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码硅谷科技创新体系(二)

文丨宋彦成(方塘智库区域战略研究中心研究员)

即便在淘金热过后,还是有大批的人来美国西海岸“淘金”,而一切肇始于以硅为基础的半导体芯片。自此,曾经的西部荒凉之地也逐渐成为具有全球影响力的科技创新中心,甚至衍生出一种硅谷模式,俨然成为世界各国各级政府的取经之所,无一例外的是都试图再造一个硅谷。

然而,这样的复制品往往不尽人意。之于硅谷成功的归因不外乎气候、高校、风投、政府扶持、知识产权以及多元文化等,甚至于人才说。的确,硅谷对于技术人才的礼遇有加已不是什么秘密,可以想象那些心怀梦想的人不但可以共执公司牛耳并参与分红,而且普遍拥有较高的社会地位。

的确,从一开始,硅谷对于知识和人才的尊重就无以复加,一种蔓延开来的风气是对于创造新产品和发明新技术的人,他们往往会得到更高的社会评价,在硅谷人看来,技术人员才是改变世界的主角并且终有一日会头戴一顶富翁的冠帽。

除此以外,又是什么使得一代代的技术人才趋之若鹜?硅谷何以有此成就?回顾过往,不难发现的是硅谷的历史其实就是一部波澜壮阔的产业史,换言之,硅谷之有今日的成就便是环环相扣的产业积累的结果。如此,在今天列国对于科技创新置于重要位置的背景下,有必要探讨硅谷的产业是否由规划所来以及如何理解硅谷的高端高新产业?以此启示我们对于科技创新中心的理解。

1、硅谷的历史是多声部的产业史   

纵观硅谷,其历史就是一部关于计算机和生物科技的产业史。在《硅谷百年史》一书中,作者所讲述的硅谷是有关一种产业如何催生另一种产业,以及如何激发持续的创新。一个显然的逻辑是,淘金热催生铁路业的发展,而铁路带动了运输业,运输业又带动港口业。

港口业有两个伴生作用:港口催生了沿海城市,城市需要电力,输电需要高压电力线,这使该区域成为电力工程技术的领先者。港口需要无线电通信,这需要电子信息业的发展,从而催生了半导体产业,半导体产业又衍生出微处理器产业,从而产生了个人计算机,计算机又催生了软件业,软件业又得益于互联网,互联网巨头们创造了巨额财富之后,又投资于生物科技和绿色环保技术。

如此看来,硅谷的产业是在继承和不断发展中进行创新的,环环相扣,从一种产业到另一种产业,正是在不断的产业进化过程中,硅谷成就了其身。在此基础之上,凡是大数据、人工智能、物联网、纳米技术、虚拟现实、3D打印、太空探索、区块链以及生物科技等才成为当下高技术产业的主角,并受到美国政府与企业的重视与持续不断地投入。

其实在20世纪早期,经济发展远不如美国东部的旧金山湾区,经历了从淘金之地到盛产葡萄的农场再到科技创新中心,硅谷通过不断定义科技、变革产业发展的未来,重构了一个全新的西部世界。追本溯源,其奥秘在于硅谷将技术产业化的能力,那么硅谷的产业是否由规划而来?

很大程度上而言,硅谷高技术产业的繁荣得自于最大的风险投资者:政府。在《硅谷百年史》一书中,作者指出湾区的高科技历史可以看作是一个受益于技术军转民的最佳示范,也是政府进行整体干预的完美案例。

具体而言,无论是无线电和电子工程的发展主要受到两次世界大战中军队的资助,美国宇航局是第一批集成电路的的主要用户,美国政府的国防先进研究项目署创造出了互联网,而硅谷的企业主要对研究成果做了商业化和产业化的尝试,并且大获成功。

但不可否认的是,像硅谷这样选址于大都市区(旧金山市)郊区的创新空间,离不开其周遭名校如斯坦福大学等的滋养,并且互相成就彼此,正是从1951年斯坦福工业园(后更名为斯坦福科研园)的设立始,硅谷实现了从大学城到科技城的蜕变。

在硅谷的空间格局中,硅谷是由街道和高速公路相连的办公园区构成,而通勤主要依靠汽车。譬如,基因泰克公司园区位处于南旧金山,而为了便于员工往返园区与居所,泰克自营员工通勤线路。

