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秀华,诗歌的价值在于唤醒

文|余婷婷(方塘智库文旅中国研究中心研究员)

1、电影背后的真实人生

“在月光里静默的麦子,它们之间轻微的摩擦,就是人间万物在相爱了。”影片开始,余秀华摇摇晃晃地走在田间,鄂东的一个小村庄里。正值秋天,一大片一大片的麦田,风吹动时哗哗作响。麦子长势很好,穗子干燥而饱满,人间又是一个丰收之年。

这世上,在没有比土地更确定的事物了,也没有比土地上生活着的人更美和更忧郁的。我想起曾经坐火车经过平原,秋日丰收之后的田野裸裎着,但充满希望,因为知道它在休养,季节一到,便会泛青,生长,结出饱满的穗。而人的生命,只有一次。

电影院里座无虚席,静默无声,邻坐年轻女孩的呼吸声都清晰可闻,这是今年的上海国际电影节,范俭导演的电影《摇摇晃晃的人间》正在展映。2015年,余秀华因一首《穿越大半个中国去睡你》的诗在网络受到追捧,使她从无数民间诗人脱颖而出,成为中国最著名的诗人之一。这部影片记录了余秀华成名之后与无爱丈夫离婚的故事,用了她第一本诗集的名字。

2016年,在被称为“纪录片奥斯卡”的阿姆斯特丹国际纪录片影展中,《摇摇晃晃的人间》是唯一入围主竞赛的华语纪录片,并问鼎评委会大奖。余秀华的影响力并没有蔓延到欧洲,但是在首映上,观众并没有理解障碍,他们将笑声、叹息和掌声,都给予了导演以及他所刻画的这个充满魅力的女人。

评委们不吝赞美:“从一开始,这部电影就以一种诗意、亲密、有力的方式探索了人类经历的复杂性。主人公的力量与影片拍摄技艺相得益彰。拍摄一部关于诗歌的影片而又不陈词滥调,实属不易。但该作通过拍摄一个敏感而非凡的女性做到了这一点。”

张贴在影院门口的海报很醒目。猩红的底色,铺得满满当当,一丛绿色的草,茂盛,摇曳生姿,一位丰满的,半裸的女人在草上半支着身子。女人、爱、欲望,这一主题与余秀华的诗歌不谋而合。从某种意义上,《摇摇晃晃的人间》成功地用电影语言“翻译”了余秀华的诗。用导演的话来说,在拍摄余秀华的纪录片中呈现她的诗并不需要大动干戈,因为她的诗来自于她的生活,是她内心的呐喊。

电影中,离婚是叙事的主线,这种选择与导演对余秀华的诗歌的理解密不可分,使得诗人的女性意识得以淋漓尽致的呈现。这里的女性意识不是一般性的发抒喜怒哀乐情感,或是在社会制约中努力扮演规定给女性的角色,而是对自身生存意义发生了觉醒,对自己的社会处境产生反思,对自己的生活做出主体自觉的选择。

余秀华出生的时候,因为窒息导致了脑瘫,成年后口齿不清,走路摇摇晃晃的。高中毕业之后,母亲为她日后有人照顾,包办婚姻,把她嫁给比她大十几岁的尹世平。这是一场无爱的婚姻,灵魂之爱,肉体之爱都没有,两人对于婚姻的理解,完全不在一个频率。余秀华丝毫不掩饰对这场婚姻的鄙夷和嘲讽:“那时候我十九岁,他多少岁并不知道。”而在诗歌中,她写下他对她的蔑视和家暴:“他揪着我的头发,把我往墙上磕的时候/小巫不停的摇尾巴/对于一个不怕疼的人,他无能为力。” 他们的婚姻持续了二十年,尹世平瞧不起她是残疾人,酒后让余秀华给她洗脚端茶,还说:“你是残疾人,我是正常人,我比你高贵多了。”

人生不幸诗家幸。身体的残缺和婚姻的不幸,成就了余秀华的诗歌。爱而不得的切肤之痛,她写得酣畅淋漓。诗人的命运就是如此,一个写不出疼痛感的诗人,是值得羞愧的。余秀华成名之后,她获得经济能力,有了提出离婚的底气。在“夫权”为主导文化的横店村,在女性欲望依旧被漠视甚至轻蔑的时代,在对人生进行形而上思考依旧单薄的时代,余秀华离婚,注定是“悲剧”。

首先是丈夫的谩骂与撕扯。这一场似于经济共同体与生产合作社功能的缔结,于他而言并没有什么问题。他指责余秀华忘恩负义,同时希望从她的名声里,获得更多的经济利益,并认为理所当然,因为大多数人的婚姻,都是这么过的。

然后是亲人朋友的反对和世俗的无形压力。母亲说:“她现在挺能干,挺能挣钱的,我倒是不佩服她。我觉得一个人家庭和美,有妻有子,日子过的好好的,我就佩服他。”

