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津滨海新区将是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最大红利获得者

文 | 叶一剑(方塘智库创始人)

【一】

4月30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通过了《京津冀协同发展规划纲要》,明确指出,推动京津冀协同发展是一个重大国家战略。战略的核心是有序疏解北京非首都功能,调整经济结构和空间结构,走出一条内涵集约发展的新路子,探索出一种人口经济密集地区优化开发的模式,促进区域协调发展,形成新增长极。

回顾过往一年以及京津冀协同发展之理念倡导的漫长历程,此规划的出台可谓是千呼万唤始出来。

至少在十年之前,在学界和舆论上就多有针对京津冀协同发展的呼声,其逻辑多为通过行政指导,实现市场化的资源再配置,协调会议开了无数,联盟性质的组织也成立了不少,甚至具体的规划文本研究者都生产了一版又一版,但终未有实质性明确突破。

去年2月份,习近平总书记对京津冀协同发展公开表态以后,针对京津冀协同发展这一主题,不仅舆论汹涌,而且在交通、产业和生态等方面,国务院和三地官方,多有互动往来,签署了一系列合作协议、出台了一系列具体规划,也推动了一批具体项目。其带有顶层设计性质的战略规划文本的出台明显加速。

但值得注意的是,虽然之前不断传出国务院层面的协调发展总体性规划政策文本即将出台的消息,且给出了多个出台时间节点,但最后都被证明是子虚乌有。

对此,外界多给出两种解释:一是被认为京津冀协同发展的顶层设计,因多方利益博弈而未能达成总体性共识,因此难产;二是在顶层设计出来之前,国家与京津冀三地官方也乐见先通过三地区域间彼此合作,以及从产业和行业角度先行协调发展两个决策逻辑出发,进行务实的协调发展。

所以,我们看到在所谓的顶层设计的政策文本出来之前,有多个具体规划和项目合作完成,这些合作大多还是基于对长期困扰三地协同发展之掣肘深刻的理解所制定,但也有很多是迎合决策者的临时、功利之举,从合作一开始,就注定夭折。此时规划纲要一出,有些投机性、营销为导向的合作规划,底裤尽显。

【二】

尽管该规划纲要化解京津冀内部发展不协调、不均衡的战略导向明显和明确,但考虑到互联网、全球化、金融化等深刻影响,全球经济在区域布局上之前”节点崛起辐射周边”的模式开始被突破,传统经济地理和产业集群所推演出规模经济和范围经济的逻辑受到挑战,无论是京津冀三地还是京津冀地区作为一个整体,寄望通过内部协同发展以纾解该地区发展之困境都是不现实的。

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早已经不仅是京津冀三地的发展战略。

总体而言,对于京津冀协同发展,至少可以从以下五个角度或者说维度来审视本轮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规划:

第一,战略维度:跳出京津冀看京津冀协同发展。这是首先要正视的。对国家在这个时间节点提出京津冀协同发展,虽然可以理解为有纾解北京大城市病、推动河北区域经济发展失衡和经济转型升级、推动该区域形成新的增长极、天津城市升级的意图,但从全国的区域经济版图来看,通过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将推动京津冀城市群的升级,并通过大物流、大航空、大交通以及核心产业链价值构建和文化影响力传播,将京津冀城市群打造为可以与长三角城市群、珠三角城市群比肩的三大城市群之一,带动华北、西北、东北地区的外向型经济发展转型。

而且,应该注意到,本次京津冀协同发展的战略提出,并非孤立的,而伴随“一带一路”和长江经济带同时提出的,中国国内的区域发展和对外开放将实现完全的规划对接,沿海地区通过京津冀、长三角和珠三角片区经济一体化形成三足鼎立,再通过丝绸之路经济带、长江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等带状区域经济一体化,实现东部沿海与西部内陆之间的互动,以及欧亚大陆之间的互动。

至此,中国内部区域经济战略布局和对外开放战略布局之间,实现统筹并进,完成终极之选。再进一步延伸,考虑到互联网对全球经济融合的线上推动,线下由制造、交通、规划等驱动的区域经济与线上由金融、信息、价值观等驱动的虚拟经济将实现全球城市和经济的o2o(Online To Offline).