事实上,硅谷发展到今天已经不仅仅是科技园区,而成为了一个具有较大空间范围的地理概念,主要是由围绕旧金山湾的4个郡、30个社区构成,从圣何塞一直延伸到旧金山和伯克利,涵盖了4801㎡的土地,近300万的人口。

从硅谷的俯瞰图中,所见多是低矮房屋,少有高楼大厦,一方面是高端高新产业限制了就业人口的数量,另一方面是高成本的居住环境使得硅谷的人口构成较为单一。事实上,在我们看来,是硅谷的产业带动了人口集聚,从而突破了单一园区的空间界限。由此,空间用地随着产业与人口的集聚与扩散不断拓展与蔓延,硅谷也就从一个个分散独立的小镇串联成为加州最重要的城市群落。

2、全球资源配置下的高端高新产业

在大众的想象中,硅谷似乎只有高技术产业,而忽略了与其相配套的银行金融业和服务业。那么,什么才是硅谷的高端高新产业?诚然,硅谷偏爱那些对社会生活有颠覆性效应的技术。

然而,在多数情况下,硅谷并非是高技术的肇源地,而其实成就硅谷的大多技术是在硅谷之外的地方所发明,只不过是在硅谷这些技术实现了商业化和产品化。其实,今天全球的高技术发展已经超过大众的想象,然而距离商业化和产品化还为时尚远,原因在于成本高昂到常人难以支付,这需要一个过程。

在我们看来,曾经的硅谷就像是一个巨大的企业孵化器,那些已经或正在或打算对高技术商业化的大小企业非常需要各方的策应,这些服务商既包括律师事务所、风投公司、会计事务所、企业孵化器、猎头公司等,也包括众多经营餐饮、娱乐等服务业的公司,往往它们也将办公地点选在各大高校周围,从而建立起一个紧密合作的服务网络。

但是,整体而言,硅谷的产业结构还是较为单一。究其原因,很大程度上还是市场主导的结果,即便是政府在过去也主要是扮演了风险投资者的角色,并且更乐于在长期的项目中砸下重金。在这一场全球资源配置的多幕剧中,除了自由流动的人才机制外,硅谷的产业结构也不例外,尤其是辐射全球范围内的投资流向硅谷高技术产业不可谓不多。

此外,值得一提的是,硅谷人口虽有300万之众,而据资料显示,2012年湾区的失业率将近10%,是全世界失业率最高的地区之一。纵然硅谷的高技术企业和风投机构每年在创新的项目上不吝银钱,但却未能为本地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由此可见,硅谷高端高新的产业结构使其自身吸纳就业的能力有限,尤其是时至今日对于生活成本高涨的硅谷而言。

但是,硅谷从不拒绝为其他国家和地区创造就业岗位,当然其前提考虑的是劳动力成本的问题,木已成舟的是硅谷高技术产业中的低级职务已经从硅谷流向了亚洲。因此,即便投资和利润都在硅谷,但是就业机会却在硅谷之外的亚洲国家和地区,或日本,或印度,或中国台湾,或深圳。

毋庸置疑的是,硅谷的确长于产品设计和营销,相比于这样的技术活,硅谷之外的地区似乎更适合发展制造业。事实证明,大众市场产品离不开高效的制造工艺去降低成本和改进质量,这恰恰是一些比较务实的国家和地区所长(此类描述往往指向国民性格),当然这也源于硅谷在工厂自动化方面的贡献并不起眼。

当人们意识到工艺或许比产品更为重要的时候,设计创新和工艺创新这样的流程得以在异地分别进行,各展所长,从而实现了全球化的资源配置。以台湾的芯片产业为例,上世纪70年代,作为世界上首家独立的芯片制造厂,中国台湾的台积电公司便是为美国的“无工厂”半导体公司进行代工服务。

不止于此,互联网时代一方面在硅谷工作的华裔、印度裔和以色列裔的工程师越来越多,另一方面原本在硅谷的软件产业也开始大量外包到劳动力成本较低的印度班加罗尔软件园。从此,或许项飚在《全球猎身》一书中所描述的在美国硅谷工作的IT包身工们可以不必漂洋过海,他们在自家门口就实现了就业,并且同硅谷一道实现了互联网科技产业的全球化。

