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识乡土中国

文丨叶然(方塘书社主笔)

1、乡村研究要基于中国乡村社会背景  

每个人的记忆深处都有一个“后花园”,有时,“后花园”并不大,却总能掀起或大或小的风。风有煽动人记忆的能力,若再给它些许的力量,便也能够将地球撬动起来。

萧红擅长以场景描写来表达情感。在其《呼兰河传》里她将祖父家的“后花园”落笔成了记忆里的人间仙境、生活中的悲情场域:“小的时候,只觉得后花园里边就有一棵大榆树。这榆树在园子的西北角,来了风,这榆树先啸,来了雨,大榆树先就冒烟了。祖父来了,我便也来了。祖父一天都在后花园里边,我也跟着祖父在后园里边”。祖父走了,“我”便成长为了今天大人的样子。

读起萧红在《呼兰河传》里的“后花园”,便禁不住将她的“后花园”重构成了自己眼里的样子。是的,人总是会将这种情感传递给不同的人,并在这传递里,重拾各自的“独家记忆”。

人记录与自然和情感有关的事物,总是先要从情绪开始的。故乡是如此,乡村亦是如此。贺雪峰在《新乡土中国》里,将其形容为“社会情绪”的表达。情绪化在整个乡土表达中是最为擅长的一类。所以,人们对乡土总是带有偏见地看待,个人色彩浓厚地看待。乡土是好的,它便极其地好;乡土若不好了,它便极其地坏。所以,“后花园”的样子,总是千奇百态,难以捉摸。

乡村是整个社会发展和城镇化的重头戏,中国尤其如此。若只是将中国的乡村看作城市发展中的重要角色,而非社会发展中的重要角色,之于乡村来说,或许是最大的误解。在社会背景下,它跟中国的城市发展实在有着最大的区别,自然和别国有着同样的区别。

《法国农村史》被誉为西方史学界的一部古典名著,作者马克布洛赫因此而享誉世界。他以历史经济学的视角讲述法国农村经济的变迁,并解读小农经济依然是法国的制度之一;土地始终是人们解决农村问题逃不开的宿命。没有对土地清晰的认知,便没有对农村的认知,那么,乡村治理和建设也就无从谈起。

马克布洛赫认为,铺陈事实是直观却又十分笨拙的方式。若不能对所铺事实加以解释以及无法击中其背后隐含的逻辑甚至哲学层次的事物,铺陈事实不过是瞬间即逝的烟火,来了便来了,毫无用处可言。

这便从侧面解释了,解决乡村问题,只从乡村社会的视角来看待,或只从现代城市的视角来看待,问题并不能得到最好的解决。但是,需要补充的是,社会的角度是问题挖掘的基础,而现代城市的角度是在技术层面解决问题的关键。前者是人性化认知,后者是市场化的驱动。

在马克布洛赫的论述观点里,就乡村而言,似乎和贺雪峰有着同样的看待,和费孝通先生的论述主体更是不谋而合。而马克布洛赫和费孝通先生则都将乡村视为经济主体,以重新寻找乡村发展之道路。

然而,在他们相似却又微妙的论述主体中,也有着最大的不同:法国的社会背景是资本驱动,而中国的社会背景却正好相反,同样也和列夫·托尔斯泰《村中三日》笔下的俄国乡村不同。这便也诠释了基于国家社会背景下的“后花园”的姿态各异。那么,国家历史社会背景的不同,便注定了乡村治理和乡村建设方式的不同。

所以,中国的乡村治理只能从中国的视角来解读,中国的乡村建设亦是如此。而乡村治理和乡村建设是两种完全不同的概念,从《新乡土中国》中便可以看到。治理倾向于乡村社会,而建设便是对乡村社会认知后的由里及表的重构。

2、乡村“半熟人社会”的变迁

苏力先生在《新乡土中国》的序言中,对费孝通先生的“乡土中国”的概念,基于今天的社会背景,给予了另一个层面的解释,间接拒绝了费孝通先生的乡土在情感归属感上的联系,而是将其放在了城市发展的角度,更多的是基于发展背景和概念上的解释。

但是,一如之前提到的,对于乡土的理解,费孝通先生是在试图寻找乡土与人类情感之间的关系。在中国这样特殊的农村社会背景下,乡村情感的变迁是乡村治理的关键,不论是以历史变迁论述为主体,还是以经济论述为主体,之后才能一瞥基于乡村治理而有的乡村建设的未来。

所以,治理是由表及里的人性认知,建设则是在今天市场经济背景下,由里及表的面貌改变。在乡村治理的语境下,乡村问题的发生,一定不是“空心化”如此简单,而是在乡村开放背景下,更深入的情感纽带的断裂。人类对解决一切问题都在行,却唯独无法治愈瓦解掉的人类感情。感情不在了,再撮合也不过是徒劳。

