固安的启示:边缘地区与中心城市的全球化再表达

文| 张五明(方塘智库区域战略研究中心主任)

边缘地区的全球化可能

5月17日,一场以“从硅谷到固安”为主题的对话再次引爆媒体对固安的关注。

当日对话现场的嘉宾亦包括了河北省省长张庆伟带队的河北高层、清华大学党委书记陈旭、工信部原副部长杨学山、以及包括美国天使投资联盟、湾区委员会、硅谷银行等硅谷相关机构高层。

不止于此,在国家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将出、全球进入创新经济新时代、国家新型城镇化战略持续推进、中国县域经济新崛起等多重背景下,固安在全国舆论场中,别说是和其它县域相比,纵然是和滨海新区、中关村、深圳前海等明星地区相比,也算是占尽了风头。

这座被描述为北京天安门正南50公里的小城,在本世纪迎来了其历史上发展最快的时期。经济总量从河北排名倒数跃升至全省第五,2015年中国社科院发布的《中国县域经济发展报告》中,固安入围经济发展潜力十强以及全国县域经济竞争力百强县。其政府财政收入近五年平均增长率达到45%。

这样的发展可谓是逆势增长,其背后是中国县域经济同期普遍遭遇经济社会深度调整之挑战:过去十年,伴随中国城镇化的快速发展,人口从乡村、县域大规模涌向中心城市,在资源、要素、公共服务配置不均等的情况下,中国的县域经济在改革开放后第一次遭遇危机,要素的加速流失往往让一个县委书记在谋求发展时显得捉襟见肘;有些占据区域优势的县城,尽管依托之前房地产经济的拉动实现了经济快速增长,但地产盛宴散去,徒留“一地鸡毛”。

对比之间,固安的样本价值凸显。当我尝试在在一个更广的时间维度审视其发展历程的时候,对其发展模式的解码可以概括为:以园区为载体快速进入工业化;以市场化手段通过资本干预构建起高端产业集群;产业链向上游延伸至技术研发和成果商业化;完善配套设施、公共服务、人口和产业政策,致力于成为一个具有持续自给供血能力的幸福城市。

而且,在产城融合发展成为共识的背景下,固安一路走来,对于中国新一轮产城融合发展的独特价值启示还包括:固安要素的吸纳范围从发展伊始的周边尤其是北京地区,再到全国范围,再到现在开始整合硅谷、以色列等全球科技成果来推动本地区域经济转型升级,实现资源要素的全球化配置,并通过对全球创新要素的整合,依托其区域内集聚的产业基础和全球市场,为区域和城市赢得全球产业链影响力,这将成为越来越多城市的必然选择。

小城市的另一扇门

作为中国传统地域概念下边缘之地的固安,何以经过十几年的发展变成全球前沿的创新科技与中国对话的场所?

在传统的针对区域经济发展分析的逻辑和框架下,盘点可能影响固安区域发展的外部要素,一般而言很难得出乐观的结论。不过,基于互联网对全球资源再配置产生深刻影响、中国外向型经济走入新阶段、互联网对商业模式带来重构、全球金融危机后新一轮创新经济方兴未艾等多重背景下,固安今天所正在做和将要进一步做的事情,无疑会带来更多的启示和观察价值。

在传统的区域经济发展分析中,区位对于一座城市的影响往往是决定性的。分析固安的区位条件,很难称为优良:不临海,无港口,很难发展对外贸易等外向型经济;属于县级,在行政权力主导资源配置的经济体制中,其对市场要素和政策红利的获取不占优势;虽然毗邻首都,但北京过去的发展一直是吸附能力大于辐射能力,更何况河北与北京之间还存在巨大的行政、产业鸿沟。

不过,经济的全球化、全国消费市场的开放以及信息技术的快速发展,给中国城市和区域发展打开了另一扇门:在基础设施完善的情况下,任何一个地方都可以跨越地理空间的局限,实现更大范围内的资源配置。

固安所实践的就是以市场的力量在全国乃至全球范围内整合与吸纳产业资源,在产业链条与消费市场打通的基础上,又可以在全球范围内利用科技资源,再通过孵化和转化服务于产业链,并投入消费市场,形成从研发到交易的商业闭环,从而让固安以产业之实与硅谷对话。

而下一步,固安能够给我带来的另一个惊喜可能是,以城市之名实现与全球的对话。

传统的城市和区域发展经验显示,如果要占据产业链的上层,需要高层次的人才结构支撑。而人才往往选择落户市场规模更大、机会更多的大城市,中小城市的人才吸纳能力就显得很薄弱了。

