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码硅谷科技创新体系(一)

文丨宋彦成(方塘智库区域战略研究中心研究员)

作为《硅谷百年史》作者之一的皮埃罗曾指出硅谷之有今日,得自于其聚集了一批以解决问题为导向的创新者和梦想家,在其看来,正是对“技术的‘初心’应该是解决问题”这样的判断,即新技术可以做什么,使得硅谷从一个无名之地变身成为世界创新之地。

当然,将旧金山湾区的成功归因于理想主义的传统,显然遮蔽了其强大的商业基因。不得不承认的是,在硅谷的确不乏理想主义者和梦想家,在很多案例中,创业者表现出了对探索未知领域的极大兴趣和抱负,即从硅谷的那些互联网公司和科技公司巨额的研发投入可见一斑。

这其实是对人才支撑起硅谷科技创体系的指认,并且形成了人们对于旧金山湾区最普遍的认知,即以斯坦福大学、加州大学伯克利以及旧金山分校等为首的高校孕育了大量的诺贝尔奖获得者以及众多技术人才,而他们正是推动硅谷科技创新的生力军。

事实上,硅谷的人才构成绝不仅仅局限于地域,而是广罗天下,那么何以是硅谷?究竟是什么成就了硅谷?而硅谷又成就了谁?这既Google中日韩文搜索算法的主要设计者、原谷歌研究院资深研究员及原腾讯副总裁吴军博士在《硅谷之谜》一书中述及的问题,也是我们今天在探究人才汇聚对于中国科技创新的意义所在。

1、什么成就了硅谷?

在《硅谷之谜》一书中,吴军经过分析认为,硅谷的成功并非如坊间所传的“气候说”、“斯坦福之说”、“风险投资说”、“政府扶持说”以及“知识产权保护说”那般简单,换言之,即使具备了上述条件,也不可能再造一个硅谷。诚如其断,相比于旧金山湾区,美国东海岸的波士顿地区即便各方面条件有过之而无及,却也未诞生出像硅谷这样的世界创新之地。

当然,不可规避的是,在硅谷的生态中,每个角色都有将创新成果商业化的动力及保护各自利益的规则。正是出于对商业化的强大的动力,使硅谷在科技创新的进程中得以源源不断,不是在革命颠覆,就是在创造改变。

这关乎到硅谷聚集了大批专业的、深入到细分领域的风险投资机构,以及完备的法律保障,主要在于硅谷有一系列与技术流动、人才相适应的法律环境,既有知识产权保护法,又有非常灵活的技术许可,既有鼓励员工流动的劳动法(形成快速转化雇主的能力),又有保护企业商业秘密的法则。

某种程度上而言,旧金山湾区由于集聚了斯坦福大学、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与旧金山分校这样具有深厚科研基础的高校,以及大量社区大学和各类研究实验室的蓬勃生长,并且积极投身于产业活动,使得硅谷拥有了最强大的产学创新系统和研发力量。

比如,斯坦福大学孕育了大批IT和互联网领域的科技公司,而旧金山分校则孵化了不少生物医药公司,其中最有名的是基因泰克。因此,可以说是在互联网科技、工程学、医学等领域拥有非凡话语权的高校集群成就了硅谷的产业集群,而最终回归到人才多元化的问题。

在方塘智库看来,首先在于硅谷的企业和产品是面向世界的,而并未局限于北美市场,诸如谷歌、苹果、亚马逊、Facebook等企业莫不如是,与之相仿的是,硅谷的人才来源同样面向世界,真正做到了汇聚天下英才。其中,硅谷的高成本导致正向淘汰,在每一次产业变迁过程中,那些工作技能不能适应新变化的人会失业搬出硅谷。这主要是由于在硅谷的生活成本过高,如此就形成人才优胜劣汰的倒逼机制。

在《全球猎身》一书中,作者项飚指出世界信息产业的蓬勃发展与来自印度的技术劳工不无关系,他将其命名为“全球猎身”,这也意味着在硅谷的那些互联网科技公司的成功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全球化的劳动力资源配置,从而实现了硅谷信息技术产业的腾飞。的确,在硅谷的企业通常网罗了来自全球的人才,从这个层面来看,硅谷不仅仅是美国的硅谷,而是全世界的硅谷。

无疑,多元文化是硅谷的制胜之道,允许差异存在,并且对失败予以极大的宽容。其中,关于多元文化的重要性,吴军认为,一个封闭系统总是朝着熵增加的方向变化的,即从有序变为无序,只有从外界引入负熵,才能变回到更有序的状态。

