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品性:城市的品可以复制,性却无法复制

文丨葛剑雄

品性,也可以称为品格,本来是用来衡量人类的一种尺度或标准,以后也用之于人类所创造的精神或物质的产物,如艺术品、文学作品、学术成果、建筑物、景观等,自然也能包括城市。

我的理解,所谓品性,包含了两方面的内容。

一是品,一般可以理解为类型和属性。在比较、评价、鉴赏的过程中,只有同一类型或相近类型,才有实际意义。

一是性,某一事物的物质和精神方面的具体内容及其具体的或抽象的表现。

就城市而言:

品,主要体现在城市的性质和功能上,如政治型、经济型、文化型、宗教型、军事型、休闲型等,或者两种或多种类型的综合型。不同的类型及其相应的功能,是决定城市之品的基础,也是城市之性赖以存在的根基。在此基础上,城市方能产生和发展其独特的性。

一、

在城市产生之初,它的品性只能体现在与非城市的差别,因为城市本身几乎不可能立即产生自己的品性,在城市内部也不可能马上产生品和性的基础。

早期的人类是群居的,否则无法生存和繁衍。或许当时也有高人、异人离群索居,或者在生产或迁徙中掉队落单,但除非他们重新加入群居或形成新的群居,就不可能生存,更无法繁衍。每一群体都必须自给自足,或者通过争夺其他群体的资源以维持自身的生存。只有当某一群体达到相当大的规模,有了一定的公共积累,产生了一定的共同需求时,城市才有可能产生。

在中国,早期的城市被称为国。所谓国(繁体字写为國),其本意是一位手持戈的人在守卫着自己的一片土地,并且用一圈围墙加以守卫。这个国字很恰当地显示出早期城市的功能。

实际上,在城市产生之前,聚居的人群中已经产生了一些共同的需求,如祭祀、防卫、管理等。但只有在城市形成之后,这些功能才有了专门的设施和人员。

例如祭祀,一方面必须有一个共同使用的场所,另一方面,也要保证这一场所有足够的人数,自然需要有专人司其职责。

再如防卫,一般已建起城墙,有的还开凿护城河,或建起类似的工事,有了专职的守卫人员。这些花费都得由城市里的人口负担,而城市人口赖以生存的粮食和物资也得依靠自己生产或获得。

尽管城内还保留着一些农田、菜园,但另一部分或大部分是由处于城外的郊人或野人生产的。生产力的提高和商品经济的发展,使城市中的一部分人口可以不再从事农业生产,而致力于经济、文化、军事、礼仪等活动,为城市的功能化提供了可能性。

如果说,早期的城市毫无例外地具有一些共性的话,从一开始就存在自己的个性,并逐渐形成自己的特色。例如,祭祀的方式、崇拜的对象和程度、祈求的目标和结果,都会因地而异,因人而异。时间一长,这些差异会越来越大,越来越明显。但在一座城市就是一个政治实体,互不统属的条件下,每座城市的基本功能并无二致,只有管理模式的不同和控制程度的强弱。

但当一个政治实体不止拥有一座城市时,或者当不同的城市结成一个实体时,城市之间逐渐产生了功能上的差异,即在保证城市的基本功能的前提下,产生了不同的附加功能。开始时,这种差异只限于政治地位,即统治和被统治。如夏、商、周的王都与各诸侯的都城之间,前者是天下共主所在,是统治各诸侯国、接受各国朝贡的,必须具备这样的功能;而后者是接受统治的“王土”,必须具备定期向天子贡献的功能。

一些较大的诸侯国已拥有不止一座城市,在它们内部,也出现了城市功能的差异。都城具有两重功能,即在接受天子统治的同时,统治本国的其他城市。其他城市则必须具备接受都城统治的功能。到战国后期,随着郡县制雏形的形成,已经出现了不同等级的行政中心城市,相互之间存在管辖和被管辖的关系。

