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一剑:重新发现长沙

文丨叶一剑(方塘智库创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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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沙最近一次在全国舆论场引起热议,是关于6月25日出台的被认为长沙历史上最严房地产调控的政策,与此同时,当地官方主流媒体以非常罕见的评论措辞,毫不讳言的批评了长沙楼市乱象。

本次长沙楼市调控政策背后的逻辑之一是,在长沙市官方看来,当地房地产的炒作和投机行为已经明显干扰到长沙房地产市场的正常市场秩序,已经对现有居民和来长沙创业者产生了影响,“当前长沙房地产市场调控的主要矛盾不是供需矛盾,而是炒房与反炒房的重大斗争”。本次调控的对象不仅包括个体购房者和单位购房者,还包括中介组织以及开发商,应该说是产业链化的调控策略。

这样的调控政策,虽然有快刀斩乱麻的效果,从长远来看,对长沙的宜居宜业以及城市可持续发展是有好处的,但客观上,也会对部分真实的刚需购房者产生影响,从城市经济发展的角度来看,也势必会影响到长沙的一级土地开发,以及一些新区新城的开发建设,甚至影响到一些真正的人才落户在长沙。

从这个角度来看,如果长沙市本轮房地产调控政策的出台是在做了充分的调研和分析以后做出的决策,而不只是为了在态度上迎合中央新近启动的全国30个城市房地产专项治理行动,并且在未来真的可以很好地坚持下去,不会出现很多城市都曾出现过的朝令夕改的情况,据此可以判断,对于湖南省和长沙市的决策者而言,已经开启更具战略性、前瞻性、综合性的重新发现和思考长沙城市转型发展的新周期了。

在我们看来,无论是基于全球新一轮的产业变革,还是基于中国新一轮的区域协调发展战略布局,还是基于湖南省和长沙市的转型发展的现实需要,针对长沙城市进行新一轮的重新发现和思考,都是很有必要的。

对于长沙而言,GDP破万亿,但落选新近一批国家中心城市,持续保持着在湖南省的城市首位度但城市的外向度不够导致无法在更大程度上为区域发展提供更国际化和市场化的资源配置,等等,面对这些问题,长沙城市发展显然到了一个新的战略十字路口。

在我们看来,针对长沙新一轮城市战略转型发展,至少有以下几个关键问题是需要做出回答的:产业开放与城市开放的关系,湘江新区与长沙城市空间战略性拓展的关系,长株潭一体化与长沙的关系再思考,国家中心城市创建与长沙的国际化之路,文旅新时代与长沙城市转型的新可能,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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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之前我们讨论湖南省新的区域发展战略定位时就已经提到,我们对当今时代的基本研判之一就是,随着互联网和大交通的普及,再加上越来越多的平台企业的基础赋能,“边缘地区和中心地区正在经历新一轮的全球化再表达”。也就是说,很多红极一时并在中国乃至全球城市格局中具有举足轻重地位的城市和区域,在新一轮资源和产业转换和价值重估中,快速滑落,有的甚至成了问题区域和城市存在;相反,一些一度被认为处于遥远的边缘地区,好像永远也无法与世界互联,永远也看不到经济和文化崛起的地区,在最近五到十年内,因为恰当地选择了区域和城市发展战略和产业依托,快速实现了换道超车,并成为中国新兴产业发展、新区域崛起和新发展理念的典型代表。

国际化正在成为所有城市转型发展的必然方向之一,这一方面是因为所有的城市发展都需要打通与全球市场的互动,纯粹依靠本地市场不可能成就本地企业的可持续发展。在现有的市场环境下,根本不存在所谓的本地企业和全球企业的划分了,一个新技术、新产品出现以后,不但可以快速地成长,而且,对地球任何角落的传统技术和产品的替代速度是非常快的,所以,全球化或者国际化,不是说你愿不愿意的问题,而是必须的问题。

另外一方面,面对新的时代变革和市场竞争,任何一个城市和任何一个产业的发展都需要主动打通与全球资源的市场化对接,包括资金、技术和人才等,哪怕是像GDP过万亿的长沙这样的城市,在推动城市产业转型的过程中,纯粹的靠本地资金和技术的供给,也很难满足企业和城市转型发展的需要。

但遗憾的是,无论是长沙和湖南,虽然具有着明显的交通枢纽的优势,以及全球百强、中部客流量第一的黄花国际机场,但按照普遍的经济外向度标准评估,长沙的经济外向度水平不但不高,甚至说很低,与其万亿GDP、800万人口的体量已经明显不匹配,如果无法尽快实现经济外向度的提升,将可能直接影响其产业和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经济外向度是反映一个国家或地区开放型经济发展规模和水平的重要宏观指标之一,它反映一个国家或地区在国民经济发展过程中,本地区经济要素与外部经济要素相互渗透、融合的能力,是经济发展水平的重要标志。

长沙统计局的一份公开报告显示,与中部35个城市横向相比,2016年长沙地区生产总值居35个城市的第12位,进出口总额居第23位,实际利用外资居第10位,外贸依存度居第30位,外资依存度居第13位,对外开放度居第28位。

