要看看他们是否真正适合出家生活,然后才会接受他们作为弟子。隐士一词虽雅,可隐士生活是艰苦的,即使潇洒如“采菊东篱下,悠然现南山”的陶渊明也难逃不收之年无米可果腹的困窘,抛却形体上的杂役,与隐士们长相为伴的是无止境的孤独与寂寞,倘若没有看破红尘,终生献于修道的决心,难免会前功尽弃。

什么样的人才适合修道?一是要有真真切切的求道心,即抱有终身修道的决心;二是要有强健的体魄,其一是生活环境艰苦,挨冻受饿是修道的一部分,体虚之人承受不住,其二是修行要花费很长时间,如果不保持身体健康,那就很可能活不到目标实现的那一天;三是要忍受孤独,能与霁月光风作伴,与青山绿水为邻。这三点缺一不可。

在掌握师傅所传授的所有内容后,第二步就是找一处僻静少为世人所知的山林处归隐,在与自然的相处中开悟。

近来终南山似乎成了中国第一大隐居之地,但据史学家蒋星煜先生在《中国隐士与中国文化》一书中所说,最受欢迎的隐居名山中,终南山并不占首位。只因其地理位置靠近帝王都城长安,容易受到统治者们的关注而名声大噪。

在古时,隐士有“真隐”和“假隐”之分。“真隐”是以隐为隐,即隐居本身就是目的,除此之外没有其他的原因。自魏晋中期开始,“隐居”开始成为获取名利和官位的手段,即“假隐”。天下人才纷纷涌进距政治中心长安只有一步之遥的终南山,在此既可坐看云起,又可眼观魏阙,是个展示自我的最佳舞台,因而有了“终南山捷径”这一说法。

而在当代,“真隐”与“假隐”的区分仍是在于是否除了“隐”本身以外还有其他利益索求,经济结构的调整使得求仕不再是唯一的出路,互联网的兴起也开辟了另一条广阔大道。

大隐与小隐

《空谷幽兰》一书的问世,让人们知道距离西安不远的秦岭还有另一个带有远古神秘色彩的名字——终南山,更加让人们好奇的是,终南山里还存在着隐士。他们延续着千年前的生活,远离城市喧哗,不食人间烟火。这一切很容易就成为生活在都市中的那些有着田园生活梦的人的关注焦点。

看准时机的人也就随着这股热潮住进终南山,做起“当代终南隐士”成为了网红。与比尔·波特当年寻访的那些隐士不同的是,他们有手机,不断刷着微博、微信、公众号,每天发着各类的“山居笔记”,营销式地分享直播他们的“隐士”生活。其实,在“真隐”与“假隐”上,并无从道德制高点的鄙视或推崇,只是境界不同,夏虫不可语冰罢了。

山林不复幽静,隐居在山林修行不再是个好主意,而照现在的社会发展和旅游开发来说,也很难找到这样的一片净土。而且,有些寺庙为了不吸引游客来访以扰了耳根的清净,即便有政府的拨款也不愿意修葺。

高度组织化的社会使每个人都生活在“世内”,断绝了所谓“隐逸”的生存环境,但隐士文化并不会因此断绝。“小隐隐于林,大隐隐于市”是前人为我们留下的锦囊妙计,中国传统文化有一个特点——重心而轻身,儒、释、道三家都是如此。

故“心隐”高于“身隐”是大隐,心中有巍峨高山何必再去别处苦寻。如同汉钟离和吕洞宾问曹国舅:道在哪?他指指天。又问天在哪?他指指心。在21世纪,倘若能够身处物欲横流、浮躁的社会,心灵却达到了世间的任何琐事都不足以打乱其安静的状态,便可称为“隐士”。

参考文献:

谷小明:《隐士与他的山林王国》,中华遗产,2014年第1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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