经过秦始的皇的强力推行和西汉期间的巩固,郡县制度给中国带来了一个完整的行政系统城市系统:首都——郡级治所(诸侯国都)——县级(侯国、道、邑)治所。

随着行政区划制度的变迁,具体的层级和名称因时而异,但这一城市体系沿续至今。首都、三十多个省级城市、二百多个市(省会、省辖、地级)和二千多个县(市)级城市构成了中国城市的绝大部分。

当一个政治实体内部拥有不止一座城市时,在行政中心之外的城市,也可能具有不同的功能,如依托祖先或名人陵墓、名山大川形成祭祀性城市;因地处边防或战略要地,形成军事性城市;因水陆交通路线交汇,有道路通往其他重要城市,形成交通枢纽城市;因手工业发达、商业繁荣而形成工商业城市;统治者对文化的重视,士人的聚集和学术活动的开展,使所在城市成为学术中心。

这些功能完全可以并行不悖,所以国都、省地一类大城市往往同时具有不止一项功能,就是中小城市,除了作为区域行政中心以外,也可以具有某项其他功能。

如战国时齐国的都城临淄自然是齐国的政治中心,而且由于齐国实力强大,影响力所及远届东部各诸侯国,实际上还是太行山以东的政治中心。临淄人口多至10万户,有数十万人,手工业发达,商业繁荣,称得上是一座工商业城市。稷下学宫的设立吸引了各国的一流学者和大批士人,使临淄成为人才荟萃,百家争鸣的学术文化中心。

作为国都,临淄的军事功能也相当完善。由于历代都实行中央集权制度,长期沿用的首都往往是功能最齐全的大城市,同时发挥着多个全国性中心的作用,西汉、隋唐的长安,东汉、北魏的洛阳,元、明、清的北京莫不如此。

有了不同的功能,城市才能显示出不同的品,才可能分为不同的类型。品可以是单一的,也可以是复合的或综合性的。

二、

同一类型的城市不仅会有量的差异,更会有质的差异。所以,不同品的城市自然有不同的性,但相同品的城市完全可能有不同的性。品相对稳定,性却因时而异,因人而异。品可以大致分类,性却难以划分,因为既有客观标准,更有主观标准。

同样功能的城市的性之所以不同,取决于两方面的条件,用今天的语言说,就是硬件和软件。前者是指城市基本的自然环境和建筑设施,后者是指城市里的人和那些人维持着的传统。

例如中国古代的首都,必定要根据建都的基本原则选定城址,如“天下之中”、“四塞之地”、“上游形胜”、“虎踞龙盘”等。还等根据自然条件的缺陷和实际需要,建造城墙、关隘、运河、道路等,以及宫殿、园林、衙署、市场、寺庙、兵营、民居等。

与此相适应的人口是皇室、贵族、宦官、文武官员、将士、居民、商人、工匠、僧尼等。这些人中间有不少是首都特有的,或者是因为首都而特别多,而他们的地位和作用更是其他城市所无法等量齐观的。

就是普遍百姓,由于生活在首都,也会享受到一定的优待,形成优越感。首都的地位一经确立,还会吸引大批流动人口,其中相当一部分会转化为移民。一个长期延续的首都,必定会形成其独特的文化和文化传统。这些因素构成了首都城市的品性,其中任何一项因素的变动都可能影响其他因素,也会改变城市的品性。

不仅如此,品性中的一些因素具有客观标准,硬件方面的基本都可以定性并定量,软件方面也有一部分可以定性定量,另一部分则只能定性而无法定量,有的则既不能定性更无法定量。对同一因素,不同的人可以有完全不同的印象和感觉,产生不同的记载和评价。

如对同一座长安城,皇帝、大臣、下僚、将军、士兵、贵族、平民、富户、穷人、土著、流民、汉人、胡人等会有不同的感觉,金榜题名的进士与名落孙山者之间、不断升迁的大臣与受到贬斥的官员之间、自由移民与被强制安置者之间,绝不会感知同样的景观,即使他们同时处于同一城市,他们的满意度、幸福度、适宜度会有天壤之别。