当硅谷在为世界创造就业岗位的同时,也实现了全球资源配置下高端高新产业的多线演化。当然,这样的结果伴随的是近年来硅谷变得越来越不那么容易使工程师们留下来,一方面是源于“大批不具备硅谷精神的投机性移民将工作机会外包到印度,把工程师们从他们的公司里扫地出门”,另一方面是“移民法、经济不景气和美元的长期疲弱极大地降低了来自其他发达国家的大学生移民的数量。”

3、硅谷模式的启示

诚如前述,硅谷成为全球科技创新中心是产业积累的结果,并非一蹴而就。那么,对于世界各国主抓科技创新的当下,不论是德国的“工业4.0”,还是我国的“中国制造2025”,都试图在科技创新上有所突破,问题在于什么才是正确的、适合的发展模式?的确,硅谷模式并非万能钥匙,而对其要领的抓取也是因人因地而异。

纵观世界不同国家和地区科技发展的历史脉络也并不一致,更多的时候是呈多线发展,特别是德国和日本,不像北美大陆的开拓进取,德日更愿意在制造业中精益求精。即便是对于作为全球科技创新中心的硅谷而言,首先其并非是研究中心,也不是制造中心,而只是研发中心,为我所用,将技术商业化、市场化和产品化。对于硅谷来说,其短板在于制造业,但是这并不妨碍其成为全球的科技创新中心。

与之相应的是,硅谷的产业结构和人员构成逐渐趋于窄化,尤其是在劳动力成本高企的情况下,硅谷的软件外包服务成为常态,这使得在短期内硅谷所能创造的就业机会越来越少。同时,对于硅谷来说,其自身已然不仅仅是科技创新中心,而是更具备配置全球资源的能力。

更为重要的是,硅谷或旧金山湾区是连片的城市群,这既是其产业自然生长的结果,也是政府方的因势利导。在此之中,政府既是硅谷高技术产业的最大投资者,同时也是技术军转民的积极推动者。那么,在方塘智库看来,对于中国的科技创新而言,就需要通过政企的合作以及市场化的资源配置手段使技术商业化、市场化以及产品化,比如华夏幸福这样的“科技成果转化解决方案供应商”的参与。一方面华夏幸福作为产业新城运营商,通过PPP模式向地方政府提供区域经济一揽子的解决方案,另一方面立足于产业,除了通过全球化的资源配置手段实现产业招商外,华夏幸福还专注于产业孵化,以设立全资、合资子公司的形式将产业链条拉长,从上游的技术研发到下游的创新孵化,整合产业链的各方资源,引入产业孵化的相关机构和企业,为科技成果的转化提供一条龙的服务。

当然,其前提在于硅谷的模式偏重于产品设计,而不是工艺创新,这无疑是我国产业转型升级的大背景下,“中国制造”需要突破的瓶颈,除了需要聚焦于工业自动化外,还意味着高端制造业的发展并不会扩大失业率,反而会在服务业等领域创造更多的就业岗位,比如日本和德国是全球人均拥有机器人数量最多的国家,反而失业率分别在亚洲和欧洲诸国中最低。

显而易见的是,发展到现阶段的硅谷模式并不会提高所属地的就业率,但是对于其所带动的经济增长无疑更具现实意义,这也是发展中国家热衷于硅谷模式的原因所在。在2017年9月出台的《北京城市总体规划(2016年——2035)》中,“四个中心”(政治中心、文化中心、国际交往中心、科技创新中心)和“一个目标”(建成世界一流的宜居城市)将作为北京的核心战略定位,引领其未来的发展方向。

其中,将北京定位为科技创新中心,不单是要释放海淀区中关村园区的经济势能,而是以全北京为科技创新的平台,通过源源不断的科技创新提供经济增长的原动力。同时,为了治愈“大城市病”进而调整疏解北京非首都功能,优化布局和空间结构,并将雄安新区作为其承接地,其定位也是发展高端高新产业,从而成为京津冀城市群中重要的经济增长极。

事实上,我国的科技创新体系是采北美硅谷与欧陆德国之长。在我们看来,中国的科技创新既要重视产品设计与营销,还应在工艺创新上下功夫,从而不断提升我国科技创新的综合能力,并在发展经济的同时惠及民生,这才是根本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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