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的非遗保护才是鲜活的?

文|宋彦成(方塘智库文旅中国研究中心研究员)

2016年9月21日至25日,由文化部和山东省人民政府共同主办的第四届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博览会在济南国际会展中心举行。本届博览会以“非遗走进现代生活”为主题,通过展陈、比赛、体验等形式,全面展示近年来中国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传承工作的新进展和新成果。

本届非遗博览会主要内容有:传承与再创造——传统工艺精品展、中国非遗传承人群研修研习培训计划成果展、非遗保护学术成果展、各省区市非遗项目展、传统工艺振兴论坛、传统工艺项目比赛、民歌大赛、手工艺现场体验、非遗大舞台、国际及港澳台手工艺产品交易展、传统工艺制品、非遗衍生品展示交易以及美食大集等12项活动,展示面积总计45000平方米,展出非遗作品14000件,涉及非遗项目近千项,参展人数3800余人,参观人数达48万人次,交易额4000余万元,是历届非遗博览会中内容最丰富、规模最大、参与人数最多的一次。

在两年一度的博览会筹办模式中,如何积聚大量的人气以及让公众对非遗有更深入的了解,使非遗激起人们对于寻根的强烈意愿和行动是其目的所在。但如何让非遗真正走进现代生活,不只是我们所见的那么简单。那么,我们又该如何疏浚非遗与现代生活并流的河道。

非遗的原生态和发展之辩

何为非物质文化遗产?根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定义:非物质文化遗产(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指被各群体、团体、有时为个人所视为其文化遗产的各种实践、表演、表现形式、知识体系和技能及其有关的工具、实物、工艺品和文化场所。各个群体和团体随着其所处环境、与自然界的相互关系和历史条件的变化不断使这种代代相传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得到创新,同时使他们自己具有一种认同感和历史感,从而促进了文化多样性和激发人类的创造力。

按说,非遗即是关于记忆的口头表述并身体行动的轨迹和美学产物,以及丰富仪式过程的记录。鉴于大脑记忆的有限性,人们便始终在对抗易于遗忘的人体机理,不间断的口传心授、符号记录以及作为展演的身体表达都作为非物质文化传承的有效方式。但也因着记忆的不稳定性与传承环境的时空变动,造成非物质文化遗产始终在流在变。但是,在两个时间节点之内,非物质文化遗产因为自我或他者的讲述和书写而固定下来,成为他者想象与印象形成的根源,所谓“传统”与“原生态”的情结便据此而立。

就非遗而言,国内外学者都经历过论辩与反思的过程,缠搅在原生态主义和传统再造论中各不相让,而最终却以后者的暂时性胜利而作罢,不过至今仍有不少人对原生态还抱有执念。固然,在发展中保护与在保护中发展都让非遗跳出被围观的空中楼阁,越来越多的人赞成一个想象中遗世独立的村庄确实需要一条马路。在响遍全国的“要致富先修路”的发展口号中,终于被标签为“传统的”、“原生态的”村寨为外界精英所票决。

路通了,传统与原生态的文化被打破了,保护与传承的口号随之响起,国内国外皆然。在诸多冠名“发展”字样的学科方向中,对传统文化或非物质文化的发展普遍持肯定态度,认为“发展才是硬道理”,“发展是第一要义”。日本学者吉田茂在《激荡的百年史》一书中明言:“民族文化的价值和意义首先是对于我|者的选择评判的标准,首先必须是我者的生存与发展的需要,而不是保存人类的文化多样性的需要或对他者的文化借鉴意义的需要。”

无疑,生存与发展是非物质文化持有者与从业人员在日常生活中不可避开的问题,其后才是传统文化或非物质文化的传承与保护。当然,这样的担忧主要源自长久以来非遗生存境遇的不堪,甚至面临濒危灭绝的文化事项也不在少数,尤其是随着年长的传承人故后就此失传。那么,是这一项手艺不足以养家糊口么?或是说,从事某一类工作必定陷入贫穷的泥淖?(方塘智库将推出后续文章,专门论述手艺之间不对等关系。)

在建设小康社会的扶贫工作中屡受挫折的政府开始反思究竟是什么造成贫困,是贫困的资源还是贫困的文化,抑或是贫困的人?于此,“文化贫困”的概念因时因地因人而生,文化扶贫正是在这样的调研过程中得以确立。简而言之,文化扶贫就是通过科学文化的普及和思想道德教育的提高,树立新风和塑造新人,形成文化力以反作用于经济,促进经济发展,最终实现脱贫致富。如此,贫困的产生源出于民众在现代科学文化素养的缺失与匮乏,而过往传统文化制约经济发展的说辞未免言过其实。其实,非遗保护与传承的提出早于文化扶贫,可以说文化扶贫基本上排除了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参与,那么非遗在今日文化扶贫过程中的位置何在?以及作为有别于物质文化遗产的非遗其保护有何特点?