其他功能的城市,如经济、文化、军事、交通、祭祀、旅游等类型也是如此。

所以,城市的品可以复制,性却无法复制,也不易移植,要复制一座品性完全相同的城市则绝无可能。

汉高祖刘邦为了取悦于他父亲,曾将他故乡丰邑完全复制到关中,将这座新城命名为新丰。还将丰邑的居民和他们家产,包括喂养的牲畜宠物,全部迁至新丰。新丰建得惟肖惟妙,据说居民迁入时将从丰邑带来的鸡犬放在路上,它们就会找到主人的家和自己的窝。但以后新丰与关中的其他城市并无二致,可见丰邑的品性早已不复存在。

其实原因很简单,刘邦可以将新丰的建筑和城市设施造得像丰邑一样,却无法改变新丰所处的关中的自然环境;刘邦可以将丰邑的居民和牲畜全部迁至新丰,却不能使他们和它们的后代不随乡入俗,发生不可避免的变化。

即使城市的品不变,性也多变。但如果外界条件比较稳定,城市的基本品性也能得到延续,并且形成传统。品是性赖以存在的基础,一旦城市的功能转变、增加或丧失,性也会随之变化。但性的变化未必与品同步,稳定的性往往会滞后于品的改变,特别是在城市居民比较稳定的条件下。

三、

由于城市的品性更多表现在精神文化方面,因而又被称为城市的文脉。

所谓城市文脉,就是指一座城市的文化及文化传统,而不是仅仅指当时存在的文化,因此与城市的功能是否延续有密切的关系。简单地说,一方面是指现在的文化,一方面是指过去的文化,如果这两者是延续的,那就形成了一种传统。

如果两者是不同的,或者以往有过这样的不同,这种传统就中断了,难以形成文脉。一座城市,尽管现在的文化很发达,如果过去的文化已不复存在,或者从来没有这样的文化,要形成文化传统必定要假以时日,形成自己的文脉更需要长期的积累和绵延。

另一方面,只有形成了自己的文脉,并且得到延续,城市的功能才能得到充分的发挥,才有可能推到极致。文脉不仅是城市的基本设施、名胜古迹、文物遗址的积累,更是一代代城市人的文化和智慧的结晶,足以保持城市的记忆,提供调节人地关系和适应变化发展的经验。

但是在城市发展的过程中,并非所有的城市都能保持不变的功能。特别是在一个急剧变革的时代,或者受到天灾人祸的摧残,一些城市的功能被强制改变,或者被破坏殆尽,延续数百上千年的文脉就此中断,幸而不绝如线,也已岌岌可危。

例如,三国吴、东晋、宋、齐、梁、陈六朝的都城建康(建业)作为南方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存在了三百多年,其功能基本不变,文脉得以延续。但到隋灭陈时将建康城彻底毁灭,将地区行政中心迁往别处,当地人口几乎全部外迁,这座六朝古都从地图上消失了。尽管以后的南京是在这片土地上重建的,除了战火毁灭不了的古代遗址遗物外,还有多少六朝遗风?

太平天国战争不仅破坏了南京城内外的大批古代建筑和文化设施,还导致当地人口大量死亡或外逃。战后的南京虽逐渐恢复,但城内人口已以来自苏北、淮北等地的移民为主,城外也成了河南等地移民的乐土,少数幸存土著人口岂能承担延续文脉的重任?

又如,1949年建都北京,在时隔22年后这座城市重新恢复首都的地位。元、明、清、民国的首都的基本设施当然不能适应新中国首都的功能,本来可以通过新建和适当改造来实现,但在革命的“不破不立”思想指导下,却选择以大拆大建和彻底改造的办法。

领袖希望站在天安门上看到烟囱林立的愿望又使首都增加了经济功能,并提出了要将消费城市变为生产城市的具体目标。到了文化革命期间,构成北京文脉的人和物都成了批判、打倒、驱逐和毁灭的对象,文脉焉能不断?

