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物以稀为贵”到“物以艺为贵”:传统手工艺的物质载体与价值重识

文丨宋彦成(方塘智库文旅中国研究中心研究员)

由于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类别中的手工艺/技艺本身就掌握在人的手中,因此谈论非遗离不开人。所以,在当前针对非遗的讨论中,我们更多谈论的是非遗传承的人的问题。

但是,也不应遗忘物。在对非遗的整体把握中,与“传统文化表现形式相关的实物”也应该成为讨论的对象。

这个“实物”也是有所差别的,中国传统讲万物的构成为金、木、水、火、土,而 “金”、“木”、“土”正是作为手工艺的物质载体。从狭义来说,“金”因其稀缺难得而人贵之,因此在可见范围内“金”的经济价值高于“木”和“土”,三者被人为赋予了高低贵贱。但是,当“土”“木”被施诸于手工技艺后,使得物理的物成为文化的物或美学的物,那么就未必会劣于“金”。

相比于“金”,过往非遗传承的问题主要出现在以“土”、“木”为物质载体的手工艺,那么,值得追问的是,以“金”、“土”、“木”为载体的手工艺之间的差异是如何呈现的?时至今日,在机器和大文旅时代,当非遗进入大众视野,以“土”、“木”为物质载体的手工技艺正在被重新审视,其价值也在经历被重塑。

当传统手工艺遭遇频危动物

 珠玉金银历来因其稀缺而备受推崇,甚至金银还承担有货币的功能,如此,金银首饰就不仅仅是艺术品,还具有储备功能。古话说:“盛世藏古董,乱世存黄金。”因此,首饰的价格也就随着国际黄金价格的波动而涨落。

加诸于其身的手艺也使得以其为物质载体的手工艺品(首饰、摆件、日用器具等)价值倍增,或是大师手作,或经手名家,“书画金石之藏出公家者,人皆珍之”(清《睢州志·浮香阁绝句十七·袁参政枢》),以至于成为收藏品或古董。

物以稀为贵,“故天子藏珠玉,诸侯藏金石,大夫畜犬马,百姓藏布帛。”(《大戴礼记·劝学》)。当物被构建成为权力的象征,借由精英命名的方式推波助澜,使得社会阶层以物的形态显现出来,或者正是物本身参与了社会阶层的区隔。在对物的研究中,众多学者纷纷指认物的反向作用。

珠玉金石,后世将其定义为奢侈品(Luxury),体现在非物质文化遗产类别中的传统手工艺(技艺)及“组成部分的实物”中,主要是以贵重金属、玉石翡翠、象牙名木等材质手工制作而成的“物”,其消费对象往往非富即贵,而奢侈品概念的提出即是针对相较于购买力不足的人而言。简而言之,是作为奢侈品的物在左右人们的消费行为。

这样以来,我们经常遇到的情况是,某一类手工艺品隔绝了大多数群体。譬如牙雕,尤其是当拯救濒危动物行动遭遇传统手工艺。在第七届国际濒危野生动植物贸易协商大会上,公约协议国通过了“禁止象牙和象牙制品在国际贸易中流通销售”的联合协定,作为其成员国之一,我国传统牙雕技艺面临传承技艺无物质载体而难以传承的绝境。

当然,在2007年联合国野生动物会议上,中国又被获准在严格条件的约束下,从四个非洲南部国家进口象牙。如此,在历经起伏涨落后,牙雕技艺传承虽可以为继,但势必造成其制作产品隔绝于大多数消费者群体,而这绝非仅仅是个案。

对于永远在制造差异的精英群体来说,在大机器时代手工艺之下的“金”的传承或许不是问题,但问题在于以“土”“木”为物质载体的手工艺,其价值重识的逻辑又是什么呢?

从“物以稀为贵”到“物以艺为贵”

在对手工造物的研究中,生产与流通的环节也被视为物的生命所在。物正是在制作的过程中丰富了其自身的文化意涵,并且从原材料跨度为艺术品。譬如,景德镇瓷器、宜兴紫砂壶等,倚靠高岭土产地,因此其原材料并不难得,且成本较低,但在原料加工、泥坯塑制、赋釉以及煅烧等四大工序后,土变瓷,价值陡增。

在大机器时代,正是手工生产的器物使得其与众不同,对于那些固守传统手工艺的人来说,也就成为抵抗机器制造最后的勇士。

对于手工艺的传承者来说,传统手工艺作为一种生产方式代代相传,成为连接其与先人记忆的媒介载体与情感寄托,而“土”、“木”是作为媒介的媒介,因其本身的调性就是传统文化、乡土社会与民间叙事。