第二,城市维度:滨海新区将成本轮京津冀协同发展的最大战略红利获取者。对于本轮京津冀协同发展的战略红利分享,一开始更多的观点是基于拯救者思维提出所谓纾解北京城市发展困局,河北将成为京津产业外溢的主要承接之地,并为河北带来千载难逢的产业承接和城市崛起机遇。

但在我们看来,本轮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的最大红利获取者将是滨海新区,无论是从交通基础设施、城市基础设施、出海口条件等方面,还是从实际的战略意图和最终的战略落地,滨海新区都将成为最大受益者。

我们甚至认为,这次所谓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规划,很大程度上将呈现出对中国上一个政经周期中对滨海新区集全国力量进行打造的战略延续,这一方面是因为无论是国家还是目前京津冀协同发展领导小组的主要负责人,都不希望滨海新区重蹈曹妃甸开发的覆辙,另一方面,就目前国务院京津冀协同发展领导小组和办公室人员的配置,也可窥之一斑。

另外,从城市维度看,在本轮京津冀协同发展过程中,无论是出于北京非首都核心功能的纾解,还是落后地区的发展,都将催生一批卫星城的诞生。保定、固安、崇礼、滨海地区等都将获益于此逻辑。

第三,产业维度:交通、环保先行。对任何一个地区的协调发展和一体化进程而言,交通一体化都是基础。而且,对于京津冀地区这样一个所谓协同发展更多体现为存量产业从优势地区向劣势地区转移的协同发展样本而言,交通走廊的价值尤其重要。

所以,未来这一区域内的后发地区,在区域内交通布局中的节点地位确立就尤其重要,交通布局到哪里,哪里将得到较大的发展机遇。而首都二机场、天津港、区域内快速铁路网是关键性节点的关键性影响因素。

另外,环境治理逻辑将贯穿京津冀协同发展的始终,而且,这一逻辑将更多的表现为对三地经济产业布局的制约性因素,如果对于区域内后发地区而言,还沉浸在承接落后产能以拉动经济增长的话,就太陈旧了。

第四,政策维度:大自贸区、财税体制、公共资源外溢。在基础设施之后,在行政区划无法大幅度调整的背景下,通过单项政策改革和鼓励性资金支持等手段推动利益各方协同发展,将成为比较可行的办法。

尤其值得关注的是,京津两地医疗、教育、法律等公共资源在三地的协调布局,将成为推动地区协调发展的关键性的动力,而对于已经具备了区域发展的基础性条件的滨海新区以及河北多个地区而言,如何推动京津地区的公共资源资源落地,将成为抓住本轮发展机遇的重要关键

还有就是,被热议的大自贸区申报,这将成为京津冀协同发展中,含金量比较高的政策改革了。此前见诸媒体的公开报道中,京津冀三地联合申报自贸区的频繁出现,我本人也一度看到过河北方面自贸区申请的文本,但后来批复的结果现在已经很清楚了,自贸区落地天津滨海新区。

第五,市场维度:协调发展基金和跨地区并购。除了战略层面和政策层面的推动之外,更值得重视的力量就是市场并购,而且,这种并购整合不仅体现为三地企业间的并购整合,更体现为对带有战略性的基础设施和关键性行业的并购整合,比如以天津港为龙头的京津冀地区港口资源的并购整合,以前不可能想象的,现在可能会变为现实。另外就是,中关村在京津冀地区的园区化扩张,还有传统的飞地发展模式等。

【三】

对于规划纲要所提出的战略核心,除了”疏解北京飞首都核心功能“以及由此引发的限制甚至驱赶人口的的想像之外,更为经济界和投资界关注的恐怕就是“形成新增长极”的问题了。

对此,我们的看法非常明确,天津滨海新区将成为最大的赢家。

如果说之前在讨论环渤海乃至北方经济增长极的时候,区位还是比较关键性因素的话,那么,在今天,比区位更为重要恐怕是已经形成的大势。

就规模经济而言,在北方地区,天津的优势已经非常明显,而作为天津经济布局的重点,滨海新区的经济规模已经超过天津市的一半以上,而且,天津经济增速主要是由滨海新区拉动。规模效应尽显。