没有文脉或文脉断绝的城市并非没有品性,只是不可能有高雅的、深厚的、愉悦的、稳定的品性,甚至不可能具有与本身相适应的品性。

四、

城市的主人当然希望它具有自己期望的品性,那么首先应该确定它的品,即从城市功能的定位开始。任何一项功能,都需要最低限度的物质条件和实施这项功能的人。但是要提高这项功能,使城市形成令居民满意的品性,就不能局限于物质条件,也不能只保证居民的温饱,而应注重城市在物质和精神上、硬件和软件上的全面发展。

对于一座已经存在了相当长时间的城市,保持并改善其品性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要延续城市的文脉。这不仅需要保留必要的物——环境、建筑和设施,更离不开能够传承文脉的人。

今天,中国绝大多数城市的功能已经发生不可逆转的变化,原有的设施已经无法满足城市发展的需要,加上中国有限的土地和庞大的人口,如果单从物质条件的需求看,城市多数原有设施的确已经失去了存在的必要。由于长期不重视城市建设,不重视民生,过早地剥夺了私有住房,几乎所有的城市都面临住房紧缺破败、基础设施严重不足的困难。

从经济效益看,大拆大建,增加建筑密度和容积显然更有利,也能更快满足居民改善生活的强烈愿望。像北京的四合院和胡同、上海的石库门和弄堂,即使以往有千好万好,既不可能成为未来民居的主要模式,也不会得到多数人的喜爱。城市居民反拆迁的抗争,大多不是对文化传统的守护或对旧居的依恋,基本上都是经济利益和社会公正的诉求。

但为延续文脉着想,一座城市需要保存最低限度的古物旧物,才能保持城市的历史记忆,才能延续城市的品性。因为这些物曾经是城市多数居民的住所或活动场所,也是当时的文化和传统赖以存在和延续的物质基础。如果让城市的后人仅仅凭着文字和图象去想像,大多数人是不可能理解生动的历史,留下深刻记忆的。

何况在物质生活得到满足的情况下,居民的精神生活要求会不断提高,对国家和城市的记忆正是他们所需要的。这些记忆中还包含着我们今天不一定知道或理解的抽象的智慧和价值观念,原物的保存才能给后人以破解或汲取的可能。即使是完全属于封建、迷信、腐朽、反动、罪恶的旧物,也有必要适当保留一些,以便让后人了解历史的另一面。

但更重要的是,必须有传承文脉的人,有了人脉才能有文脉。四合院和胡同、石库门和弄堂里必须有一些原来的居民,或者熟悉原来生活的居民后人,真实的历史和生活并非完全可以用文字或图像记录的。

但另一方面,这些居民完全有选择自己的居住方式和职业,如果需要他们为了传承文脉而发挥特殊的功能,政府和社会应该给他们合理的补偿和奖励。对一些传承特殊技艺或记忆的人,政府要保证他们衣食无忧,不断改善,而不能让他们去市场竞争。

这些物和人的保留必须用地方立法的方式加以保证,通过当地的人民代表大会进行监督,而不能根据长官意向随意变化,也不能因为主管官员的更迭而得不到稳定。

而要做到科学决策,就离不开一批专门的研究人员,需要他们主要从事本城本地历史和文化的深入发掘、抢救、整理、研究和必要的普及。在城市新功能的建设和新文化的创建中,也要充分听取他们的意见,采用他们的成果,使本土传统得到可能的体现,本土文化的元素渗透在新文化之中。

守旧与创新并行不悖,相得益彰,城市品性在延续中改善,在继承中更新。居民既是城市品性的守护人,又是其批评者、改变者、塑造者。优良的城市品性使居民得到享受和陶冶,而高素质的居民也使城市品性得到完善和升华。

注:本文摘选自《城市读本(中文版)》一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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