而对于乡村的情感变迁,在《新乡土中国》中,其作者一再强调,中国乡村的情感变迁的“大地震”是在取消农业税之后开始的,也是从此时开始,以及后来的大面积的城镇化,将中国的乡村治理推向了有史以来最艰难的时期。

与此同时,中国乡村从费孝通先生的“熟人社会”过渡到了贺雪峰先生的“半熟人社会”。自此,中国乡村的情感体系以前所未有的速度解体,过去费孝通先生所提出的乡村舆论压人、“面子”有价和“资本”可积累的熟人社会现象逐渐消失。这一社会体系的过渡,在一定程度上催掉了乡村文化这个有着传统意识形态的文化体系。

乡村“半熟人社会”的存在,意味着乡村逐渐趋向多元化,异质性增加;人们对地方性的共识将逐步丧失,村庄的传统规范将无法约束人的行为;因为人的流动及人口的逐步增加,乡村主体感将逐渐消失,这里的主体感主要是从乡村内部的角度来看待的,即人对情感归属的依赖感。

在贺雪峰看来,旧的文化体系被摧毁,却又迟迟没有寻到新的情感体系和文化体系,以致乡村问题逐渐走向复杂化,乡村治理问题难解,乡村建设问题自然也成了众人的一块“心病”、“疾病”和“急病”。

因此,贺雪峰认为,农村“半熟人社会”现象和机制,将是深化乡村治理研究和理解农村政策实践的重要方面。

但是,对于贺雪峰提出的“半熟人社会”,在吴重庆先生那里,却有着不同的观点。他在《无主体熟人社会及社会重建》中认为,贺雪峰先生所提出的“半熟人社会”更多的是基于数量而有的界定,这在今天的乡村,随着人口流动的频繁发生和人类情感的逐渐瓦解,并不能更好地解释乡村所存在的问题。吴重庆先生认为,今天的乡村正在走向“无主体熟人社会”。而这一现象的发生,正是乡村社会不断解体所导致的。

对此,贺雪峰先生在新修订版的《新乡土中国》里给出了上面提到的补充之后的观点。但是,在我看来,不论是“半熟人社会”还是“无主体熟人社会”,今天的乡村都在频繁发生着“最熟悉的陌生人”的现象,往日费孝通先生所言的“熟人社会”,随着城镇化的开始而产生的乡村开放的情况下已不复存在。

3、乡村发展要将乡村治理放首位 

更简单地说,乡村对外开放的程度决定了该乡村正处在哪一个层次的乡村社会里,即乡村对外开放程度决定了乡村内部的熟悉程度的高低。在过去乡村封闭的背景下,全国的乡村社会状态似乎大同小异,都一如费孝通笔下的“熟人社会”。

今天不只是乡村变了大模样,城市也变了模样。不仅城乡之间的“熟人社会”从未被建构过,今天的乡村和城市这两个独立的主体,在其各自的内部空间,也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一如贺雪峰先生所言的,乡村社会正在以最快的速度解体,新的社会主体又没有得到最快的重构。

根据今天的乡村地理分布,乡村差异早已从过去的微小差距变成了今天的东西部、南北部之间的大差距。在某种程度上来说,南部村落所存在的社会主体解体的问题,已经并没有特别突出,也就是说,基于乡村内部机理的治理,即基于感情瓦解的治理,基本不在乡村治理的范畴之内,更多的应该成为乡村建设问题范畴之内。

而关于乡村区域的划分,贺雪峰先生认为,在过去,人通常按照经济水平的差距,将中国的乡村分为东西部。但是,如果以从乡村社会治理到乡村建设,这样的划分方式并不准确,容易将乡村片区同质的特点忽略。将中国乡村划分为南、中、北三个片区,对于解决乡村治理问题将有重要意义。

在我看来,这样的划分不仅将各个区域的经济水平差距考虑在内,也将每个地区的乡村传统习俗和不同的乡村文化考虑在内。而这样的划分模式最终给乡村带来的,不只是给解决经济发展问题和对乡村问题研究带来了便利,基于经济发展问题而有的,对人的思想解放也有极大的好处。

所以,结合以上两种不同的乡村区域划分,从目前来看,中国乡村建设的攻坚区域主要在中、西、北部。而解决这三个地区的乡村建设问题,需首先要解决它们的乡村治理问题。所以,对于中国乡村问题的解决,便是对这三个乡村区域的治理问题,其次才能进入基建期。

另外,从这三个片区的分布特点来看,目前,中、北部的乡村开放程度已处于中后期,也就是说,这两个地区,之前的乡村社会已经完全解体,新的社会体系正在初步的构建。那么对于这一地区来说,乡村治理要放在首位,其次才能进行合理规划布局,以进行接下来的更深入的乡村建设,甚至乡村重组形式的城镇建设。