更为重要的是,作为北方经济的出海口,在上一轮港口竞争中,天津港通过建立北方地区大通关建设协作机制,开始了港口的全国性战略布局,在北方地区各物流中心城市和过境运输边境口岸建设内陆无水港。经此一役,天津港已经跃居全球第四大港口,其临港产业和航运腹地已经绝对领先,其北方第一大港的地位已经奠定。

记得两年前去天津滨海新区调研时,与天津港的相关负责人沟通,基于天津内陆无水港战略的成功,考虑到现在滨海新区发展新阶段需要很好的践行港城互动发展的战略,我曾经提出依托内陆无水港,借鉴飞地经济模式,在内地打造一批内陆临港产业园区,以进一步加强天津港作为北方第一大港和北方经济出海口的战略地位。

当时,天津和滨海新区方面也不惜成本开启了南港建设,进而使天津港口功能客货分离,以有利于充分发挥不同港区的战略价值。

今天形势的天平显然进一步偏向了天津滨海新区。自贸区落地滨海新区,且从片区分布来看,自贸区对于天津滨海新区而言,不仅仅是一个经贸开放战略,更是完善滨海新区城市发展功能以促进滨海新区作为新区新城实现发展突破的战略支点,产业和城市的互动发展将是自贸区给滨海新区带来的战略价值增量的重要体现。

那么,天津和滨海新区如何用好自贸区这张牌就非常值得期待。在我看来,对内,可以实现产业在片区内集聚,化解片区内的建设存量;同时可以为滨海新区的产业结构调整和转型升级带来便利,在优惠政策的刺激下生产性服务业的落地可期;作为京津冀地区的重要开放口岸,通过开放带动京津冀地区乃至北方经济发展也是下一步自贸区决策者需要考虑的。

所以,从天津滨海新区的下一步发展来看,方向肯定是基于新区建设实现一个新城的崛起。而对这一新城的发展而言,港口和自贸区将成为两个核心战略支点,对滨海新区的经济规模、发展质量和区域影响力等实现根本性塑造。

那么,这两个战略支点能否发挥一下协同效应呢?为此,在日前参加清华同衡学术周的沙龙上,我提出天津和滨海新区方面或可以在原来天津港在内陆合作的无水港基础上,将自贸区的优惠政策安排前置到内陆地区,使得内陆省份即可以省去了单独申报自贸区的漫长历程,同时,使得以开放为要义和战略诉求自贸区战略在内陆一落地就是以开放为导向的,进而大幅度、整体性提升北方内陆地区的开放程度和区域经济转型升级。

这样一来,依托自贸区战略的南下、西进和北上,对滨海新区来说,其战略红利也得到了更综合的更大幅度的发挥。以此类推,上海通过自贸区可以沿长江西进,并北上和南下,福建自贸区同样可以向内陆辐射。中国全面开放的格局大势可期。

当然,“打铁还需自身硬”,对滨海新区而言,现在当务之急是如何实现自贸区战略、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国家级新区战略、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战略等多重区域发展战略对接和融合,以应对全球经济转型压力,以及内部的发展困境。

不过,在今天的发展态势下,边缘和中心的全球化表达正在发生变化,对任何一个地区的发展而言,都不可能完全通过区域内资源和要素的配备实现根本性突破,攘外必先安内,有一定道理,但在一个随时可能被弯道超车的时期,先内还是先外都是有局限性的,从一开始就需要内外结合,从微观、中观和宏观等多个维度来审视自身发展。

滨海新区将是本轮京津冀协调发展的战略红利最大获得者,但机会窗口不会为滨海新区一直开着。

在国家《京津冀协同发展规划纲要》出台背景下,方塘智库将推出“重塑京津冀”的系列分析性文章、调研报告以及举办多场沙龙,以推动规划纲要的实践落地。

注:本文为方塘智库原创内容,转载请获得授权,授权请联系:xufengchao@ftzhiku.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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