非遗保护如何遭遇商品化

的确,非遗的保护与传承在近些年国家和社会的大力支持下其成就有目共睹。文化部副部长项兆伦在出席2016年8月爱丁堡国际文化峰会并发表题为《中国保护文化遗产的实践与经验》的主旨演讲,他指出,在近年来的工作的理念有三:一是在提高中保护的理念,二是走进现代生活的理念,三是见人见物见生活的生态保护理念。在此三理念的指导下,开展了一系列的工作:

一是加强对遗产持有者和相关从业者的培养。首先,中央财政补助国家级代表性传承人每人每年2万元人民币传承活动补助经费,出资建设了96个非遗保护和利用设施,今后五年还将再建200个。目前,中国各地已有非遗传习所、展示馆(室)8720处。2015年起,文化部和教育部启动了“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群研修研习培训计划”,委托大学对遗产持有者和普通从业者开展培训,提高他们的学习和传承能力。

二是推动传统工艺振兴。针对纺染织绣、陶瓷、漆器等传统工艺类非遗项目,提出了“生产性保护”方式,借助生产、流通、销售等手段,在生产实践中激发遗产自身的生机和活力。自2011年以来,建立了100个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生产性保护示范基地,举办了多次全国性展览展示活动。2015年,启动了“振兴传统工艺”工作,通过建立振兴目录、培训相关从业者、加强理论与技术研究、支持企业和大学与手工艺人合作等多种方式,明显提高传统工艺的传承发展和再创造水平。目前,传统工艺振兴已经写入了中国政府的工作文件,我们将着力推动传统工艺传承水平迈上新的台阶。

三是进行整体性保护。2007年起,中国先后在历史文化积淀丰厚、存续状态良好,文化遗产价值突出、特色鲜明的区域,设立了18个国家级文化生态保护实验区,支持地方政府把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和其得以孕育、滋养的人文环境一起保护,促进文化遗产与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项兆伦说,“我们的目标是,帮助各个生态区形成自己的特色,使各个生态区真正成为遗产丰富、氛围浓厚、特色鲜明、民众受益的区域。”

不难看出,政府在非遗保护的过程中的引导角色担当,正是在国家政策的大力支持下,非遗在全国范围内自上而下开展地风生水起。从长远来看,非遗的三大理念正是深植于非遗的生长环境,政策法律法规的后勤保障、专业机构的分级设立、市场的领跑以及国际国内非遗保护氛围的营造等,都让中国的非遗保护与传承有了切实可行的现实依据。何况,在起步较晚的非遗保护工作中,中国可值借鉴的国外成功经验或前例源源不断。

譬如,在法国,重大文化遗产项目由文化部进行评定,其具体保护工作由文化部下属的历史纪念物基金会、文化艺术遗产委员会、考古调查委员会等非政府机构合力完成。这些文化团体的管理范围囊括了法国重点文化遗产将近50%的份额,另外近一半的文化遗产交由地方一级文化部门进行管理和保护,只有不5%的重点文化遗产是由文化部直接进行管理的。

方塘智库认为,在未来私人或非政府组织的经营管理模式无疑将为非遗的保护与传承注入了活力因子,使得社会各方力量参与其中并探索保护与传承方式方法的多样性。

在第四届非物质文化遗产博览会上,“非遗走进现代生活”,是要抛弃过往以非遗与现代生活互为他者的思考路径,而变之为将非遗融入现代生活。在中国非遗传承人群研修研习培训计划成果展中展出大量院校与非遗传承人合作的创新精品之作,通过现代设计方案与传统手工艺人的实践操作融合,全新创制出符合时代要求的大众文化创意产品,比如清华大学“传统对话传统1+1创新作品”:苗绣(龙禄颖)+清华导师(李迎军)=苗绣领带“煌”系列;北京景泰蓝(李静)+蜀绣(肖华)=净水莲;钧瓷(刘红生)+青海银铜器及鎏金技艺(何满)+塖州竹编(吕成)+(徽州漆器)(俞均鹏)=缘,不一而足。如此,以“1+1≠2”的思维模式创造设计的文化产品,不但打破传统样式,迎来新的审美体验,为日后非遗市场化/产品化作出了探索性的尝试。