长沙外贸依存度仅仅相当于国际水平的1/3,相当全国平均水平的1/6,与长沙的发展地位极不相称。

从总量上看,2016年长沙进出口总额在全国省会城市中排19位,在中部省会城市中排第5位,进出口总额不仅与排名前三的上海、深圳、北京相差巨大,只及上海、深圳、北京的1/39、1/36、1/26;与广州、成都、杭州、武汉、南京等经济总量大于长沙的省会城市相差较大,只及广州、成都、杭州、武汉、南京的1/12、1/4、1/6、1/2、1/5,甚至小于太原、石家庄、沈阳、西安、长春、合肥等经济总量少于长沙的城市。

同样,其它能够体现一个城市经济外向度的指标与同类城市相比也存在明显差距。比如,与成都、广州、沈阳相比,在外国领事馆、外国商协会等方面,长沙均为最少。以外国领事馆为例,武汉有3家,成都有15家,长沙去年才实现零的突破,老挝在长沙设立总领事馆。

由此可见,经济外向度或者国际化已经成为长沙城市转型发展的最明显的短板之一,不仅不符合新一轮全球城市发展的规律,而且,与长沙存量的经济实力和城市体量也已经明显不匹配。尽快提升长沙的国际品牌影响力和各种要素的国际化互动,对长沙来讲已经很迫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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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在我们看来,不同的城市其深度国际化的路径是不一样的,这要看这个城市是否具有鲜明的国际化基因。

比如,西安、开封、洛阳、北京、上海、广州等,这些城市要么因为文化影响,要么因为是国家的首都或长期都是中国最具代表性的城市,要么因为有着长期的对外开放的积淀,等等,这些城市的开放基因和国际化影响力有着很好的基础。对于这一类城市而言,完全可以依托城市整体的国际化和开放性来推动城市的产业的国际化和开放性,也就是以城市的整体开放来进一步带动产业、品牌、文化的国际化。比如西安,就是很好的例子,通过城市新一轮的开放行动,直接而快速地推动了区域内的产业国际化程度。

像武汉、长沙、南昌、合肥、郑州等这些原本并不具有鲜明国际化基因的城市,或者说国际化影响力缺少积累,如果从一开始就试图从城市整体形象方面推进国际化,往往很难推动,倒是可以首先基于城市内部的一些独特的资源禀赋或存量的产业积累,发掘国际化基因,从一个一个的点,逐步拓展城市的整体国际化水平。比如,郑州这些年通过少林功夫、郑新欧班列、跨境电子贸易、国际航线的拓展、上合峰会等具体事项,不断打通与国际的互联互通,念念不忘,必有回响,以至于这两年城市的整体国际化程度获得了厚积薄发式的快速提升,并进入了一个良性发展的轨道。如果从一开始就从整体上去硬推郑州的国际化,可能不但很难让国际上接受,还可能因为一些口号的提炼,会让人费解。

所以,对于长沙而言,可以尝试基于存量的产业或企业,进行国际化合作与表达,让真正的让企业和产业走向国际合作的前台,依托当地企业在全球相关产业链中的影响力和话语权,不断地带动长沙整个城市的国际品牌影响力和国际化的要素互动深度。就像当年流传很广的一个段子,说是青岛的领导到欧洲去演讲,说自己来自青岛,全场竟然一片茫然,直到说自己来自青岛啤酒所在的城市,全场才响起掌声。

而事实上,长沙的产业基础还是比较雄厚的,尤其是在工程机械、汽车零部件以及烟花爆竹产业等,还有风光中国电视传媒市场的湖南卫视,通过这些产业的国际化都是可以很好地带动城市的整体国际化。

另外就是,可以依托长沙丰富而深厚的历史人文资源,通过与现代传媒技术和文化产品充分结合,对长沙的历史人文和城市品牌进行重新发现和讲述,重塑长沙城市品牌在国际上的影响力。我们注意到,长沙黄花国际机场年客流量2300万以上,长年保持中部省份第一,并且进入全球百强,面对这样的一个基础客流,完全可以更加精准地分析这些客流的构成,结合当地的历史人文和优势产业,有针对性的在产品服务和品牌展示上做出更多创意,以此为窗口实现长沙城市对国内和国际的品牌传播。

当然,提出通过产业开放和国际化带动城市的国际化,并非是说城市其它方面的国际化就不需要做了,从最终的目标和结果上来说,两者一定是互相促进的。

而且,从创建国家中心城市的角度来看,长沙除了需要从“一带一部”、“一带一路”、“长江经济带”、“中部崛起”“自主创新示范”、“生态文明”等一系列国家战略布局中明确其城市所应该和能够承担的使命,并代表国家在这有关领域和方面参与全球竞争与合作外,也需要尽快整体性提升长沙城市面向城市内部以及周边城市地区的全球化、市场化资源配置的能力。国家中心城市的创建,不但是长沙不断提升其城市经济外向度和国际化水平的目标,还是路径和手段。对此问题,我们在接下来的文章中会具体分析,敬请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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