这是典型的乡土中国的价值观,吴飞在《浮生取义》里提到过,在农村里,一个光棍或者缺乏家庭关系/社会关系的人,就是畸零人,不是正常人。这场离婚里,是两种观念,两个价值维度的短兵相接。

人人都值得怜悯,人人都很无辜。最终,余秀华离婚了,再过几天就是他们结婚二十周年纪念日。这近乎一场“赎身”,为此她付出了大部分版税。离婚令父母伤心,也间接加速了母亲的死亡。更为凄凉的,也许在于自由之后却并不能得到爱,对于依旧生活在横店村的余秀华,世俗的煎熬虽然褪去一些,存在的煎熬却丝毫没有减轻。

“如果还有明天,可惜还有明天。”影片结束在她的诗句之中。

2、我们依然在“娜拉”的困境里   

“女性的天空是低沉的,羽翼是稀薄的,而身边的累赘是笨重的。”民国时期,女作家萧红曾经不无哀伤的写到。女性自我意识的觉醒,并不是一个很新的命题,但在今天也并不陈旧。“需要多少人间灰尘才能掩盖住一个女子/血肉模糊却依然发出光芒的情意。”一如余秀华的诗,在文学之中,探讨女性自我意识,早已有之,且从未止息,无远弗届。

女性的困境,可以追溯至十分久远的年代。很长的历史中,男性作为统治者,创造了男性社会的经济、政治、文化等习俗,女性被禁锢在家庭之中,作为男性的从属品。女性默认和适应这种男性文化的要求,甚至用一种奴性的自律方式去维护着男权社会的文化规范,并力图按照男性社会的要求把自己塑造成完全符合男性标准的所谓“女”。一如波伏娃在第二性中所说的:“一个人不是生下来就是女人,她是变成女人的。”

女性的自我意识,最早是在文学中觉醒的。在西方著作中,较为有名的是劳伦斯的《查太莱夫人的情人》、福楼拜的《包法利夫人》、列夫托尔斯泰的《安娜卡列宁娜》以及易卜生的《玩偶之家》,他们塑造的查太莱夫人、艾玛、安娜以及娜拉,在今天依然熠熠生辉。前两者探讨女性的欲望,后两者探讨女性对于爱情的追求。

在中国最为典型的作品便是,莫过于汤显祖《牡丹亭》、王实甫的《西厢记》以及曹雪芹的《红楼梦》。

《牡丹亭·惊梦》一折,汤显祖描写杜丽娘游园,在姹紫嫣红开遍之际,看到了时光磨蚀的断井残垣,想到自身的命运在春花盛放之时,不但不能自主,而且极可能虚度芳华,不知沦落何方。汤显祖以刻画入微的生花妙笔,写出杜丽娘为“自我” 不惜生生死死,死死生生,百折不回。

而踏着前者而来的曹雪芹,其笔下形形色色的女性,个个都有自身的性格,而且明确展现了自身对生存价值的追求,在林黛玉身上,展示得淋淋尽致。汤显祖在杜丽娘身上揭示的女性意识及情欲自主,曹雪芹是完全明白的,也让林黛玉在充满道德压抑的环境中,坚持自我的信念,相信男女情爱是高尚的情操,宁死也不改其志。黛玉的命运在现实主义的曹公笔下,依然是悲剧收场。

生玛丽·安·佛格森在其《文学中之女性形象》一书中,更曾将传统妇女形象分成“妻子”、“母亲”、“偶像”、“性对象”、“没有男人的女性”五类。这五类虽有身份的不同,事实上都是作为男性之配属出现的。即使第五类,也只是一种因没有男人而被怜悯被异视的对象。文学来自于真实生活,这些根深蒂固的社会意识,才是女性真正意义上的囚笼。

在《玩偶之家》中,婚姻中娜拉在意识到自己没有作为人的权力,只不过是丈夫的一个高级玩偶之后,毅然决然地离开了“玩偶之家”。鲁迅在《娜拉走后怎样》曾不无冷峻地指出:“不是堕落,就是回来。”“钱不能买到自由,但是能为自由所卖。”但是拥有经济权之后,社会的意识如果陈腐不变,娜拉依然不能获得真正意义上的解脱——这也证实余秀华进退维谷的处境。

如今,尽管女性已经广泛的参与政治、经济、文化的生活之中。但是社会的移风易俗却并不那么容易,习俗与残旧的意识根深蒂固,在中国,市场经济的发展快速的带来的物质的繁荣,软性的文化的变迁却相对落后,在偏僻保守的农村地区,尤其如此。

余秀华接受采访时说:“我也担心人家说,余秀华有钱后,就踹了老公。”我们可以想象,离婚后的余秀华,回到横店村,会遭遇的白眼以及流言。而这是她将日复一日面对。在《张春兰》中,她提到的逃婚女人:“她眼睛里的东西叫做:忧郁 / 忧郁多高贵啊,农村人不适宜”“他偶尔动手打她/ 她一言不发,她的眼睛闪闪发光/ 杨柏林绝望地/ 浇不灭这光”。

张春兰们是不幸的,余秀华也是,但在这个价值的维度里,没有人真的要作恶,大家不过在忠诚地捍卫一个不可名状的“威权”,谁也说不清它是什么却心甘情愿为了它牺牲自己和别人。

3、诗歌何为?   

