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正定,我的第二故乡

文丨习近平

编者按:《知之深 爱之切》一书,是习近平同志1982年3月至1985年5月在正定工作期间发表的讲话、文章、书信整理而成的著作。在正定工作期间,习近平总书记和这里的人民“一块苦、一块过、一块干”,倾注了极大心血和情感,他说“正定是我的第二故乡”。今天和大家分享的是习近平同志在《中国青年》1984年第5期发表的文章,这也是《知之深 爱之切》一书的代序。

正文:

一个热爱中华大地的人,他一定会爱她的每一条溪流,每一寸土地,每一页光辉的历史。这里,我想向我的青年朋友们谈谈我的第二故乡——正定。

1、家乡——人杰地灵

要热爱自己的家乡,首先要了解家乡。深厚的感情必须以深刻的认识作基础。唯有对家乡知之甚深,才能爱之愈切。

正定,地处华北平原中部,土地肥沃,水源充足。早在新石器时代中叶,我们的祖先就劳动、生息在这块富饶的土地上。正定在历史上,曾一度成为河北中部的经济政治中心。现在,也是河北省人口最稠密的区域,是河北省著名的粮棉高产区。

正定还是一座文化古城。源远流长的历史,给正定留下了瑰丽灿烂、风格独特的文化古迹,尤其是佛教建筑众多,仅城内的寺院就有隆兴寺、天宁寺、临济寺、开元寺等,素有“九楼四塔八大寺”之称。虽经历代战争,风雨剥蚀,地震撼摇,但保存下来的历史建筑仍然不少。

其中,最著名的是隆兴寺,规模宏大,气势雄伟,它是正定古城的骄傲和象征。著名的铜铸大悲菩萨高达22米,是我国现存最高大、最古老的立式铜铸佛像。它和沧州铁狮、定州塔、赵州石桥被并誉为“河北四宝”。隆兴寺中的宝不止这一件。

搞书法的人,最看重的是那块隋碑,叫“龙藏寺碑”,碑文书法苍劲有力,上承南北朗的余风,下开初唐书法诸家的先河,是隶书向楷书过渡的代表作。

搞建筑的人,则最推崇摩尼殿,这座大殿的结构布局形制奇特,平面呈十字形,立体上富于变化,为国内早期建筑中仅存的一例。

至于搞雕塑的人,则最偏爱摩尼殿中的五彩悬塑观音像。这尊观音像,头戴宝冠,身披璎珞,一足踏莲,一足踞起,两手自然抚膝,神态恬静自若。她的端庄令人肃然起敬,她的美丽使人恭而不亵。特别是那双眼睛极为传神,看去既智慧深藏,又慈祥外溢,而且还稍稍向下俯视,使她的目光恰恰与观瞻者仰视时形成感情上的交流,突破了一般宗教偶像的呆板之风。据说,鲁迅先生生前十分欣赏这尊观音像。在他北京的旧居里,就摆放着这尊彩塑观音的相片。

正定这块土地哺育过许多著名的历史人物,文韬武略,彪炳史册。三国时,有在长坂坡怀揣阿斗,单枪匹马出入百万军中的常山赵子龙;唐朝中期,大书法家颜真卿与其堂兄常山太守颜杲卿曾联合起兵,在此顽强抗击了搞分裂的安禄山、史思明的叛军;宋时,正定人杨粹中任濮州知州,金兵入犯,他与全城军民顽强御敌33天,以身殉国,不负正定传统的民风。

至于文化医药界的出色人物就更多了。文化界,有宋代工程家怀丙;金代诗人蔡松年,史学家蔡珪;元代著《柳毅传书》《张羽煮海》的尚仲贤,著《墙头马上》《梧桐雨》等著名杂剧的白朴。白朴与当时的关汉卿、马致远、郑光祖并称为“元曲四大家”。

医药界,有金代被誉为神医的李杲,他的医著至今仍然是中医经典;元代则有名医罗天益,著有《卫生宝鉴》《内经类编》等。一部正定史记载的著名人物,举不胜举。

在祖国的版图上,正定只是很小的一点。祖国有这样辽阔的疆土,有这样悠久的历史,该有多少令人倾慕,使人动容的壮丽山川、峥嵘人物呢?正定人有这样的家乡是值得自豪的,我和许多外地来到这里的人把正定引以为自己的第二故乡,也由衷地产生了这种自豪感。

2、先辈——前赴后继

列宁说,爱国主义就是“千百年来巩固起来的对自己祖国的一种最深厚的感情”。热爱祖国,热爱家乡,不但表现为对她的河山、民族、历史、文化难割难舍的依恋之情,还表现为对祖国和家乡的命运前途的倾心关注,并甘愿为祖国和家乡的解放和建没事业抛洒热血的献身精神。中国共产党人就是这样最忠诚的爱国者。