从严格意义上来说,乡村治理与乡村建设并没有明显的界定,如果论述两者之间的区别,便是主次之分了。单从北部来说,以最东北部为例,它与西部又有着相似之处,思维理念依然比较保守,这个时候,乡村治理便应先行;单从中部村落来说,目前需要解决的问题便是社会体系的重构,和乡村建设的深化改革;对于南部发达村落而言,大部分村落已经和城市基本无样,同时又有过去工商业背景,走上一条工商业和旅游发展的并存之路,基本是未来的道路之选。

所以,从这点来看,关于区域的划分,应是多方考虑的结果,也是解决中国农村问题的关键。中国农村问题的重要性正如贺雪峰所言:农村是中国现代化的稳定器与蓄水池,其主要功能是保持稳定而非讲求效率。农村保持稳定,城市快速发展,农村和城市一静一动,相得益彰,这是治国的辩证法。

4、乡村治理的路径探索

在《新乡土中国》中,贺雪峰认为,虽然随着城市工商业的发展,越来越多的农民,尤其开放程度处在中后期的中部地区的农民,可以体面地进城。这时,农民属性虽然存在,但是农民数量会逐渐减少,农民将不再需要农村基本保障,且中国不再需要农村这个稳定器和蓄水池,中国现代化得以完成,中国乡村将一跃成为美国或者法国一类国家的乡村。

但是中国现代化的进程对于中国而言,至少还需要30年。那么在这至少30年的时间里,重视农村在保障农民生活和保持国家稳定方面,依然有必要。而且,中国的乡村一定是要避免西方化的。否则,属于中国乡村的“后花园”将不复存在。

那么这时,便需要重新看待中国乡村由里及表、由表及里的发展问题,中国农村问题也将成为稳定国家安全的关键。此时,探寻出一条基于不同区域、多样性的发展路子,对于今天的中国和中国乡村来说,一定是必要的。这里的必要,更多的是对农村问题的关注,绝不仅仅只是技术和基建层面的问题解决。

从现在的情况来看,解决农村问题,便是解决中、西、北部农村的问题。在过去,费孝通先生基于这三个区域,曾给出不同经济发展的路子。到今天,时间给出了最好的证明。一切都在发生,一切在发生变化的同时,新的问题也在出现。对于棘手的西部,费孝通直言,因为该地大多是多民族共同组成,那么便需要从多角度、多层面来考虑,避免一刀切,是对这片区域最好的保护。

时间飞逝,贺雪峰先生的《新乡土中国》基于中国乡村问题,提出了新思路。对于观点的争执,在个人看来,根据时代发展和社会进步程度的不同,不同的观点在不同的环境下对中国乡村发展产生了不同的效果。

于今天而言,旧社会体系的解体,给乡村带来了更复杂难解的新问题。人无信仰,则会心神不安,乡村传统社会结构的解体,加速了人在社会环境中的情绪,而情绪是情感结构中最易变异的一种。所以,今天乡村的新问题更多的则是基于人所产生的。那么,此时,解决乡村社会内部结构的问题,重建乡村社会内部新结构,则显得尤为重要,尤其对于中西部来说。

特殊的西部并没有成为彻底的“无主体熟人社会”。在这样的情况下,西部农村的发展并不能和南部发达村落一概而论,亦不能和中部地区相比较。所以,避免西部地区发展与发达村落同质化,便是需要注重的问题之关键。

所以,若西部发展为一如南部发达村落,以工商业为主的小城镇,并不适合。从南部的由原来农村发展起来的小城镇来看,这样的小城镇主要以消费服务为主,包括旅游服务行业的崛起。

对于以消费服务为主的小城镇,它首先需要的便是经济体量的达标,对于西部的大多村落来说,这将是很长一段时间需要攻克的难题。若有一天真的以最快的速度实现了以消费服务为主体的小城镇,最终可能产生的是小城镇的衰落,以及农业的不断丢失。所以,在主要以农业为生计的地区,发展工商业这样的消费服务村落或小城镇,并不是最好的选择。

然而,贺雪峰认为,以农业为主的地区,若有类似工业园区,以便利发展工商业,则可以选择行之。如此,不仅可以带动片区的发展,也可以正确的方式引导农民新价值的产生。同时,因为房地产是人们为地方招商引资而最常采取的手段,所以,这时,这样的地区便可以适当地选择之。

村庄是生产性的,并不是消费性的。所以,在工商业发展程度并不高,且以农业为主的地区,改变村落的自生方式,则更需要多方考虑,否则村落转一个圈,最后依然会回到原点,而这时的村落,便成了面目全非的模样。

但是,贺雪峰所说的外来资本的流入,尤其是富人进村,并不能真正带来乡村的发展这一观点,说得并非没有道理。今天乡村的复杂多样的问题的产生,其根本原因并不是“空心化”问题,而是“空心化”背后,乡村结构缺失的问题。

所以,乡村的治理和建设,以市场经济的方式来推动发展,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乡村问题和中国问题。而产生的结果将是,乡村本体不复存在,人对“后花园”的想象将变成永恒的记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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