那么,究竟是什么成就了硅谷?人才?多元文化?还是对于失败的宽容环境?在《硅谷之谜》的叙述脉络中,指出根本上是基于信息时代对不确定性和不可预测性的整体判断成为企业管理以及产品设计开发方式的起点。

因此,在吴军看来,信息时代的科学基础是三论,即控制论、信息论和系统论。硅谷地区因为在1948年三论出现之前没有什么工业,反而不受传统思维方式的约束。从产品研发、公司管理到市场开拓,硅谷公司均跳出了过去工业时代下的局限,直接采用了适合信息产业发展的思维方式和方法论。

2、硅谷成就了谁?

既然硅谷的成功源自人才、资本、多元文化、信息时代三论以及制度等的合力,与此同时硅谷也成就了其自身,并且诞生了诸多伟大的企业。据公开数据显示,苹果、亚马逊、谷歌、微软以及Facebook在2017年三季度营收分别为526亿美元、437亿美元、278亿美元、245亿美元、103亿美元,而国内如腾讯和阿里巴巴的营收额则分别是98亿美元和83亿美元。

从经济的层面来考量,硅谷所创造的巨大产值相应的是其对于科技创新无止尽地探索。作为世界创新之地的硅谷名副其实,从互联网科技到生物科技再到区块链等新技术,从仙童到甲骨文再到谷歌等,硅谷一直在重新界定科技创新的内涵与外延,并且自以半导体起家的仙童始逐步实现开枝散叶,发展出众多互联网科技巨头,同时包容了大量充满活力的小公司,即使其规模虽小,但却颇具全球竞争力。

某种程度而言,在横跨产业、科研与以及投资领域的吴军看来,硅谷所成就的企业其产品特征往往能够把握住人类的一些共性,而与用户的国籍、文化背景无关,因此这些小公司都是面向世界的。硅谷最优秀的公司,“它们都在改变世界”,或者说“世界因为有了它们而变得更加精彩”。

可以将其理解为“硅谷精神”,而根底在于深植于此的理想主义信念,诸如谷歌、苹果、微软等公司能不断推出在全世界受到追捧的产品和服务,其背后的逻辑是出于对未知世界的好奇心和利用技术解决问题的使命感,并且对新技术和新产品的研发投入毫不吝啬。

可以说硅谷几乎成全了世界范围内人们对于科技创新的全部想象,《人类2.0》一书描述了硅谷在大数据、人工智能、物联网、纳米技术、虚拟现实、社交媒体、3D打印、太空探索、区块链以及生物科技等十大领域的探索现状与未来方向,甚至于从硅谷出发重新定义人类。

换言之,硅谷的价值是在实现人类对于探索科技未来或未知领域的梦想,而硅谷在成就伟大梦想的同时整体将其纳入到一套创新体系之中,打破单一科研界限,使得不同领域得以互相交流,共商解决问题的方式方法。

在我们看来,可以预见的未来是举凡大数据、物联网、3D打印技术、纳米技术等将连接在一起,共同改变人类的生活方式,甚至于重新定义人类自身。皮埃罗提出,今天人类延伸自我最让人印象深刻的方式就是发展出能够改变生命本身的技术,未来将是有机世界和合成世界的联姻,正如未来一定是人类和机器人的联姻。

的确,硅谷的企业和实验室正在探索未来科技的可能性,它们对于创新抱有极大的热情,而非局限在特定的商业模式中在资本的游戏中攻城略地。这其实也指硅谷的环境有利于小微企业的生长,极大地允许多元化的差异存在,本质上是通过创新驱动,资本驱动为辅,连接科研与商业的桥梁。

当然,硅谷同样成就了斯坦福等名校的创新资源,起先斯坦福并非是一家顶尖的学府,始于1951年斯坦福工业园区的创办,改变了斯坦福大学以及整个硅谷。同时,硅谷培育出大批实验室,通过资本的助推使得它们走在科技创新的前沿。

在吴军看来,硅谷的奇迹不在于它产生的GDP有多高、技术有多先进,而在于它不断地创造卓越,这既包括那些改变世界的伟大公司、超一流的大学,也包括那些拥有世界情怀的理想主义者。