此外,鉴于物品的文化属性使得增值成为可能,在流通的过程中,更是与其拥有者或收藏者构建彼此。或人因物而显耀,或物因人而价值倍增。事实上,无论是陶瓷,还是金石学或考古学研究范围内的青铜器、碑石、竹简、甲骨、砖瓦、兵符、明器等文物,其价值更在于蕴含其中的历史文化信息。

生产方式的不同也造成“土”“木”的不同命运。

如此,需要回答以“土”“木”为物质载体的手工艺如何被赋予价值。比如石雕、砖雕与木雕旧时为富贵康乐之家所有,但是其本身物质载体并非贵重金银,而是砖石或木头,低收入家户也可消费,在加诸雕刻技艺之后,身价大涨。

手工造物也就越发成为阶层社会的区隔标志,并在阶层壁垒消除后成为效仿的对象。在富裕阶层的推波助澜下,对于特定物品或手工艺品的消费趋之若鹜。在大理剑川白族民居中门窗多有木雕,从现存明清民居来看,木雕主要集中在士绅商贾府上,其余百姓民居则很少运用到木雕装饰。

在方塘智库看来,正是手工技艺本身的方式赋予器物以不同的价值。就像倡导实践理性的美国学者萨林斯说的,“物品的生产同时也是在进行象征性的生产与传播的首选方式”。不同手工艺的生产方式生产了不同的阶层,甚至是族群的标记符号,以及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地域化差异。在此类物品生产、流通之时所附带的价值就在于可承载符号,这也是手工的价值所在。

生活器具变成工艺美术品以后

 随着现代化进程中社会转型、技术进步以及观念变迁等原因,使得非物质文化遗产被提上保护的日程。手工造物进入一个新价值时代。非遗的物质载体开始被重新审视与判断,过往高低贵贱分明的隔阂正在某种程度上得到平衡。

非遗在当今的社会语境中越来越被重视,比如出自大师之手的木雕或泥塑手工艺品并不比珠宝艺术品逊色,至于历来注重名家出处的书法或陶瓷拉坯技艺更是如此。

甚至,如陕北剪纸、天津“泥人张”等更是从籍籍无名的民间手工艺品一跃成为备受关注的文创产品,以及各类原材料为竹子(木)的乐器,如笛箫、羌笛、芦笙以及葫芦丝之属原本售价低廉,但在今日也突然之间价格暴涨。

以我最近调研的苗族芦笙为例,云南大关“杰峰芦笙”在形成品牌之后,至2016年已将价格定位在500元以上,超出多数当地苗族群众的购买能力范围之内,成为名副其实的奢侈品。

在许多外人的观念中,认为有所不值,“不就几根竹子组装的么”。但在我们看来,当制作芦笙材料难觅,运输成本增加以及手工制作耗时费力等原因,售价水涨船高在所难免。

在非遗的不同门类中,变化最为明显的是乡土社会中的手工艺品,已经从生活器具走向工艺美术品。如各地竹编、柳编、草编等。

据云南昆明一竹编艺人所言,有人曾以一辆宝马轿车换其作品“竹篮打水”,但被其拒绝。另外,如天津“泥人张”走上大学讲台,为师生授课,传统手工艺的价值重新唤回,并且有极大的现实回报,这很大程度上是非遗传承的根本。

但是,当传统手工技艺工艺品化,对于其文化持有者的传承来说并非全是善事。比如羌笛,均价200元钱左右,超出当地大多小学生的支付范围,限制了传承的人群范围,因此当地部分业内人士呼吁从材质上改进羌笛,以金属和塑料制品代替。

再如苗族芦笙,现今主要销售对象是各地各级苗族协会或者政府采购,个体消费者极少。其一是芦笙使用寿命较长,更新换代的情况很少,其二是芦笙演奏技艺人群在萎缩。

传统技艺的工艺品化正在将传统手工艺的消费人群导向其他群体,其主体是政府或非政府组织、旅游人群、行业群体以及私人或企业收藏者。这是值得警惕的。

当然,随着国内人均收入的提高,传统理财观念的转变以及文化消费时代的到来,对于手工艺来说又何尝不是一种机遇?只不过,同时应引发思考,当非遗的生产者与消费者不再对等,那么非遗的保护与传承该如何进行?

非遗中国的逻辑

中国之美,非遗发现。方塘智库“非遗中国的逻辑”系列,致力于通过对非物质文化遗产这一散布于中国大地上“最安静的风景,最沉默的文明”的寻访和思辨,寻找中国文化的基因,表达中国故事的灵魂。

注:本文作者首发于方塘智库,版权所有,转载请获得授权。授权请联系:xufengchao@ftzhiku.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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