正定第一批党的工作者为了家乡和祖国的自由解放事业,前赴后继,一仆百起,他们是正定人民的优秀儿女,家乡的土地浸透了这些爱国志士的热血。尹玉峰、郝清玉同志就是其中突出的代表。

尹玉峰,正定周通人,1924年入党,是正定党的第一任县委书记,直至1928年逝世。郝清玉14岁便受到进步思潮的影响,很快成为一名共产党员。1924年回到家乡,与尹玉峰等同志一起,为筹建正定党的组织付出了巨大心血。1925年夏,英、日帝国主义在上海制造了“五卅惨案”,尹玉峰、郝清玉等同志领导成立了“正定各界沪案后援会”,动员正定人民节衣缩食,援助上海被害工人家属,并领导群众集会、学生罢课,在正定掀起了反帝风暴。

1927年6月,他们又领导了著名的正定农民暴动。当时军阀巧立名目,预征3年的钱粮并附加“讨赤捐”,激起全县人民不满。中共正定县委决定,领导农民暴动。旧历五月十七日是正定县赶城隍庙会的日子,方圆几十里的万余名群众汇集城内,上午10点多钟,在当时的戏楼广场上,只见有人把红布白字的“正定县农民反对讨赤捐大请愿”的大旗一举,人们从四面八方蜂拥而来,高举着大刀、长矛和铁锨,浩浩荡荡向县公署冲去。

少年时代练过武术的郝清玉同志一直走在队伍的最前列,他率领群众冲进府衙大堂,举起三节鞭砸碎了大堂的屏风,吓坏了一班大小衙役。县知事在群众的压力下,被迫写下了废除“讨赤捐”“缓征钱粮”的字据,并晓谕全县。这次暴动打击了奉军的气焰,培养、锻炼了正定党的干部,为争取新的胜利奠定了基础。

1928年,尹玉峰同志积劳成疾不幸逝世,年仅24岁。郝清玉同志在群众斗争中迅速成长,成为我党北方农民运动的一位杰出的组织者和领导者。1931年,由于叛徒出卖,他在天津被捕,1935年牺牲,年仅32岁。

像尹玉峰、郝清玉同志这样,为中华民族,为家乡父老做过贡献、牺牲了生命的人们,都在正定县的爱国史册上留下了光辉的一页。他们当中有许多人甚至连姓名都没有留下,但他们将永远为子孙后代所崇敬,将永远激励后来者像他们那样,前赴后继,为祖国和家乡的兴盛繁荣,付出自己的心血以至生命。

3、社会主义——改天换地

在正定的历史上,发生过多次农民起义。汉、晋、宋、元、明、清,几乎每朝每代,都有正定人民揭竿而起反对封建统治者的斗争。东汉末年,真(正)定人张燕聚万余人响应黄巾起义,号称黑山军,声震一时。

明末李自成起义和清朝太平天国革命,正定人民都曾积极起来配合。中国历史上大小数百次农民起义直至近代资产阶级领导的辛亥革命,由于不能提出彻底的革命纲领,不能建立一个符合历史发展规律的社会制度,所以没有一次能摆脱失败的命运。祖国依旧贫困,正定依旧凋敝。只有中国共产党创建了新中国,正定才和祖国一样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

解放前,正定的工业可以说是个空白,只有一些零星的手工业作坊。解放以后,有了突飞猛进的发展。到1983年有工业企业41个,主要产品有柴油机、合成氨、磷肥、水泥、色织、革制品、食品、服装、电子元件等60余种。其中,童装、糠醛等11种产品打入了国际市场,年工业产值达9000多万元。

正定的农业生产也得到了迅速的发展。1983年粮食总产为43000多万斤,比1949年增长4.6倍,向国家贡献粮食过亿斤;棉花总产比1949年增长5倍;林、副业的总产值比1949年增长6.3倍。

文教卫生事业也有了较大发展。1946年正定仅有1所中学,现已有2所师范学校、31所中学,基本上普及了小学教育。解放前没有1所公立医院,现在已有5座县级医院,卫生院、保健所、防疫站也都建起来了,全县医务人员达1800多名。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随着党的农村政策的落实,农民的生活水平有了较大幅度的提高。1978年全县农民人均收入仅有90元,到1983年全县人均收入已达到373元。电视机、洗衣机和轻骑摩托等高档商品已经成批地涌进正定城乡人民家庭之中。社会主义制度正以其无可比拟的优越性,给正定带来巨变。

振兴中华最终还要落实到她的每一寸土地。正定振兴的重任已经历史地落在我们正定青年的肩上。清代思想家顾炎武提出了一个千古名句:“天下兴亡,匹夫有责”,我们正定青年又加上一句“振兴正定,青年当先”!

(注:本文摘选自《知之深 爱之切》一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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