诗歌何为?余秀华自答:“诗歌是什么呢?我不知道,我说不出来,不过是情绪在跳跃,或沉潜。不过是当心灵发出呼唤的时候,它以赤子的姿势到来,不过是一个人摇摇晃晃地在摇摇晃晃的人间走动的时候,它充当了一根拐杖。”她爱诗歌,不愿意承认诗歌是武器,但不是自戕,不是报复,而是向不公的命运传递轻蔑。

几乎每一个用灵魂写诗的、用生命写诗的人,都是一个勇士,他们所得的甚少,所舍的甚多。他们必须与世俗,与潮流,与生活,与金钱和权利,与虚荣和堕落,甚至要与亲人和朋友战斗。余秀华,也不例外。

“我喜欢余秀华的诗,因为我也是从农村长大的,因为也曾不管不顾,也曾痛彻心扉,也被世俗抓住头发在墙上磕,更重要的是,她的诗,放在中国女诗人的诗歌中,就像把杀人犯放在一群大家闺秀里一样醒目——别人都穿戴整齐、涂着脂粉、喷着香水,白纸黑字,闻不出一点汗味,唯独她烟熏火燎、泥沙俱下,字与字之间,还有明显的血污。”《诗刊》的编辑刘年在余秀华诗集的编后记里,如此写道。

他是余秀华的伯乐。一日困倦的午后,随意浏览时发现了余秀华的博客,被立即攫摄住了。在余秀华还未回应的时候,便自顾自的开始编选,一直到黄昏。刘年心情很好,写签稿的时候,像写诗一样用了分行的句子:“一个无法劳作的脑瘫患者,/却有着常人莫及的语言天才,/不管不顾的爱,刻骨铭心的痛,/让她的文字像饱壮的谷粒一样,充满重量和力量,/让人对上天和女人,肃然起敬。”这位诗歌界的老编辑胸有成竹,他甚至等不及一审、二审,笃信余秀华会是一颗深水炸弹,那些日常生活里惊心动魄的句子,贴着生活和大地的絮语,能让平静的诗歌荡开涟漪。

在刘年看来,余秀华的走红是偶然,也是必然。“我们正处于一个诗歌的黄金时代,但没有人去认真的感知这一点。”从屈原到陶渊明、李白、苏轼,汉语的魅力在诗歌中得到升华。1989年农历新年过后一个月,诗人海子穿着白衬衫和蓝西裤,在山海关一段慢车道上卧轨,等待一辆将从他身上轧过的慢车。一个属于诗歌的时代终结了,一个属于物质消费的喧哗时代到来了。到了今天,我们突然发现,物质的繁荣并不能让人获得真正意义上的幸福。于是,寻找在人在大地上的诗意栖居则显得十分必要。余秀华这样的,紧贴大地、生活的诗意表达,重新回到大众视野。

曾经,当记者问东欧诗人兹别格涅夫·赫伯特“诗的目的是什么”,赫伯特回答:“唤醒。”余秀华的诗歌来自于她的寻常生活,来自于一个女人藏在冰山之下的惊涛骇浪——对于自我存在与意义的一遍遍追寻。我们身处的现实,是复杂和支离破碎的,充满偏见和压迫的。她是这个唤醒者,她要唤醒人的意识,作为人的知觉。

波伏娃说:“大自然永远不会向我们泄露自己的秘密,因为它没有秘密;我们自己虚构了一些问题,然后又炮制了一些答案;我们在曲颈瓶底发现的只是我们自己的想法;这些想法历经几个世纪,变得繁琐复杂,形成日益庞大精微的系统,。我把眼睛贴在显微镜上,在我眼前出现的、在我脑海闪过的总是此物,决不是他物,我也成不了另一个。”所以余秀华痛定思痛,一遍一遍,剜开自己的伤口,放进去沙子,把疼痛熬成一颗颗珍珠。

——“我爱上这尘世纷纷扰扰的相遇/爱上不停重复俗气又沉重的春天/爱上这承受一切,又粉碎的决心”“爱是一场远方独自的焚烧,是用灰烬重塑的自我/是疼到毁灭之时的一声喊叫/是喊叫之后永恒的沉寂。”

刘年讲过一个细节,余秀华到北京参加朗诵会,带了一篮子鸡蛋。鸡蛋是一种隐喻,那些和石头去碰的,总是鸡蛋。不管不顾,不惜一切代价。“诗歌召唤我们来到生活的最高处。”诗歌带着余秀华来到她的高处,有别于其他人的精神高处,它使她的生活超出缠绕的现实而向上飞升。

这本身就很了不起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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