若要盘活非遗的棋局,除了遭遇商品化,别无他途。在方塘智库看来,中国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终将步入市场,并且在市场的商海之中浮浮沉沉。

文化旅游中的非遗质感

据统计,以“非遗”命名的注册公司在全国范围内寥寥可见,且其注册时间以最近三年最为集中。以北京、上海、广东为例,作为经济文化的核心区域,其非遗注册公司北京与广东各有五家,其中上海只有一家;另外,非遗大省云南以非遗命名的注册公司只有区区三家。而且,纵然冠有“非遗”字样但其经营内容并不以非遗为主打产品,至少尚未完全形成产业链。在国家工商总局全国企业信用信息网的检索中,2016年9月之前的数据中的确难以发现非遗在中国的产业有做大做强的迹象,更何况多是处境艰难的小微企业。当然,这样的数据获得本身并不科学全面,只是作为中国非遗生存的一个面向。与文化产业的欣欣向荣相比,非遗并未以一个整体形象深入人心,对于其在文化产业中的位置锁定至关重要。

中国非遗也正渐成气候。例如在本届非遗博览会上,众多与非遗相关的工作室、工作坊、合作社或传统文化公司如雨后春笋般出现在大众眼中,而其负责经营者多头顶非遗传承人或工艺大师的冠冕,这也在某种程度上说明非遗在时下活力无限,从前关于非遗或同濒危灭绝动物位处险境的舆情不攻自破。但也要注意到,长久以来,非遗为政界及学术界关注点始终徘徊在“传承”与“保护”之间,尤其是在当某些非遗项目面临传承人垂老,而其技艺要么青黄不接,要么后继无人的境况下,抢救性的记录保护便很迫切。对于部分非遗项目而言,其生存境遇良好,比如事关衣食方面的内容,传承与保护起来就比较容易。而对于工艺美术作品,比如多数手工作品,完全可以同奢侈品竞争并占有市场。

当前,一方面这些非遗的工作室或合作社如何走向正轨,改制公司或资本渗入该如何在顾全保护的基础上进行?小作坊的传承与模式是否还可行,都需要继续探索。另一方面,在国家倡导全域旅游的背景之下,全力整合区域内旅游资源,而以非物质文化遗产为重要体验消费经济的资源来说其使命巨大。如何打造全域旅游,事关将全部现有以及潜在的资源打通盘活,要山有山,要水有水,形成一个自足的生态文化景观,而非遗的景观营造必须要见人见物见生活。在体验经济勃兴,文化旅游全面到来之际,非遗从业者将大有作为。

在方塘智库看来,未来的中国文化产业中,非遗及其衍生品将占据半壁江山,而以其为元素的表达将无处不在。不过,前提是非遗能够在过往处于低位的民间话语权力关系中翻身做主,至少需要巨大的表达空间并赢得表达权力。这就需要国家从战略层面上加以支持,政治文化精英(包括民族传统文化的代言人)以及非遗的持有者(不光是非遗传承人)的积极奔走,而这样的文化自觉需要基础牢固的物质条件支持。简单来说,就是唯有在衣食无忧之后非遗才能接续,后继有人。

如此,非遗才能实实在在、鲜活地存在于人们的头脑之中。而这不仅需要营造一种符合现代人群的美学想象与空间,还迫切需要找回民众关于非遗的认同感,还非遗于民。而无疑,认同感的产生起始就是非遗的大放光彩的时候,那么在未来就不仅仅只是靠注入活血才能续命,非遗注定是要迎来“酒香不怕巷子深”的黄金时代。然而,如何做到酒香,不但要有高超的酿造技艺,还需要具备创造创新的思维,适时把握不同人群的口味。此外,不应将非遗完全等同于商品,毕竟时至今日,“文化搭台,经济唱戏”的老路不宜再走,韩国非遗过度商品化已是前车之鉴。方塘智库认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发生宜应时应地应情应景,避免将反季的“瓜果蔬菜”端上餐桌,尤其是直接关乎文化旅游的体验质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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