但是,近年来叛出硅谷的人也越来越多,主要是由于硅谷的晋升相对较为缓慢,伴随着美国政府的研究机构所承诺的太空梦想以及新兴崛起的发展中国家对于科技创新的重视使得硅谷也面临人才外流的境况,但时至今日硅谷的成就依然为世所瞩目。

3、硅谷模式对于中国科技创新的启示

一直以来,许多国家和地区都在试图再造一个硅谷,然而结果并非如其所愿,一方面硅谷并非是美国的硅谷,而是全球资源配置下的硅谷,另一方面对硅谷具有多元化、流动性特征的人才机制进行复制并非易事。在《硅谷之谜》一书中,吴军提出中国若要打造一个真正的硅谷,甚至是比硅谷更卓越的开发区,最好的办法就是给100万印度人、100万犹太人发绿卡。

的确,不拘一格同广聚天下英才是硅谷之所以成功的不二法门,这既是进行全球资源配置的必要条件,还在于硅谷能够包容多元文化的共同生长。由此,首先对于中国科技创新来说,其最主要的短板之一就是人才匮乏,除了需要不断完善人才引进机制外,还应加强我国本土人才的培育。

事实上,这也指向中国的科技创新缺乏强有力的高校集群的支撑,以阿里巴巴和腾讯为例,其人才来源和构成虽然多元化,但是其所在地杭州和深圳并未形成类似于硅谷的产学研集群,其结果导致一家独大,直接破坏了当地的创新生态,使得具备独立创新的小微企业难以生存,而不利于作为整体的科创园区的建设。

其次,在我国以政府为科学研究主体,从国家到各省市都有各自的基金和项目,由政府立项,政府拨款,政府组织科研,组织成果鉴定等等,其后果往往是科研人员为科研经费、为评职称、评奖而争取课题,而大多科研成果最终却束之高阁,科研成果转化率低。

如此而言,既是对科研成果的巨大浪费,同时也使得科研人才未能尽其用。因此,在我们看来,在科技创新中,除了要加强校企合作外,还应广泛开展政企之间的合作,从而使科研成果的转化实现最大化,并且实现不论是体制内还是体制外人才的真正价值。

再次,科技创新需要对多元文化予以包容。前提在于科技创新的制度环境需要保证差异化的存在,其中涵盖对企业、人才、文化等多样性的包容,尤其是鼓励进行科技创新的小微企业,比如华夏幸福产业新城的模式特别强调孵化器的意义,创新不能没有小微企业,并且理应对失败予以宽容。

对于硅谷来说,其企业新陈代谢效率很高,而且小企业有多种成长及获得新生的道路选择,或卖产品,或卖技术,或卖企业,或上市,或变现,或转型,这就为企业提供了试错、纠错的机会,并进而形成了鼓励创新容忍失败的文化,也成就了一大批愿意承担风险的企业家,愿意加入早期新兴公司的员工,甚至包括愿意早期试用新技术、新产品的“志愿者(个人或企业)”。

这就意味着中国的科技创新在积累到一定程度后需要营造良好的政商环境支持小微企业的发展,比如在国内搭上共享经济马车的独角兽们往往就拥有这样的出身。在这一波由共享概念牵头的资本竞逐中,无论是从商业模式还是技术创新来说,尝到巨大甜头的创业者们无疑都是梦想家,即便他们大多以惨淡收场。

最后,至为重要的是,对于当前的中国来说,一个问题在于往往创业者是纯粹的技术人才,而非管理人才,或者反之。事实上,科技创业要么需要兼有二者之长的复合型人才,要么采用合伙人制,创新创业需要专业管家。硅谷的经验是有专门的职业经理人,以此来弥补纯技术创业者的不足。

总之,在我们看来,中国的科技创新需要多元化、流动性的人才机制,众多小微企业的参与以及对于多元文化和失败的包容等,这将成为中国科技创新进阶的重要抓手,同时硅谷模式对于科研成果的高转化率也值得借鉴,在区域内形成产学研的共生体系,并加强创新主体之间相互链接。

参考文献:

1.项飚:《全球“猎身”:世界信息产业和印度的技术劳工》,王迪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1月。

2.王小兰:《硅谷:创新的生态系统》,《中关村》,2013年06月09日。

3.吴军:《硅谷之谜》,北京:人民邮电出版社,2015年12月。

4.(美)皮埃罗·斯加鲁菲、牛金霞等:《人类2.0:在硅谷探索科技未来》,北京:中信出版社,2017年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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