但这样的情形正在改变。一方面,消费市场从区域性逐渐转变为全国、全球性,人的择业城市已不必与地域挂钩。比如,我的一位做互联网的朋友的选择就很有代表性。2010年,他的企业从成都注册,并顺利度过初创阶段,进入瓶颈期后,他几次给我打电话想把企业搬到北京,理由是“氛围更浓,机会更多。”最近,他已打消了想法,“平时混混创业微信圈,没事到中关村考察考察,都是全国市场,有了点子,成都反而有运营成本更低的优势。”

另一方面,我很赞同工信部原副部长杨学山先生在2015创新中国峰会上的观点,创新人才模式正在发生改变:由原来企业科研部门主导转变为能为企业做出贡献的用户和全球研发人员。

众所周知,苹果公司的核心竞争力之一在于建立了一个全球开发人员都能为之服务、为之获利的生态系统。固安也得益于平台战略:从发展中期搭建以国内市场为主的产业平台到现在具备将全球科技资源转化为商业价值,一个全球范围内的人才资源配置纽带逐渐形成——本地人才结构的局限也慢慢弱化了。

此外,还有资本渠道和服务能力的变化。在一个完整的产业孵化链条中,技术创新、产品研发、推广营销再到市场交易,如果要做大体量和市场份额,都离不开金融资本的扶植。在中国早期市场经济中,无论区域还是企业要想获益于资本,主要来自上级政府扶持资金和银行贷款。在经历三十余年的财富积累后,今天的中国已经拥有了体量巨大的存量社会资本。并且,随着政策的融通,社会资本的活跃度正在大大增加。

固安的开发很大程度受益于社会资本。牵手民营企业华夏幸福后,基于共同的利益诉求和较完善的规则框架,固安不断吸纳新的社会资本服务于实体经济,大大缩短了产业的孵化周期。

创新让任何城市都可能成为世界的中心

仔细分析固安的发展模式,可以看到在经济发展外部环境的深刻变革中,通过一系列基于市场导向的创新行为这座小城找到了这座小城在全球产业链条中属于自己的位置。

这些创新行为不仅包括以科技创新带动产业链的高端化,还包括在不同发展阶段以政企合作模式、资本干预、产业和城市产业布局为代表的制度、政策和服务能力超越传统观念的突破。

它给中国许多城市带来的启示之一是:在经济全球化、新工业革命的背景下,自然资源的匮乏和缺乏竞争力的区位已不再是一座城市发展缓慢的藉口,通过在技术、制度上的综合变革,任何一座角落里的城市都具有了向世界say hello的权利,所谓边缘地区和中心城市开始面临全球化再表达,在地理空间上将不存在绝对的边缘地区,任何一个地方都有可能确立自己在全球的中心地位。

而在一个地区进行全球中心位置的寻找中,创新的意识、潜力和环境尤其重要。

创新的潜力在于找寻新的要素优势。当区位、自然资源等要素不再是决定发展的全部因素时,新的优势归纳起来可以理解为体现这座城市相对唯一性的资源。

在从互联网时代,一座城市的唯一性(或者排他性)资源将获得以往从未可能获得的与世界接口的机会。一项种植技术、一项手工艺都可能在全球产业链条中实现社会、历史和商业价值的最大化,并且有可能成为驱动该城市和区域发展的引擎。

当然,相对唯一性资源不仅体现在某一项具体技术,也包括很多其他因素。本世纪以来,世界上有很多小城都实现了这种区域价值的全球性放大。比如硅谷,70多年前一个晶体管企业和一所大学摩擦出的火花,构筑了硅谷在全球信息产业上的塔尖地位。或者如日本筑波,基于其科教优势,一度成为日本参与全球科技创新的支撑之一。甚至在斯图加特内卡河流域分布的一系列德国小镇,家族化制造企业与宝马、西门子等巨头共同织就了德国在全球制造业上的影响力。

固安亦如是,产业集群及其背后庞大的消费市场构成了这座小城市吸引全球的相对唯一性,再通过基于市场导向的多元创新实现价值放大。

在今天这样一个互联网时代,城市生长的路径已经变得非常多元,如何以创新的方式让城市与世界对话,不是城市要不要做的问题,而是必须要做的问题。而固安既有的发展现实和接下来的发展未来,或将带给我们一个提示:当中国进行新一轮全球对话的时候,城市作为新兴的最能代表中国发展现实和未来的载体开始走上前台。而且,全球对话的场所会越来越多的发生在中国,全球看中国、全球对话中国,这就是正在发生的本轮全球化的特征之一,对包括固安在内的中国多个城市区域而言,对城市和区域产业、文化和品牌的思考,不是要不要全球化思考,而是必须要全球化思考。

(在国家《京津冀协同发展规划纲要》出台背景下,方塘智库将推出“重塑京津冀”的系列分析性文章、调研报告以及举办多场沙龙,以推动规划纲要的实践落地。)

(注:本文为方塘智库原创内容,转载请获得授权,授权请联系:xufengchao@ftzhiku.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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